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张琨随笔 ，作者：张琨
医院排名，在中国医疗界是一个爱恨交织的话题。它曾是院长们的政绩风向标，也曾是患者就医的导航图，但近年来，随着排名副作用的日益显现，各种榜单或被叫停，或走向低调。
然而，这并不代表市场需求消失。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医疗资源分布极度不均的市场，“鸵鸟策略”解决不了信息不对称。我们不需要充满商业铜臭或引发恶性内卷的“座次表”，中国社会急需建立基于数据、导向价值、公开透明的高维度评价体系。
一、中国医院排名工作的“过山车”
中国医院评价体系的演进，也是市场话语权的争夺。可以从民间的野蛮生长，到学界的精英共识，最终回归国家意志的硬约束，粗浅划分为三个阶段。
1.民间探索期：艾力彼与“竞争力”的量化逻辑
我的老朋友EricChong庄一强最早引入“医院竞争力”概念，创立了艾力彼（Asclepius）开启了中国医院量化排名的先河。
2.学术定义期：复旦版与“声誉”的精英逻辑
由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高解春所长牵头推出的排行榜，确立了中国医院管理水平评价的“学术化时代”。
3.官方规制期：“国考”与“绩效”逻辑
2019年，国家卫健委启动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业内称“国考”），标志着评价权被收归国家。
从艾力彼的“算盘”，到复旦的“投票箱”，再到国家的“指挥棒”，我们始终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如何让评价真正回归到评价“医疗质量和服务品质水平”，服务“患者就医选择”的目的？
二、他山之石：全球评价体系的“升维”趋势
放眼全球，发达国家也都曾普遍采用医院评价排行榜的工作形式，我也写过文章介绍对美国四个医院评价体系总结和思考给国内同行参考。但他们现在都在经历一场从“线性排名”向“价值评级”的深刻转型。
美国：从“选美”到“扫雷”。
过去，《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的排名一家独大，但近年来遭到哈佛、斯坦福等顶尖医学院的集体抵制，理由是其指标诱导了错误的发展方向。取而代之的是CMS（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的星级评价。它不排第1名到第100名，而是给医院打1-5星。其核心不再是科研声誉，而是死亡率、再入院率、感染率等硬核质量指标。这给了社区医院获得5星的机会，只要它们足够安全、服务够好。
德国：结构化的“显微镜”。
德国不搞综合排名，而是强制医院发布《结构化质量报告》。通过法律形式，将数百个临床指标（如髋关节置换术的感染率、特定手术的年开展例数）公之于众。这种做法极其“高维”——它不给医院贴“好”或“坏”的简单标签，而是把判断权交给专业转诊医生和数据分析机构，倒逼医院进行专科化分工。
英国：去排名化，实行“准入分级”。
英国CQC（护理质量委员会）的做法也是值得借鉴。他们严禁搞排名，而是采用“卓越、良好、需改进、不合格”四个等级。这种“阈值管理”逻辑，消除了“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无意义的恶性博弈，鼓励所有医院只要达到标准，就是“卓越”。
三、对我国医院建立高维评价方法的建议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医院评价？我的观点是：要坚持做，但要换个做法。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应构建一个“去商业化、去线性化、去行政化”的新生态。
中国医院的管理水平正在从粗放走向精细，我们的评价体系也必须与之匹配。社会大众需要的是一张就医导航图，而不是一张光荣榜。建立高维度的评价体系，是让医疗回归本质、让良医获得尊重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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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方法：它的逻辑“数据驱动的综合实力”。通过医疗技术、资源配置、医院运行、学术影响力等维度的量化指标，通过自创的加权算法得出排名。
历史价值与痛点：艾力彼敏锐地捕捉到了市场对“座次”的渴望，尤其给了众多非顶尖地市级医院、民营医院展示的机会。但其早期的评价模型往往与“规模”（床位数、收入、门诊量）强挂钩。这种“大即是强”的暗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医院疯狂扩张、跑马圈地的理论背书，也因其商业化运作模式而屡受“竞价排名”的质疑。
核心方法：它的逻辑是“同行评议主导”。他们极其推崇美国《U.S.News》早期的做法，量化权重设计：80%看科研与声誉（同行专家投票），20%看科研产出（SCI论文与奖项）。
历史价值与痛点：复旦榜因为头部学术机构品牌的背书，极大提升了中国各大医院的社会影响力，但不得不说这是一场“顶流俱乐部”的游戏。它推动了很多医院对学科建设和科研的重视，但也固化了阶层。由于高度依赖专家评议的“印象分”，老牌名院即便临床服务退步，凭借庞大的专家基数和历史光环依然能稳坐钓鱼台；而临床技术好但科研弱、不会“混圈子”的实干型医院，很难在这个体系中出头。
核心方法：它的逻辑是“基于病案首页的质量画像”。这不再是排名，而更像是审计。通过CMI值（病例组合指数）、四级手术占比、微创手术占比、人员支出占比等55+个刚性指标，用一把“铁尺”衡量所有公立医院。
价值与痛点：“国考”是目前最客观、最去商业化的评价，它用CMI倒逼医院收治疑难杂症，用药耗占比挤压水分。但作为行政工具，国考关注的是“标准化”和“运行效率和质量”，“国考”的结果也主要用于公立医院系统的内部考核，社会公众难以窥见全貌，失去了对患者就医的指导意义。前几年也由于带来的头部医院内卷式竞争等副作用，取消了之前公布排名的做法。
态度上：保持战略定力，区分“监管”与“服务”
政府部门应继续深化“国考”，但由于官方排名的行政色彩太浓，建议“国考”结果主要用于公立医院运行绩效监测、机构/院长考核和财政拨款等目的，作为“负面清单”管理（主要看底线）。
同时，鼓励具备公信力的第三方学术机构（如国家级行业协会、顶尖公卫学院和医院管理研究机构），在脱钩行政干预的前提下，开展面向社会的“正面清单”评价（主要看卓越）。
方法上：从“综合排位”转向“专科/单病种评级”
彻底摒弃“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这种大杂烩式的排名。一家医院的眼科强，不代表心外科强。未来的评价应下沉到DRG组/病种维度。告诉老百姓：“治肺癌，这五家医院也是A级”，而非“这家医院总分排第十”。这能有效疏解大医院压力，引导做强特色专科。
数据上：依托客观数据，确保客观真实
过去排名造假，是因为数据是医院自己填报的。现在的评价，必须基于DRG/DIP医保支付数据和病案首页数据。这些数据经过了真金白银的审计，造假成本极高。用客观数据替代主观声誉，是评价体系走向成熟的标志。
机制上：建立“防火墙”，斩断利益输送
这是核心的红线。任何面向公众的排名或评级，必须在财务上绝对独立。严禁任何形式的“竞价排名”、“咨询换榜单”或“数据清洗费”。建议引入“双盲”评审机制，并对评价机构本身进行极其严格的信用监管。一旦发现利益输送，实行行业终身禁入。
维度上：引入“患者体验”指标
不要只看大楼和大专家。建议加大PROMs（患者报告临床结局）的权重。手术做完了，患者不仅要活下来，还要活得有质量（如术后疼痛感、功能恢复度）。这是高维度评价的人文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