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ELLEMEN睿士 ，编辑：Bela，作者：susu，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今年是美昕（小红书@美昕在香港）港漂第七年。
2019年香港科技大学硕士毕业后，她先后在香港经历了三个赛道：Web3、互联网大厂、创业......转折发生在2023年前后，高才计划放开，竞争者涌入，越来越多的港漂开始把考公作为自己的新选择。
几个月前，拥有永居身份的美昕通过了香港公务员体系入门考试，如今正在参加下一步的职位申请和遴选。
卷了一圈，港漂去考公
美昕学的是计算机与大数据技术，在香港工作将近七年，慢慢认清了这里的就业市场。
本地互联网行业长期作为金融等核心产业的附庸，缺乏科创基因。许多互联网大厂来自内地或国际企业的分支，但技术研发和创新岗位依然集中在内地，在港以营销、运营岗位为主，并且倾向于招聘本地人。而随着字节、阿里等越来越多的大厂来港，公司的“内卷”氛围越来越严重。美昕感到工作压力越来越大，身体渐渐吃不消，最后选择了离职。
Web3行业的发展稍好些，但薪资并没有想象中那样丰厚。从整个ICT（信息通信业）的报告来看，70%的毕业生起薪都在2万港币以下，工作5年才能拿到3万月薪的情况十分普遍。而3万月薪，仅仅是美昕心中“活得较为舒适”的底线。香港很多企业的合同制为一年或者两年，到期表现良好再续约，因此在这里很难有长期稳定的职业规划。
香港的传统优势行业是保险和金融。但2024年彭博行业研究就发表报告称，国际投行进一步裁员以削减成本，核心的金融业都笼罩在裁员阴影下。加之2023年“高才通”政策放开以来，更多内地人才涌入香港，好的岗位僧多粥少。
与这样的就业形势相比，对已经拥有了永居身份的人来说，香港公务员体系成了另一个选择。
香港公务员体系中，二级行政主任（EO）的起薪超过两万港币，政务主任（AO）的起薪高达六万港币。上升通道也十分明确，只要进入体系，达到一定的工作年限、满足晋升条件，就可以稳定升职。
蒂娜（小红书@Tinnna）是广东人，2024年港大文科硕士毕业。她曾在看似光鲜的拍卖行工作，经过日薪三百港币的实习后，最终拿到的offer只有每月一万六千港币，完全不足以支撑在拍卖行工作、置办体面行头的隐形消费水准，更遑论生活品质。
2025年，美昕和蒂娜都参加了香港公务员体系的入门考试：综合招聘考试（CRE）。CRE和“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BLT）”并列为备考公务员的敲门砖，无需身份就可以考试，一次考过，终身有效。
只有通过了这两门考试，才能参加不同部门和岗位的遴选，后续还包含部门笔试、面试，甚至情境处理、小组讨论等各种技能测试环节。遴选需要香港永居身份，但入门考试不需要，所以不少内地年轻人都会先拿资格、再等身份。
考公入门的CRE难度比较低。美昕没太准备也轻松通过，长期英文工作环境加上理工科背景，给她的笔试增添了很多优势。
香港考公上岸有多难？
香港本地人对考公的态度也有所变化。小怡是北京大学的港籍生，她在大二时就决定毕业后考公。
小怡认为，普通工作随时可能被优化，但公务员不会：“以前，大家都想着闯一闯；这几年，年轻人越来越追求稳定，考公的风评也越来越好了。”
然而，高薪稳定的工作注定门槛不低。对内地人来说，CRE只是敲门砖，在香港考公，还有其他的隐形门槛。
第一道隐形门槛就是粤语。虽然笔试题目以中文、英文为主，但考场指令全都是粤语。香港考场规矩严苛，水杯放在右手边，书包必须塞在桌子底下，计算器用于数学考试、在语文考试时拿出来就会被警告。
内地考生如果不懂粤语，很容易被当作违反考场纪律。美昕考试时，一个内地考生听不懂“向左走”“站在原地不动”等指令，做完题就提前离场，给监考官留下很差的印象，类似记录一旦存档，可能会影响后续遴选。
英语能力也是一个挑战。据小怡所知，多年来在北大读书的香港同学中，只有两人最终上岸政务主任，因为到内地读书后语言环境不够，英语表现反而不如香港本地生。“口语和写作至少要到母语水平才够用，换算成雅思是8到8.5分。”
更让内地人吃亏的是“不够local（本土化）”的成长背景。高薪岗位例如纪律部队、政务主任等，都要求考生对香港社会有深度认知，这部分知识是多数内地考生的知识盲区。美昕一个在港科大读公共政策博士的内地朋友便是如此，他专业匹配、履历亮眼，却卡在面试上，就是因为“不够local”。
遴选面试的问题会细致到“如何活化某个旧街区？”“某个基础设施项目为何停摆”，甚至追问背后的历史争议。“这些问题我作为香港人都未必答得上来，更不要说内地人。”小怡的香港朋友笔试与初面都表现出色，同样在最后一轮挂掉了。
从路径上看，一个内地人想进入香港公务员体系，几乎要以十年为单位来规划：在香港读书或工作，通过CRE与BLT等资格考试，等待满七年的永居身份，最后才有资格去争夺寥寥无几的正式岗位。
缩招、低薪，都抵不过稳定
然而，考公这条路也正随着大环境变得狭窄。根据公开计划，香港将在2027年前裁撤约一万个公务员岗位。另一方面，过去几年被讨论的公务员缺口，大多存在于低薪的执行类岗位，真正工资诱人、晋升通道清晰的职位，如政务主任、执行主任、纪律部队等，不仅数量少，而且录取倾向明显。小怡说，现在的港府更偏好有工作经验、即刻上手的候选人，应届生考取的难度比过去更大。
从官方“政府职位空缺”APP的公开信息来看，大多数公务员岗位的薪资也还是集中在2万至3万港币区间。这个数在香港撑得住生活，却难以支撑规划，更谈不上置业。
然而和其他工作比起来，稳定和上升通道明确成了不可替代的优点，“不管是两万还是三万、四万，需要的是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美昕说。
针对这段时间社交媒体上流传的香港考公热，蒂娜有非常冷静的观察：她认为这是移民中介在渲染焦虑。许多中介将香港营造成与内地不同的乌托邦，也借此贩卖焦虑和移民服务。
中介不会告诉你的真相是：不会粤语寸步难行、缺少认同感难以融入、收入水平不足以支持和内地同等水平的生活品质。这背后并不仅仅是语言、文化或生活方式的差异，而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整体错位。
作为文科学生，蒂娜在内地、香港的各个行业都做过实习，她的直观感受是：内地反而给文科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在内地大厂中掌握的市场知识、品牌管理、用户研究等经验，在香港反而成了“屠龙之术”。
她也观察到不少“优才”“高才”，明明在内地已经做到产品经理甚至业务负责人，来到香港后却发现没有地方可以接住这些经验，最后只能转向保险或地产销售。“在内地积累的那些能力，在香港很多时候是无法迁移的。”
因此，蒂娜最终回到了内地发展，进入深圳的互联网大厂。她之所以保留香港公务员考试这一个选择，是因为仍对香港未来的政策持观望态度。万一有一天，香港公务员的报考政策变化、机会放宽，或许她能比别人更快地上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