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大湾区评论 ，作者：经济观察专栏组，原文标题：《经济观察特辑｜2026年全球经济十大趋势展望》
01
美联储是否会被“特朗普化”？
推行“美国优先”经济政策的最后堡垒。
自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其对美联储施压不断，意图掌控美国货币政策的主导权。尽管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即将于今年5月正式结束，但特朗普近期却已等不及使用“两房”资金直接绕过美联储下场买债（MBS），并对鲍威尔发起刑事调查，以加快降息进程，从而在中期选举前用更低利率刺激经济，交出一份令选民满意的“成绩单”。总体来看，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基本已实现对美国贸易政策（“对等关税”）、财政政策（《大而美法案》）的“特朗普化”改造。至此，道路已然铺就，美联储的独立性成为其推行“美国优先”经济政策的最后堡垒。胜负之间，指向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前景：一旦成功，央行独立性名存实亡，将引发通胀失控、美债信用受损及美元资产定价逻辑等一系列变化。若结果败退，财政扩张与高利率的组合将使美国经济或在中期选举前面临衰退压力，或金融市场剧烈动荡。
02
主权至上、经济民族主义、文化保守。
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一个以意识形态为纽带、横跨欧美与拉美的“跨大西洋右翼网络”正在加速成型，并成为一股正改变欧美乃至全球政治、经济、外交格局的系统性力量。其秉持“主权至上、经济民族主义、文化保守”的共同议程，对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基础持普遍怀疑态度，尤其蔑视WTO等多边协调机制，这预示着一个更具冲突性和对抗性的国际环境。在经贸领域，跨大西洋右翼网络并没有形成类似欧盟的“共同市场”，反而强调本土制造和就业，各自筑起保护主义高墙。其中，美国以“对等关税”为首，大力推动“制造业回流”，欧洲右翼也要求缩短供应链追求经济自主。这意味着国际分工逻辑正从“全球配置”根本性地转向强调安全与控制的“本土优先”，这导致原本一体化的跨大西洋市场出现结构性裂痕。
2026年，美国的CPAC（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与阿根廷、匈牙利、意大利、法国的右翼势力的联动机制可能进一步常态化，共同输出“反全球主义”叙事。全球经贸规则在此影响下或将进一步脱离以多边融合与规则统一为导向的传统路径，加速滑向以“排他性”区域安排和“主权优先”为特征的“碎片化”新阶段。
03
来维持执政合法性。
当前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债务占GDP比重已突破110%的历史高位。与以往不同的是，传统的“财政审慎原则”似乎被彻底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服务于短期政治目标的“财政民粹主义”。这种趋势在美、欧、日三大核心经济体中表现得尤为剧烈，其本质是执政者为了迎合民粹情绪（如反移民、反通胀、反精英），不惜以透支国家资产负债表为代价来维持执政合法性。甚至近期在财政上最保守的德国，也在安全和增长的双重压力下，启用大幅扩大国防、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放宽举债的凯恩斯“工具箱”。
从财政与财务的可持续来看，这些国家在收入端拒绝加税，甚至在赤字高企时继续承诺减税。而在支出端为安抚选民又大幅增加迎合民粹主义情绪的补贴以及国防/产业政策开支，政府愈发像“无限责任公司”一样包办一切（安全、福利、增长）。然而，高企的债务和利息成本警告2026年可能是一个主权债务风险重估的剧烈波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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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已进入一个极为罕见的‘政策背离期’。
当前日本已进入一个极为罕见的“政策背离期”：一方面是财政政策的极度扩张（新安倍经济学/高市经济学），另一方面是货币政策的被迫正常化（日本央行已开启历史性加息周期，将政策利率上调至30年新高）。这种组合与2013年“安倍经济学”强调的“财政货币双宽松”有本质不同。其中，与安倍时期侧重公共基建不同，高市的财政扩张具有强烈的“经济安保”色彩，重点投向半导体、AI、能源自主及国防产业。同时，为应对加息对经济带来的压力以及日本国内持续的通胀，高市还推出了激进的减税和补贴计划（如暂停汽油暂定税率、发放负所得税性质的给付金）。尽管高市早苗本人是著名的“反加息派”，但日本央行在2025年底依然将政策利率上调至0.75%。日本政府通过发债维持高需求，这在加息环境下势必显著推高国债收益率，并急剧放大日本政府这一全球负债最重的主要经济体所固有的庞大偿债风险。这种“财政油门与货币刹车互搏”的状态，可能导致2026年日本宏观经济的剧烈震荡。如何平衡经济安保、民生维稳与金融体系稳定，将成为“高市经济学”面临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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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为可被‘开关化’的战略工具。
近期，委内瑞拉与伊朗接连出现的地缘政治动荡及内部政治压力，拉开了2026年全球能源版图大变局的序幕。长期以来，拥有全球最大探明石油储量的委内瑞拉、全球第三大石油储量国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控制者伊朗，与俄罗斯共同构成了全球能源版图中具备大规模出口潜力且处于“非西方阵营”的三大支柱。然而，一旦前两者发生政权更迭，或政策导向被迫倒向美国，将意味着全球原油供应国阵营将实质性地偏向美国及其盟友体系的控制或强力影响范围之内。
整体来看，特朗普政府或许正“有意识”地将能源战略嵌入其地缘博弈之中。能源不再只是商品，而成为可被“开关化”的战略工具。作为全球最大的产油国，美国通过制造或利用地缘动荡，试图进一步从供需两端强化对全球能源市场的主导权。2026年，全球能源格局或将由“多源分散”加速转向“美式主导下的可控分化”。未来无论是通过调动石油价格以影响能源消费国通胀，或是直接减少供给“卡脖子”，都将成为需要考虑与分析的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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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国家的货币主权构成严重挑战。
2025年初，特朗普发布《加强美国在数字金融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行政令（Executive Order 14178），标志着美国数字货币发展路径的根本转变。其一方面大力支持私人加密货币的创新与发展，尤其是促进“合规”美元稳定币的快速扩张；另一方面明确禁止政府建立、发行、流通任何央行数字货币（CBDC）。在当前全球134个国家（代表全球GDP的98%）正在探索且11个国家已成功推出CBDC的背景下，美国的做法与主流路径出现了明显的偏离。本质上，美国希望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优势以及区块链创新能力，让私人部门快速垄断新型数字支付基础设施，并通过稳定币实现美元的全球数字化。
进入2026年，随着关键立法《2025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CLARITY Act）的实质性推进，受美国政府背书的私人数字货币将加速融入传统金融体系，这种具有排他性的“美元数字化”扩张，势必将对其他国家的货币主权构成严重挑战，进而激化美国私人数字货币与全球CBDC（如数字欧元、数字人民币等）两大阵营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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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至国家财政与宏观金融安全的战略高度。
进入2026年，全球关键矿产（如锂、钴、镍、稀土、镓、锗等）的争夺已从单纯的商业资源博弈，上升为国家战略生存权的较量。尤其在全球AI军备竞赛、能源转型压力及地缘政治博弈三重叠加下，关键矿产不再是普通的工业原料，而是支撑未来科技主权、经济增长动能与国家安全的战略核心资产。关键矿产的开采、精炼与深加工正成为各国建立产业链闭环的关键。例如，七国集团（G7）在延续其2025年6月的行动计划的基础上，近期于财长层面专门召开会议，聚焦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并就降低对单一来源的依赖、探讨设立价格底线等政策工具达成协调。这标志着资源安全问题已从产业与能源层面，上升至国家财政与宏观金融安全的战略高度。
在此背景下，2026年全球供应链格局或将继续被深刻重塑，各国不再满足于原材料贸易，而是强制要求供应链环节本地化，或强力推动采矿、精炼等关键环节向本土及盟友国家转移。这种趋势或将导致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从效率优先的“大循环”加速转向安全优先的区域性“小循环”，重构供应链主导权和资源流向。因此，关键矿产价格预计将继续维持在高位且波动剧烈，并进一步加剧全球资源竞争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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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民众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
2025年，美国人工智能（AI）资本向大型科技企业集中的趋势进一步加剧，经济社会的分化正在不断凸显。一方面，靠近AI浪潮的阶层高歌猛进——高收入人群凭借股市回报的“自动增值”效应、在就业与收入上的“结构性优势”，以及政策环境对科技企业的明显倾斜，AI带来的红利被精英群体“收割”；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却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随着资源大规模向AI领域聚集，传统制造业的中低技能岗位面临被自动化取代或工资挤压的风险，居民生活成本持续攀升，消费信心与能力显著下滑。经济社会活力呈现出显著的“冰火两重天”局面。
2026年，随着资本回报率的持续摊薄，一旦AI商业化进程无法覆盖其庞大的算力成本，头部企业的缩减开支或金融市场的估值幻灭，将引发经济和社会层面的连锁效应。例如，企业大面积出清和股市大幅波动将对财富、消费以及就业产生冲击，导致本就脆弱的社会问题“雪上加霜”。
09
单边走势不可持续。
近期，德意志银行、摩根士丹利等多家国际投行基于出口韧性与美元走弱预期，预测2026年底人民币或升值至6.7左右。受此情绪推动，人民币兑美元自2025年末起呈现阶段性快速上涨。其中，2025年12月31日，在岸人民币收于6.9890，系自2023年5月以来首次收于7.0关口；进入2026年，升值势头不减，1月12日盘中最高触及6.9700，创下约32个月以来的新高。
然而，在全球地缘政治摩擦频发与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的背景下，必须理性看到升值与贬值因素实则并存。当前高度集中的升值预期，既容易让市场忽视客观存在的反向压力，也可能对市场情绪造成干扰。特别是在全球金融系统承压、贸易壁垒抬升的环境下，汇率过快单边升值并不利于经济与金融稳定。展望2026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仍将是常态，单边走势不可持续。市场不宜盲目押注单边行情，政策核心或将重点强化预期管理，确保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为货币政策赢得主动空间，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石。
10
筑牢坚实基础。
在供需两侧协同发力的政策驱动下，2026年，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有望从“供强需弱”加快转向“供需同强”的新平衡。
在供给端，政策重心已明确转向优化结构与规则，对“内卷式”竞争展开系统性治理。在产业层面，通过产能调控推动优胜劣汰，引导竞争向技术、质量与品牌升级；在制度层面，通过规范企业行为、纠治地方扭曲性补贴、破除要素壁垒，旨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下的良性生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已自2025年10月起实现连续三个月环比上涨，显示政策效果已初步显现。
而在需求端，系统性政策也致力于扩大与升级内需。近期围绕消费、投资、收入的一揽子措施，预计将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实质性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同时，通过政府对社会民生与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投资，有效带动社会资本、激活市场潜力。
总体上，“供需同强”的新平衡对外将重塑“中国制造”在复杂国际变局中的价格竞争力，对内则将有效推动市场价格与企业利润回归合理区间，促进企业盈利与居民收入形成良性循环，为经济结构转型与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