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百道网 ，作者：舒月
在中国紫砂史上，顾景舟是一座无法绕开的高峰。
这位1915年生于宜兴上袁村、1996年辞世的紫砂工艺美术大师，以“不圆而圆，不方而方”的艺术哲思，将一把寻常茶器淬炼成承载江南文脉与工匠精神的艺术瑰宝，被誉为壶艺泰斗、布衣壶宗。2015年8月，土生土长的宜兴籍作家徐风推出《布衣壶宗：顾景舟传》，这部唯一获得顾景舟家人正规授权的文学传记，甫一问世便斩获“中国好书”“中国最美的书”“第五届中国传记文学奖”及央视《读书栏目》重点推荐等荣誉，成为解读这位紫砂巨匠的权威文本。
《布衣壶宗：顾景舟传（修订版）》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作者：徐风著出版时间：2025年10月
十年后的2025年10月，恰逢顾景舟诞辰110周年，徐风携修订版传记再度归来。在宜兴市举行的顾景舟纪念大会上，这部新增4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万余字文献，首次披露顾景舟珍贵手札、日记、设计图纸与信函的修订版，引发文博界、艺术界、紫砂收藏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名长期扎根家乡、写出不同凡响作品、著述屡被译介国外的本土作家，徐风祖祖辈辈居住宜兴，对紫砂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感。曾经，2005年王蒙先生到访宜兴，点拨徐风书写紫砂，于是他先后创作《尧臣壶传》《花非花：蒋蓉传》《国壶》《做壶》等多部紫砂题材作品，被誉为“中国最会写紫砂的作家”。
这部耗时三年初撰、十年打磨修订的传记，背后是徐风与顾景舟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是一份对文化传承的赤诚坚守。“写顾景舟，不是写一个孤立的匠人，而是写一种贯穿百年的文化精神。”徐风在专访中坦言，十年间，他每年都去给顾氏家人拜年，这份超越功利的情谊，使得他在修订这部作品时，再度得到了顾氏家人的信任与支持，也让修订版中那些尘封已久的珍贵史料重见天日。修订版不仅补充了顾景舟“文革”时期的窑温记录、泥料配方、砂壶尺寸、信札手稿、晚年日记等关键文献，更在文字中深化了对“布衣风骨”的解读——顾景舟一生抟壶不超过1000件，其作品却能与吴湖帆、江寒汀等海上名家的笔墨唱和，能与齐白石的印章平等交换，但其一生清寒简素，前后搬了16次家，70多岁才拥有独立住房，这份“繁华看尽仍朴素”的特质，是徐风想要传递的思考核心。
授权之路：无利者的信任托付，
一场跨越功利的约定
2013年夏天，当徐风下定决心动笔写顾景舟时，他深知这件事的成败系于顾家人的信任。“顾景舟牵动的是整个紫砂江湖，他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上屡创天价，2014年一套《九头咏梅茶具》就以2875万落槌；2015年，《松鼠葡萄十头套组茶具》拍卖价为9200万。坊间各种功利性解读从来没断过。”徐风直言，没有顾家人的支持，任何关于顾景舟的传记写作都只是“隔岸观火”。
顾景舟家中，大小事务与先辈遗产的守护，全由其儿媳吴菊芬一手承担。“她守顾家大门守了几十年，低调而强势，为人直爽朴素，主事却极有主见。”徐风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吴菊芬的场景，吴大姐话不多，思维敏捷，眼神里满是对先辈声誉的珍视。之前，已有不少外地作者找上门，有要写顾老传记的，有要给顾老拍电视剧的，都被吴菊芬一一婉拒：“社会太复杂，我们看不懂，只好把大门关上。”
让徐风意外的是，从初次沟通到签下授权书，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签字那天，吴菊芬握着他的手，两颗眼泪突然夺眶而出：“我守顾家的门守了几十年，从来没有给任何人授过权。希望你从今天起，把老人家当成自己的长辈一样。”
“那一刻我眼睛一热，也有泪意。我心里清楚，这不是一份简单的授权，是沉甸甸的托付。”徐风后来才得知，顾家之所以同意授权，经过了家中多次商议、慎重考量。他们认为，“徐风之前长期担任宜兴市文艺界的领导，大家对他的“官声”是认可的；第二，他对紫砂文化有研究，之前写过《尧臣壶传》、《一壶乾坤》、《国壶》等作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在紫砂界没有任何利益纠葛。”
这一点，正是徐风最硬的底气。宜兴紫砂界号称有十几万人以此为生，大凡谁有什么动静，谁的手艺怎么样，谁是代工，大家都一清二楚，没有不透风的墙。徐风坦言，自己在紫砂红利的盛宴上没有一双筷子：“我在丁蜀镇没有开任何店铺，没有一文股份，家属子女也没有涉足紫砂行业，不会因为写作而偏袒任何一方，更不会借顾景舟的名气谋利。”这种洁身自好，让他以往的紫砂书写赢得了公平的口碑，也让吴菊芬大姐放下了心防。一文千秋，只有在紫砂界没有任何利益，才能写得客观公正。
虽然都是宜兴人，徐风却与顾景舟未曾直接谋面。他回忆，早年在宜兴市文化馆专业创作时，朋友多次邀请他去见“老头子”，徐风却因专注于小说创作而错过。“现在想来，当时确实错过了近距离接触他的机会，但也正因如此，我的写作只能靠扎实的采访和史料，不敢有一丝臆度。”这份遗憾，最终转化为写作的严谨与敬畏。为了还原真实的顾景舟，徐风花了一年多时间，遍访大陆和台湾地区多个城市，包括顾景舟的弟子、友人、亲属、粉丝近百人，积累了上百万字的资料、两本写满的笔记本，还有近300个小时的录音，写作的过程中，他坚持“一个观点、细节，要三个人印证才可信”。
比如顾景舟早年赴上海仿古的时间，常见的紫砂文献，说到顾景舟的上海仿古生涯，大抵确定在1936年。徐风通过多人回忆核对，最终确认准确时间是1939年。“那年他应上海古董商郎玉书之聘，到郎氏艺苑仿制历代名作，后来到标准陶瓷公司当技师，这段经历让他得以博览群书，临摹陈鸣远、邵大亨等大家的作品，鉴赏水平和工艺技巧都实现了质的飞跃。”徐风说，这种细节上的较真，既是对顾景舟的尊重，也是对那份授权信任的回应。
十年深耕：从史料挖掘到精神共鸣，
岁月沉淀的珍贵馈赠
“写顾景舟这样的人物，不能有半点马虎，写错了不仅书没有可信度，自己也会被人诟病。”徐风深知，紫砂江湖复杂，传记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经得起推敲。初版《布衣壶宗》出版前，他打印了多份稿本，征求专家、学者、紫砂界权威人士乃至顾氏家属和嫡传弟子的意见，有些反馈回来的“眉批”，非常珍贵；即便是初版出版后，他也并没有停止对顾景舟的研究，反而因为读者的反馈和新发现的史料，萌生了修订的念头。
而真正让修订版成为可能的，是十年间与顾家人日益深厚的情谊。“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了修订该书才去维持关系’，写完《布衣壶宗》，顾景舟真的成了我心目中的长辈。
这份不带功利的真诚，换来了意外的收获。当徐风提出想修订传记时，吴菊芬大姐欣然同意。2025年清明节刚过，徐风和《布衣壶宗》修订版责编张黎登门拜访，她早已有准备，从里屋抱出一个大布袋，里面装的是顾景舟一些从未公开的手稿、日记、设计图纸和信札，还有四十余幅珍贵历史图片，这些资料让修订版比初版增加了一百多页内容，也让顾景舟的形象愈发立体鲜活。
在这些新增史料中，最让徐风震撼的是顾景舟在文革时期留存的茶壶图纸和窑温记录、泥料配方。“‘文革’时他被指责干过伪保长，遭到批斗，双亲也在1968年和1971年相继离世，正是人生的至暗时刻。”徐风翻开那些泛黄的图纸，每一张都绘制得一丝不苟，壶体的几何构图、泥料的配比、窑温的控制，标注得清清楚楚，每一张下面都写着具体日期。“他跟当时的现实始终保持一点距离，私下里抄写紫砂典籍《阳羡名陶录》等，还在偷偷抄古诗、画图纸、记窑温，那种内心的波澜不惊，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闲庭信步，太让人敬佩了。”
另一个意外发现，是顾景舟晚年的日记。“里面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全是过日子的平常心。他或许相信自己的艺术会传世，所以所有落笔的纸片都会记着日期，哪怕是给年轻人写的推荐信，也会抄写一份存根留底。”日记里还记录了他对平凡生活的细致要求，比如喜欢吃刚好煮熟、带点筋道的糯米粥，妻子徐义宝就每天晚上泡好糯米，早上守着煤球炉熬粥，几十年如一日。“这些细节让顾景舟从紫砂的神坛上走了下来，他不是遥不可及的大师，是有烟火气、重感情的普通人。”徐风感慨道。
传记中有关1992年顾景舟与日本陶艺大师加藤达美的一段交往佳话也引人深思。加藤达美周游列国，见多识广，在日本以清高冷傲闻名，听说顾景舟是“中国紫砂泰斗”，特意赶来宜兴拜访。有人建议顾景舟把石瓢壶、提璧壶等代表作都摆出来展示，他案头却只放了一把扁仿鼓壶。加藤达美起初看到简陋的工作室还面露不屑，可当他看到那把高古浑厚、散发着绵绵浩气的扁仿鼓壶，以及工作台上整齐排列的百余件自制工具时，态度陡然转变。“他说‘我走过世界上50多个国家，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完美的工具，我简直想对它们下跪！’，还问，能不能拿一件，上上手。”顾景舟则平静地说：“做一把壶要一百多件工具，所有工具都是我自己做的，不会做工具就做不好壶。”这句话让加藤达美敬佩不已，也让徐风深刻理解了顾景舟的匠人哲学。一种极致的专业，源于对细节的偏执般讲究。
文心匠魂：文学化表达与精神摆渡，
让匠人精神照进当代
徐风认为，他写的是文学传记，审美性与真实性一样重要。他给自己的写作定下了一个标准：“贴着人物写”，让语言节奏与顾景舟的气质、心跳甚至呼吸保持一致。顾景舟走路慢，说话抑扬顿挫且音量不高，徐风的文字也随之呈现出“古雅、绵长，偶尔加快节奏”的风格，既让圈内人觉得专业，又让外行人能看懂。
将文学语言紫砂化、专业术语文学化——徐风为此花了大量心思。“比如做壶，不能只写打泥、制坯、烧制这些步骤，要写出其中的门道和精神。”他举例说，顾景舟年轻时别人做十把壶，他只做一把，但一把的价格超过别人十把。他从不沿街叫卖，始终大隐隐于市。上海古玩行的人劝他多做壶赚钱，他却答：“做壶的人发不了财，既然吃饭的钱够了，何必要多做？多做会出错，会辜负手艺。”晚年，面对满大街的仿品，他也从不生气：“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那些仿品跟我的壶根本没法比。”
这种自信，源于内心的强大，更源于“心手合一”的修行。徐风在传记中写道，顾景舟对自己的作品要求极高，早年与文人合作，时有佳话流传江湖。但到了晚年，他却说：“70岁前，我的壶上可以有别人的东西；70岁以后，我希望我的壶上一派天然光素。”他甚至直言“花花草草的东西，看见了就心烦”。在徐风看来，晚年他的境界还在往上走。这种转变是一种精神上提升与皈依：“他曾自信地说过，300年前出了个邵大亨，300年后就是我。邵大亨也是上袁村人，性格狷介，只做素器，不与文人墨客合作，也不与官府商人往来，不着一字，却尽得风流。这种风骨和顾景舟晚年的追求一脉相承。”
顾景舟的“布衣风骨”，在徐风的笔下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他是壶艺泰斗，作品被海内外各大博物馆收藏，1988年就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1994年，其参与设计、独立制作的“提璧壶”，还入选了中国邮政特种邮票，却始终保持着普通人的质朴。“他一生穿惯了上海60支棉的毛衫，生活简单到极致，对物质没有过多追求。”徐风说，顾景舟最反感别人把他的壶当“供壶”舍不得用，一把壶，匠人的手只完成一半，另一半要靠养壶的人来完成。爱壶的人用茶滋养，才能让壶的气质完全展现出来。这种“器物精神”，也是徐风想通过传记传递的核心。
作为土生土长的宜兴人，徐风深知家乡崇文重教的风气。在古代宜兴，一个男人如果没读过书，年满三十六岁才能进祠堂祭祖；如果识文断字，哪怕是三尺童子，也能自由出入祠堂，还能先于不识字的长辈磕头。这种风气孕育了宜兴深厚的文脉，也造就了顾景舟“学者型匠人”的特质。顾景舟博览群书，古文修养极高，在台湾接受采访时能随口大段引用《邹忌讽齐王纳谏》；他会唱京剧、懂英语、学过俄语，还多次抄写《阳羡名陶录》《阳羡茗壶系》等紫砂典籍，甚至主编了紫砂历史上第一本艺人专著《宜兴紫砂珍赏》。
在徐风看来，顾景舟钟爱“光素器”，追求“洗练无华、以气韵胜出”，这跟他气质里的六朝烟水气有内在联系。他的枕边书，不比当时的文人少。朱熹王阳明的理念学说，都是他精神上的强大参照。所以他创作的是文人茶器，跟文震亨的《长物志》、张岱的《湖心亭看雪》、袁枚的《随园诗话》，精神上都是一脉相承的,把它们放在一起,也是很搭的。他最后在同代所有的艺人中胜出，固然有时代的因素，最重要的，还是文化和人格的力量。
“即使不做壶，他也会是学有所成的教授、大师”，徐风这样评价顾景舟。而顾景舟的育人之道，同样让人敬佩。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先后培养了徐汉棠、高海庚、李昌鸿、周桂珍、张红华、沈遽华、潘持平、吴群祥、葛陶中等一大批优秀紫砂艺人，为紫砂行业输送了有生力量。他要求弟子“家里用的筷子、织毛衣的毛衣针，都要自己削制，练习做东西的手感”，这种对基本功的严苛要求，让弟子们终身受益。1991年，顾景舟还捐壶筹得二十万元善款，与徐汉棠共同成立了“顾景舟、徐汉棠教育儿童奖励基金”，希望能让紫砂技艺和文化精神传承下去。
对于当代人而言，顾景舟传记更像一面镜子。在人人刷存在感、拼命推销自己的自媒体时代，顾景舟与现实保持距离的淡定心态、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坚守，尤为可贵。“没有尊严的劳作，就没有良好的生活；没有水滴石穿的修为，尊严也无从谈起。”徐风在专访中总结道，无论是手艺人还是职场人，都需要追求那种“迷人的手感”，敞开来讲，即对生活的热爱，对专业的敬畏，对美的追求。
初版《布衣壶宗》十年间加印8次，修订版的问世，更是让这份精神传承有了新的载体。这部书的命运和顾景舟所代表的紫砂精神紧密相连，徐风希望做一个“摆渡人”，把不了解紫砂的人摆渡到彼岸，让他们懂得紫砂的美，更懂得背后的匠人精神。顾景舟的壶既是形而上的几何体，又是日常烟火气的茶器，兼具诗酒茶的雅致与柴米油盐的质朴，这种布衣质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张扬，却有力量；不刻意，却见匠心。
2025年深秋的宜兴，燃烧了几百年的窑火依旧袅袅，古老陶都的紫砂艺人们，还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发展。顾景舟离去已近三十载，诞辰已过百十年，但他的作品依然是紫砂拍卖市场的“定海神针”，他的精神依然激励着后辈艺人。一本好的传记不是简单的生平记录，引经据典，而是对一个人、一个行业、一种文化精神的深度挖掘与永恒传承。一个真正的匠人，不在于名气多大、作品多贵，在于坚守初心、追求极致，让手艺成为一种精神的表达。
顾景舟终身实践于这种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