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江宁知府 ，作者：印闲生
1月13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亲自公布了一则人事变动信息：驻美大使陆克文将于3月31日卸任，较原定任期提前一年。
陆克文是集政客、学者、外交官于一身的人物，他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曾被派驻北京，后来两度出任澳大利亚总理（2007-2010，2013），现为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
阿尔巴尼斯称，这一决定完全由陆克文本人作出；陆克文随后表示，自己将回到亚洲协会（Asia Society）担任主席，并兼任该机构的中国分析中心负责人。
历任澳大利亚总理、外交部长、驻美大使，官越做越小的陆克文。
尽管阿尔巴尼斯和陆克文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感谢话，但大家其实清楚，陆克文离职的真正原因是跟特朗普不对付。
陆克文于2023年3月起担任澳大利亚驻美大使，跟民主党政府关系良好，期间大力推动了美英澳AUKUS联盟。
不过在担任大使及智库负责人时，他曾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激烈批评特朗普，诸如称特朗普为“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总统”，“乡村傻瓜”（village idiot），“西方的叛徒”等等。
2024年11月特朗普大选胜利后，陆克文偷偷删除了这些推文，但梁子毕竟是结下了。
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美国的盟友们纷纷赴白宫求见，可作为铁杆的澳大利亚却始终没有排上档期。
一直等到2025年10月20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才终于约上特朗普，双方以共同开发稀土作为主要议题举行会晤——这样的外交进度显然是陆克文作为驻美大使的失职。
白宫会晤期间，特朗普当着阿尔巴尼斯的面公开批评陆克文，称“我不喜欢你，可能永远不会喜欢你”，让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至此，陆克文可能离职的传闻就已经被广泛讨论，所剩问题主要是物色新人选。
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稀土协议。特朗普说：“从今天起大约一年后，我们的关键矿物和稀土就会多到你不知道怎么用。”
陆克文是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中美关系评论员之一，也是西方战略界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
他研习中文三十余年，可以无障碍交流；执政期间积极与中国开展交往，被外界视为对华“开明派”。
2018年以来，面对中美关系剧烈起伏带来的全球大变局，陆克文先后于多个场合发表了评论和预测，并出版了《可避免的战争（The Avoidable War）》一书。
接下来以此为切入点，谈谈陆克文对中美关系的一些认知与评论。
1、未来十年的决定性因素
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的决定性问题即中国崛起与美国维系霸权之间的竞争。
因为两个超级大国尚未形成稳定的秩序关系，导致世界地缘政治进入一个“振荡期”，客观上造成了乌克兰危机、中东危机等一系列“涟漪”。
陆克文认为，2025至2035年是“振荡期”的关键阶段，而决定中美成败的核心因素有两个：其一是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其二是中国经济的荣枯。
陆克文作为西方建制派政治人物，支持拜登的“西方阵营”理论，反对具有孤立主义倾向的特朗普上台，认为后者将让盟友对美国的政策延续性产生严重怀疑，同时给中国带来破局良机。
陆克文讲了一个小故事。
2018年6月，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批评该组织对以色列存在“政治偏见”。
陆克文称这对中方来说是“天降的好事”，因为该组织是舆论层面最让中国头疼的多边机构之一。
换作拜登，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这样一块对华发难的阵地——美国于2022年1月重新加入，但2025年2月特朗普政府再次退出。
陆克文视频参加2022台北远见高峰会，与马英九共同作为“压轴嘉宾”。
针对中国经济，陆克文认为，假如中国能够在西方“去风险化”的大背景下保持高速增长，毫无疑问将极大坚定国内民众和“全球南方”国家对北京的信任。
不仅如此，还可以进一步影响欧盟、日韩等西方阵营成员的对华政策，迫使、吸引他们重新回到战略自主的框架下。
只要中国能够保持“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就拥有了跟美国开展战略竞争的底牌，反之亦然。
实际上，中国经济总量（以市场汇率计算）超越美国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外各方力量的一个重要预期，若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可能对人心士气造成很大打击，并直接影响中美战略竞争大局。
2、中美关系的演化
对于中美关系的演化，陆克文做了视角宏大的叙述。
美国建国之初，中国正处于繁荣强盛的“康乾盛世”，当时中国拥有全世界百分之十的土地、百分之三十的人口和近三分之一的GDP。
1784年，刚刚建国不到半年的美国派遣武装商船来到澳门港与清朝进行贸易，据说当时还有意与中国建立领事关系，但被乾隆皇帝婉拒。
1799年2月，乾隆去世；四十五年后，中美签署《望厦条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那时的中国已经遭受了鸦片战争的失败，开启“百年耻辱”，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
194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史先后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战略敌对，从1949至1972，时间跨度为二十三年；
第二阶段是战略接触，从1972至2018，持续时间差不多是第一阶段的两倍；
第三阶段是战略竞争，从2018年至今，前路迷茫，无矩可循。
陆克文认为，华盛顿对于中国的传统看法在2018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高层意识到，维持现状非当今中国之所愿，中国打算让美国离开东亚和西太平洋，并随着时间推移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
于是第一任期的特朗普政府采取了战略路线的紧急改变，将模式从“战略接触”迅速调整至“战略竞争”。
2018年10月，彭斯副总统在演讲中总结了特朗普政府应对中国挑战的新战略，宣示了全面反击的决心。
彭斯表示（大意）：“过去25年里中国一直在对美国冷战，美国却没有回应，此前历届政府进行了一场豪赌，期望将中国纳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但他们赌输了，留给本届政府一个烂摊子。”
基于上述认知，美国国内形成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战略共识：中国不再是一个可以通过长期战略接触来进行同化的伙伴，而是已经成为竞争对手，因此是时候从根本上调整美国的对华战略了。
从此之后，制定对华政策逐渐成为白宫执政团队用来“团结两党”的重要方式——这可能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唯一能够达成共识的事情。
不知是不是历史巧合，也就在中美关系走到临界点的2018年9月28日，中国超越苏联成为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攻打冬宫的油画。
3、认知鸿沟不可调和
最近几年，中国与美国之间潜在的认知差距越来越大，“西方式虚伪”“美式虚伪”“双重标准”等表述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中国正式场合话语体系中。
中国认为西方要将自己的准则强加到中国的行为上，却不曾以相同的准则来要求自己。
比如：中国从未强迫其他国家采用“中国模式”，军事现代化进程完全匹配国家目前的经济地位，可到美国嘴里就成了“扩张”“威胁”。
陆克文站在中方视角分析称，不要说中国目前没有高调宣布要改变国际游戏规则，哪怕真的有所表示，无非只是效仿了此前美国的行为罢了。
因为这种认知层面的巨大差距，使得不管外界怎么呼吁中美建立互信，都无法动摇任意一方的实际决策。
那如何解决这一现实难题呢？
陆克文的理念跟布林肯、沙利文等人类似，他在书中提供了一种名为“管理框架下的战略竞争”，希望中美建立一套具有稳定功能的、双方认可的限制。
两国政府通过私下沟通原则上“理解”——不需要公开支持——对方在关键问题上的红线，例如台湾、南海、东海、朝鲜半岛、网络空间等。
中美关系的悲观者认为，所谓建立“管控的战略竞争”是鸵鸟战术，目的仅仅是延后危机的发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战争的可能性。
陆克文驳斥了这种观点：让战争拖延到很久以后，有什么不对？既然无法根除矛盾，就想办法延缓。
通过构建一个中美相互威慑，同时也能够竞争性共存的模式，作为迈向下一个时代国际秩序的过渡。
延后战争不仅可以创造出更多的政治空间，还可以让双方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战略思维，为有朝一日达成长期、和平的解决方案争取时间。
另外，陆克文并不认可新冷战的说法，美苏冷战的典型特征是核对峙、在第三国开展代理人战争、微乎其微的经济合作，以及几乎为零的民间接触——这与当前的现状截然不同。
历史不会简单重演，而将走入一种新范式。
文章最后，引述陆克文的一段总结：
“我们正在处理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夹在一场辩论中间：一方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持续时间最长的民主政体，另一方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古老且持续未断裂的文明。
纵观中国朝代历史，每次强盛都是以强大、权威、以儒学治国为基础的，中国未来的国家强盛也不会依赖于西方的政治形式，而在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理念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