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将韩国的“穷途”视为对整个东亚的预警。东亚，不是地缘政治上的联盟，而是在共同的结构性困境和共通的文化氛围中彼此照见、互相砥砺的共同体。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路棣、黄修志，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
正如“内卷”一词从最初人类学概念的“内卷化”扩散到日常语境，借助大众传播而实现语义的流行化，类似“打工人”“社畜”等网络流行词也被广泛使用，一度成为青年群体在现实压力中表达情绪的出口。《坐困穷途》聚焦韩国，将此种话语实践置于更尖锐的阶层分化语境中，揭示了韩国人在“无限竞争社会”中的多重困境，同样是借助一套高密度的词语系统被表征、被想象，也被世代化的。
《坐困穷途：“无限竞争社会”的苦恼》是韩国作家、媒体人金敬哲的非虚构作品，相较于日文原名“韓国行き過ぎた資本主義「無限競争社会」の苦悩”，中文译名以更具诗意与沉重感的表述，替代了原名直白的“韩国”与“过度资本主义”。
从少年到老年，从教育到职场，全书前四章将个体的一生拆解为四个被困于“穷途”的阶段——“残酷的升学竞争”“日趋严峻的青年就业”“职场与家庭双重压力下的中年阶层”与“无法退休的老人”，引用诸如“代理妈妈”“88万元世代”“N抛世代”“大雁爸爸”“银色阶层”等一连串具有高辨识度的本土流行词。
在这里，语词起到聚拢作用，让分散的个体意识到彼此正被同一套规则形塑，虽然这种简化便于传播，让处于断裂中的个体可以自我指认、互相识别，但标签也让人更容易忽略其背后的推手。日常舆论和公共话语中的这些流行词常被理解为某一代人的性格标签与生活选择，无形中遮蔽了词语背后更深层的制度之困与结构之重。
《坐困穷途》则试图穿透这些标签的表层，将其重新嵌入到具体的政策与经济结构中，考察四个世代的命名方式如何成为韩国“压缩式发展”的历史后果，又在不断被引用和重复之中，参与塑造和再生产了世代特征本身。
二
何为“压缩式发展”？张庆燮在《压缩现代性的逻辑》《压缩现代性下的韩国》两书阐释了同义词“压缩现代性”的理论和实践困境，他指出，相比西方几百年的进化，韩国仅用几十年的爆发式经济增长就实现了社会转型，却仍在强化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以促成各种发展目标的实现，但也让韩国社会产生根本性的问题。
《坐困穷途》追踪了韩国“压缩式发展”的现代史：1948年建国以来，从“汉江奇迹”式的经济起飞、朴正熙时期的高压开发，到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再到其后几度政权更迭，韩国在短短几十年里走完了许多国家往往要用上百年才能完成的现代化进程，也在这一路疾行中层层累积了难以消化的结构性矛盾。
金大中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虽然能快速治疗金融危机“急病”，但也患上“严重的后遗症和慢性疾病”，这种疾病就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及社会阶层固化现象。韩国表面上是一个没有任何身份差别、阶层间可以自由移动的社会，但实际上是一个根据出生环境决定阶级的前现代社会，例如“汤匙阶级论”就凝聚着韩国社会的这种共识。
“金汤匙”“银汤匙”“铜汤匙”和“土汤匙”象征着不同的出身层级，原生家庭的财富与资源几乎预先划定了个体一生的轨迹与可能，在韩国，阶层跃升的希望愈发渺茫，机会平等的幻象之下，隐藏着一条由出身铸就的、难以逾越的鸿沟。
“汤匙”决定了起点，与之呼应的“N抛世代”则代表了众多普通人在这一结构压迫下的生存选择。“N抛世代”一词从较早的“三抛世代”演化而来，因经济窘迫最初只抛弃恋爱、结婚、生育，一路叠加到放弃工作、住房、人际关系乃至梦想，最终变为抛弃人生一切的“N抛”。
“N”是数学上的无限之意，也预示着世代经验中的无可再抛，在高房价、高学费、低工资与不稳定就业的重压之下，年轻人一步步缩减人生选项，“N”便成了这种窄化处境的一个简洁而刺目的标记。
“宜家世代”大多拥有出色的学历、丰富的资格证书与海外研修经历，他们就像瑞典家具品牌宜家（IKEA）一样，设计精良、功能齐全，因高性价比成为不少人的短期选择。“宜家世代”这一流行词进一步揭示了青年在“抛弃”众多选择之后仍要竭力“组装”自己的人生方式。
在就业市场上只能被短期廉价雇佣，被迫接受非正式职位、短期合同或低薪实习，为了在极少数“金实习生”“贵族实习生”的位置上占据一席之地，他们不断叠加“SPEC”（就业技能与资质），投入巨额时间与金钱考取各种证书、学习多门外语、参与海外项目，却在“高投入、低回报”的就业现实中徘徊。
作者提到韩国男性的一生叫“启—承—转—鸡”，起于残酷的升学竞争，承接着职场的不安与倾轧，在现实的挤压下人生急转直下，归宿竟是投身于遍布街头的炸鸡店创业大潮。这其实是对诗文结构“起承转合”的戏仿。
企业中的“四九开花、五四凋零”现象，意味着中年男性即便晋升至董事高位，也难逃50岁出头便出局的命运，而被体制抛弃的恐慌促使他们纷纷投身于看似低门槛、易操作的炸鸡店创业潮，炸鸡店仿佛是残酷竞争之海中的最后一块浮木。
浮木之下，是更深层的社会问题，韩国经济高度依赖财阀，导致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狭窄，难以提供稳定的就业与合理的薪酬。中年男性一旦从大企业“退休”，再就业之路异常艰难，社会对“狗大叔”的嘲讽更折射出他们在职场与家庭中权威的失落。
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劳动市场的僵化，以及文在寅政府虽意图改善劳动条件却未能妥善平衡的政策，都进一步将他们推向个体经营的悬崖边缘。
三
作者将“世代问题”首先还原为一个公共议题，它关乎我们如何为其命名，也关乎个人责任与结构责任如何从中得以界定。作为一种持续的语言现象，流行语的反复使用，又进一步固化了各代人“坐困穷途”的现实。
升学阶段，有围绕大峙洞补习街衍生出的“代理妈妈”，指称为子女抢夺教育资源进而专业化、职业化的母亲；“大雁爸爸”是那些留在韩国赚辛苦钱，把妻儿送往英语国家就学的父亲；而部分老人主动跃入数字浪潮成为“银色冲浪族”，试图重拾公共话语权……顺着这些流行词的脉络，作者为“穷途”的论述注入了由历史进程、政策导向与社会发展长期交织而成的时代纵深，使我们超越了词汇本身，洞见个体命运在看似中性的流行话语中被预设与限制。
与时间线并行，一代人的语言境况，同样与其所处空间背后的社会位置休戚相关。作者以“大峙洞”“鹭梁津”等地为例，描绘了这些区域在“结构”与“再结构”中持续衍生出复杂的社会关系与意义网络，由此凸显了本书从区域社会史切入的研究方法。
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历史并不是在抽象的时间轴上自然推进，而是特定地方的人群通过有目的的实践，将这些选择在空间中积累、叠加，慢慢凝固为一个区域独有的“结构”，这个结构反过来又不断塑形之后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与想象边界。同时，不同区域在这一过程上所处的历史阶段并不一致，“起步”较早的地区，此后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轮甚至多轮新的“再结构”阶段。
位于江南地区的大峙洞的崛起，便是一次以教育竞争为轴心的区域结构过程。江南在朴正熙时期的国家开发战略中被指定为重点新区，交通与住房设施快速铺开，加上名牌高中的整体南迁和“八学区”制度，让不少中上层家庭带着对子女向上流动的期待主动聚集于此，把一块普通区域锻造为一个以“教育热”“江南神话”为特征的空间。
在面积只有3.53平方千米的街区，密密麻麻分布了1000多家各式各样的补习班，“大峙洞青年”为了能够进入0.1%的上流阶层，在“教育特区”忍受着世界上史无前例的“私教育”洗礼。在这里，政策的风吹草动只会加剧内卷，大峙洞的辉煌无疑是韩国“压缩式发展”在教育领域的极致体现。
与之相对，在鹭梁津的“考试之城”里，围绕公务员考试与各类资格考试兴起了许多考生宿舍、补习机构和廉价餐馆，而当租金与生活成本在这一空间持续上升，原本支撑“考试之城”的低价网络难以为继，大批考生转向生活成本更低的新林洞，新林洞随之被再命名为“考生圣地”，而鹭梁津原有的结构则在局部瓦解，整个城南一带的考试图景由此进入新一轮的区域再结构之中。
即便处于同一个韩国当代的时间中，大峙洞、鹭梁津与新林洞也按照各自不同的区域节奏在运作，“教育特区”“考试圣地”的“结构”过程并不同步，但都共享着同一套“竞争社会”的话语模式，一代人的语言、情绪和生计在这些看似日常的空间运作与地名更迭中，被悄然安置到了各自难以脱身的位置上。
此外，书中还通过具体的居住空间加以呈现，半地下室、考生房、城郊廉价出租屋汇聚的是非正式劳动者、困在短期合同和考试循环里的年轻人，在这样的居住环境里，逼仄的空间与低矮的视线，似乎与他们对未来的预期高度重叠。
具海根在《特权与焦虑：全球化时代的韩国中产阶级》中分析了一个日益分化的韩国中产阶级，但《坐困穷途》则展示出无论是底层百姓为了实现阶层跃迁，还是精英阶层为了实现代际传递，所有人都无法逃脱竞争社会带来的焦虑，即使总统、外交部长、法务部长也为了子女教育而徇私舞弊。
四
作者借助详尽的调查数据，宏观铺陈了“内卷”“两极分化”“阶层固化”等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不断把镜头压低的叙事立场，贴近那些真正“坐困穷途”的具体人，呈现一个个真实的访谈案例，将问题折回到每一个姓名，每一段情绪。
比如，在讨论老年贫困时，作者通过“韩国老年贫困率高达45.7%、远超经合组织平均水平”“只有42%的老人能领到年金，且大多数金额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统计，更进一步还原了老年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挣扎。
塔谷公园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公园，如今已成为无处可去的老人们的日常栖身之所，其中一位受访的老人声称：“因为可以免费乘坐地铁，所以即使没有钱也能到这儿，顺便还能逛一逛附近的菜市场。”来这里的老人有的在下象棋，有的聚在一起聊关于政治和社会等热点话题，但大部分老人都孤单地坐在长椅上，免费公共交通本是一项社会福利，却也很大程度支撑了他们经济和情感双重贫瘠的晚年生活。
在描写拾荒老人时，作者保留了林奶奶的自述：“在家门口放这么多垃圾，会被邻居嫌弃的……不过时常给邻居带来麻烦，我也觉得很愧疚。”由于养老金制度残缺、劳动力市场对中老年人的排斥，将她推到了社会的边缘，同时内化为个人的“过错”。
在韩国社会福利体系尚未健全的当下，老龄化不断加剧，随着经济增长越来越缓慢，年轻人的负担明显增加，而这些无处释放的压力对外表现就是对老人的“厌恶”，网民们用“老人虫”“年金虫”等词语辱骂免费乘车的老年人，并指责“没办法提供生产力的老年人只会增加年轻人的负担”。
每周六下午，在首尔市厅前、光化门等地，可以见到这样一幅景象——银发人群手持太极旗，如潮水般聚集，因为每个人都手持太极旗参加活动，所以又被称为“太极旗部队”。他们高喊着“文在寅下台，释放朴槿惠”的口号，坚定的眼神中交织着愤怒与执着。
这些老人大多成长于韩国军事独裁时期或经济高速发展期，对保守派政权抱有强烈认同，然而，他们的示威活动已不仅是单纯的政治立场，其行为背后，是在一个飞速数字化、年轻化的社会里，深深感到被边缘化的失落与焦虑，于是，示威成了他们集体宣泄情绪、发出最后一点声音的方式。
当特定群体长期被排斥于公共话语体系外，他们积蓄的情绪可能作为社会稳定的隐性威胁因素，不仅加剧世代对立，更可能在某些社会矛盾激化时成为引爆点。面对不同世代共有的高抑郁率等心理问题，简单的排斥压制只会加深裂痕，真正需要的是将这些声音纳入公共关怀的视野，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疏导。这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一个健康社会应有的包容与担当，更是在韩国这个“无限竞争社会”亟待解决的事情。
正是这种从个体命运出发的写作立场，充分体现出作者对在“压缩式发展”与新自由主义逻辑下被挤压、被异化的世代个体的深切关怀与清醒的批判意识。
在本书第五章《加剧分裂的韩国社会》中，作者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文在寅政权时期韩国社会的深层裂变，展现了韩国试图摆脱“压缩式发展”和“新自由主义”路径时遭遇的现实困局。
文在寅政府高举“清算积弊”的旗帜，矫正财阀垄断与阶层固化，通过“收入主导型增长”等政策重建社会公平。但提高最低工资、全面打压财阀等举措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在落实过程中却不断碰壁。更严重的是，“清算积弊”从经济蔓延到政治领域，进步与保守阵营的对立被不断放大，并延伸至对日关系等外交领域，使韩国在处理内部危机的同时，又卷入外部摩擦之中。
《坐困穷途》原以日本读者为目标群体，如今译为中文，如朝鲜半岛在东亚一如既往的桥梁镜鉴角色，它虽未提供解决之道，但在韩国的内卷图景中，我们几乎不费力就能辨认出熟悉的影子，诸多现象在中国语境中都并不陌生。我们不妨将韩国的“穷途”视为对整个东亚的预警。东亚，不是地缘政治上的联盟，而是在共同的结构性困境和共通的文化氛围中彼此照见、互相砥砺的共同体。
对东亚来说，真正的现代化，应建立在对个体尊严、生命节奏与多元价值的尊重之上，而这，也正是《坐困穷途》一书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