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张琨随笔 ，作者：张琨，原文标题：《在逆流中未曾松手的国际友人！》
曼谷的空气里依然弥漫着那种特有的潮湿与热烈。
这是我连续第七年参加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在泰国主办的东南亚地区医疗公平行动大会。周围是熟悉的东南亚各国医疗健康体系的同行们。
坐在台下的，是CMB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如果你稍微检索一下这份名单，会被那一连串闪耀的头衔震撼：哈佛医学院前任院长、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前任局长，前NIH副主任……他们是美国医疗金字塔尖的“大神”，是规则的制定者，是学术的守门人。
但在我眼里，此刻他们有一个更朴素的身份：在世界碎片化的逆流中，死死拽住连接绳索另一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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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百年的友谊纽带
有时候我常想，什么是“长期主义”？看看CMB就知道了。
这条连接线，他们已经牵了整整110多年。早在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CMB之初，就怀着一个宏大的愿景将现代医学引入东方。美国医疗领域的顶级学者们前赴后继，把全球医疗的典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复刻到北京协和医院，从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那场盛大的落成典礼开始，这一百多年里，世界历经战火、动荡、冷战与复苏，政权更迭，主义变幻，但CMB对中国医学的支持从未真正断绝。
哪怕是在历史最晦暗的时刻，那根深埋地下的光缆依然在传递信号。如今，中国几乎所有顶级医学院校（协和、北大医学部、复旦上医、华西等）的科研项目、那些成为行业中流砥柱的医生培养计划，溯源向上，往往都能看到CMB的资源支持。这不仅仅是资金，更是一种科学精神的“血脉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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凛冬里的温情
作为CMB的学者，我亲历且深知这份支持的重量。
我常想起CMB前任主席林肯·陈（Lincoln Chen）博士。当年，当“互联网医疗”在中国还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新鲜概念时，是他以敏锐的视野赞助了我的研究，支持我和同伴在荒原上探索数字健康的未来。
我也记得现任主席和董事会成员对我们的慷慨。那不是礼节性的握手寒暄，而是真正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他们亲自带着我们这群中国学者，像导游一样穿梭在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埃默里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和住院部。甚至把我请到自己的家里，在她的私人聚会上，把美国最顶尖的医生朋友们介绍给我们。
在那样的灯光下，推杯换盏间，没有地缘政治的猜忌，只有医生与医生之间关于“如何治愈”的纯粹探讨。那是一种久违的、让人眼眶发热的“正常感”。
3
逆行者的勇气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几年窗外的天气变了。
在华盛顿的政治气压下，“脱钩”成了美国学术界的一种政治正确。我亲眼见到，许多曾引以为傲的跨国研究项目被迫中止，无数美国学者的实验室不得不与中国同行进行切割。在这个敏感的时刻，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对于这些身居高位的美国精英来说，不再是加分项，甚至可能成为被审查的“风险点”。
但他们依然来了。
这群坚信“医学不应有国界”的人，顶着巨大的阻力，像挡风的墙一样，努力为我们保留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他们在这个分崩离析的时代，依然固执地把我们带到世界面前，让我们看到不同类型的医疗体系，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同时也让世界听见中国的经验。
这不仅是友谊，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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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在低谷处修墙
看着这些异国友人的努力，我时常反躬自省：作为中国医学界的一员，我们在做什么？
有一种声音在蔓延：既然外部环境恶劣，不如我们关起门来自己搞。这是一种危险的短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医的发源地与最前沿的创新——无论是基因疗法的突破还是生物科技在医疗中的应用——依然集中在欧美。
承认差距不是自卑，而是为了更好地借鉴学习。为了造福大众，为了让我们的患者用上最好的技术，我们绝对不能因为全球环境的阶段性倒退，就赌气般地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向外看，依然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姿势。
同时，我们也要有自信向外走。中国的医疗场景之丰富、数字化应用之广泛，是全球罕见的试验田。我们的经验和技术，完全有资格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但在这个过程中，语言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成了新的门槛。
我们不能指望别人来读懂沉默的我们。我们需要用通用的语言，用对方能理解的逻辑，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尊重差异，理解多元，这是我们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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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那些抓紧的手
地缘政治就像季节，有春夏秋冬的轮回。
在夏天，繁花似锦，所有的握手都顺理成章，那时的链接不需要勇气。但在冬天，当寒风凛冽、洋流逆转，当所有人都把手揣回口袋瑟瑟发抖时，那个依然愿意伸出手，隔着冰冷的深海，死死拽住你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
掌心的勒痕很痛，提醒着这股拉力是多么真实，也多么不易。
谢谢CMB，在世界试图把我们拆散的时候，选择了不松手。这份最低限度的链接，或许就是下一个春天到来时，我们重建繁荣的全部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