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并非线性进步,而是范式替代的演进,其高效性源于对人性主观的压制与利用,但这台“知识机器”在狂飙突进时,常伴随道德危机,并可能已脱离人类的完全掌控。 ## 科学的非连续演进:从范式替代到演化隐喻 - 科学进步是“替代式”的,新范式的出现意味着旧范式的死亡,如同库恩所述,科学革命是世界观的骤变。 - 科学的演化更类似于生物进化,是“自然选择”下对环境的最佳适应,而非必然通向某个预设的绝对真理。 ## 知识机器的驱动力:非理性热情与铁律规则 - 科学前进的核心驱动力并非纯粹理性,而是科学家非理性的主观热情,这种热情驱使他们耗费数十年搜寻证据。 -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其核心规则(“铁律”)压制了人性中的发散思维,迫使科学家专注于枯燥的实验与测量,从而保证了共同体的持续运转。 ## 科学诞生的历史前提:压抑人性与剥离宗教 - 科学的诞生需要极度压抑人性,并完成与宗教作为知识来源的痛苦剥离,牛顿的方法论切割(专注数学描述而非终极原因)是关键一步。 - 科学提供了一种过滤主观的交流方式,让观点分歧通过实验和证据解决,避免了因思想分歧导致的直接冲突。 ## 技术的自主性与道德阴影:从工具到主宰 - 科学技术的狂飙突进往往伴随着道德危机,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AI威胁,科学本身从未承诺道德。 - 技术已生出自主性,如铁路和AI,它们不再仅仅是工具,而是反过来重塑世界和人类行为,导致权力从人类向机器转移。
2026-01-31 07:09

科学的狂飙突进,往往伴随着道德危机的阴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行业研习 ,作者:走南闯北的社长,原文标题:《王珊珊丨科学的狂飙突进,往往伴随着道德危机的阴影》


从2022年ChatGPT横空出世至今,AI几乎已经全方位渗透进我们的生活。身处真正实现“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回望:人类的科学技术究竟是怎样引领我们走到现在的。


哲学和美学的发展是一种共存式进程。23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踱步沉思的问题,2025年的人们仍在思考;500多年前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礼拜堂绘就的壁画,500多年后仍引人驻足观赏。


相较之下,科学发展则是一种替代式进程。库恩认为,科学并非是连续线性的积累,一个新范式的出现必然宣召旧范式的死亡。对科学家而言,这是世界观的骤变,是科学思维“突然的皈依”(《知识机器》,第一章),新旧范式下对同一事物的观点不再具有可对话性。因此,除了科学史家之外,旧范式下的期刊彻底沦为一堆废纸,不再引起人们的兴趣。300多年前牛顿无法预料,那座由他亲手铸就、曾屹立几百年的经典力学大厦,如今需向量子物理学让位;即便是绝世天才如他,也无法想象当下AI技术大行其道的盛况。


要接受库恩的观点或许并不难,只需自问一句:“我们真的比200年前更接近绝对真理了吗?”回答之前的迟疑本身,就已暗示了答案。长久以来,人们习惯将科学视作通往真理之路,我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科学演进必定是趋向于某一特定目标的——然而,库恩反问道:“我们需要这种目标吗?”在他看来,科学的演化更类同于生物进化:范式的胜利,实质上是“自然选择”下对环境的最佳适应,而非积极地通向某个预设的、唯一的真理。正如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疑,如果不设定一个设想中的、固定不变的真理,难道我们就无法说明科学的存在及其成功了吗?


无论这个终极的“真理”是否存在,也无论我们是否在靠近它,科学的巨轮,终究已驶至于此。


什么在推动科学前行?


主要存在两种主流观点。一是波普尔的证伪说,他主张“科学态度就是批判态度,不寻求证实,而是寻求决定性的检验。这些检验虽然永远不可能建立理论,但却可以反驳被检验的理论。”(《知识机器》,第一章)。由于没有理论可以真正被证实,因此理论诞生之初就意味着其被证伪的归途,而在证伪之前没有哪种理论比另一种更可信;


二是库恩的范式说,库恩认为“科学之所以能够取得改变世界的进步,只是因为科学家完全没有能力质疑学术权威。”(《知识机器》,第一章)。只有科学家对当下的科学范式抱有近乎盲目的信仰,才能忍受日复一日枯燥细致的常规科学工作;然而,正是这种对他者不予理睬的专注,往往会让科学家触碰到范式所无法解释的“异常”——“正是科学家对范式的信奉,最终把它推向了毁灭的边缘。”


迈克尔认为,上述两种观点虽然针锋相对,但似乎都预设了科学家是在某种既定的、理性的框架下推动研究。然而事实情况是,科学并非绝对客观、绝对理性、绝对真理的代名词。


尽管科学拥有一套包含严密计划、既定范式和变量控制的程序,但其创造者——人类,却永远无法将自身的主观意识完全剥离。也就是说,并不存在绝对纯粹的“客观”观察:无论是爱丁顿对自己所持理论的偏袒(甚至修改数据),巴斯德利用裁决击退论敌,还是受资助科学家对大型企业的利益倾斜——这些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科学的主观性。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悖论:为什么科学在无法摆脱主观的前提下,仍然蹒跚向前?


答案在于,恰恰是主观性为科学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动力。这种“主观性不仅流淌在那些亦是普通人的科学家的静脉和动脉中,还穿过了逻辑本身坚固而笔直的通道”(《知识机器》,第三章);正是这份执念,驱使着科学家们为了证实或证伪某个理论,甘愿耗费数十载光阴去搜寻经验性证据。因此,科学“必须容许人性存在,但同时要战胜人性”(《知识机器》,第二章)。


古希腊时期的诗歌、音乐、戏剧与哲学,无一不是出于对人性的表达与升华,而科学的成功,却恰恰在于其反其道而行——它靠压制的人性、压缩的修辞、缩窄的思想范围帮助人类取得了科学成就。何以致此?因为科学不仅是“一种陌生的思想形态”(《知识机器》,引言),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知识机器》,第十三章)。它的核心规则(铁律)保证了:无论具体的探索过程中充斥着多少主观的纷争与逸闻,科学共同体这一巨大的机器都将碾过杂音,持续运转,永不停歇。


这台机器与其源源不断的生产力,促使科学家们不得不放弃不断推测和争论的智力乐趣,转而投身于无趣的测量和乏味的实验。哪怕科学共同体的具体活动不在“解释的铁律”的管辖范围,只要当前范式不变,身处其中的科学家便只能怀揣着完全的信仰,日复一日地工作。尽管这些工作并不保证一定有成果,很多时候“它们就是不开花”(《知识机器》,第一章)。然而,科学家必须从这份工作中汲取热情。正是这种非理性的热情,支撑他们不辞劳苦,穿透谬误、谎言、偏好与社会声量的重重迷雾,找出一些真相,收集足够多的经验性证据。到证据充足之时,无论科学家个人抱有怎样的偏见或拒斥,最终都将不得不低头,承认新范式在预测力与解释力上对旧范式的必然替代。


既然这套机制如此高效,为何科学的诞生却姗姗来迟?其一,如前所述,“铁律”的本质是对人性的极度压抑;其二,则是科学必须完成与宗教的痛苦剥离。


在漫长的历史中,宗教曾是不可忽略的知识来源——尽管“宗教必须作为知识来源”这一观点在今天听起来荒唐可笑,但这却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未能突破,培根尝试突破,直到牛顿才终于做到的壮举。必须意识到,生活在亚特兰蒂斯的人们曾经认为押韵即为真理;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万物之所以有精妙结构是因为灵魂的存在,休厄尔认为地球的地质变化有赖于上帝的创造。直到牛顿,在知识逐渐世俗化的背景下,才敢于划出界限,主张先不去探究事物的“本质”或终极原因(即上帝的意图),而专注于数学描述。正是这种方法论上的切割,引得同侪纷纷效仿,科学才得以独立。


在科学惊人的效能衬托下,传统的人文主义甚至显得有些“悲惨”,“站在幻想的金门外,没看到什么收获,但通过低矮而可耻的经验之门后,却获得了很多财富。”(《知识机器》,第十三章),迈克尔认为,虽然将自然的分析与人文的创造力结合是极理想的境界,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几乎不可能实现。尽管美学偶尔能成为科学灵感的缪斯,历史上也出现过美学与科学结合的例子,但我们只能将其视为美丽的偶然,而非可复制的常态。


科学,或者“解释的铁律”提供了一种之前从未稳定存在过的交流方式,这种交流方式要求参与者尽可能地过滤主观想法——恰因如此,哪怕科学的范式斗转星移,参与者之间却仍能保持求同存异的状态,即使意见相左,科学家们也不至于陷入绝对的对立,当某一方败下阵来,也不会恼羞成怒,而是选择再做一次实验。“让我们的猜想……替我们去死吧!”(《知识机器》,第二章)波普尔如是说,也许这正是波普尔的企望所在:科学应当让人们不再为思维游戏产生的观点分歧,而付出肢体冲突甚至流血的代价。


实际上,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时期将科学与德性结合在一起思考的方式,解释的铁律并不限制科学家想什么,只限制如何去想。也正因为如此,科学的狂飙突进往往伴随着道德危机的阴影,从机械化浪潮对工人饭碗的掠夺,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生命的收割;从爱因斯坦对原子弹的担忧,到辛顿对AI发展的警告,在历史的漫长视角下,这些一次又一次的警示疾呼似乎注定要被这台机器无视。科学向我们承诺了经验性的证据,承诺了一个永续运转的共同体,但它从未向我们承诺过道德。


迈克尔在《知识机器》中追问的是“近现代科学是如何开始的”,然而身处当下的我们,或许更应追问:科学是否有停止的可能?我们现在仍然在追求科学,是出于依赖、向往?还是,我们根本已经失去令这台机器停下来的能力?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提到,“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是时钟”(《技术与文明》,第15页)。知识机器正如时钟的指针,周而复始,循环永动;而身为有机体的人类,却总是单向地奔赴死亡的终点。当机器的循环超越了人的生命周期,主宰权是否真正人在人类手中。


自从人类打磨出第一把石斧,我们便再也无法退回到“非自然”的伊甸园。布莱恩•阿瑟认为,无数技术的相互咬合构建出了经济。如果技术在一夜之间消失,经济实体也将随之崩塌。勒格同样指出,机械是一种残忍的转化器,它强行将自然力量转化成外在力量,形成不可抗的规则。比如,铁路与计算机,都是出自人类之手的创造,却反过来迫使人类围绕它们重塑世界。正如沃尔夫冈所言:“铁路不再选择嵌入景观,而是直接穿了过去。”(《铁路之旅》,第三章)。技术不再顺应自然,它创造了第二自然。


尼尔波兹曼认为技术垄断带来的幻觉之一是,让人们认为一切人类问题都有对应的科技解决方法,这种幻觉只会让人们进一步依赖技术。兰登·温纳更进一步指出,面对已经生出自主性的机器,只要它提出更新的要求,人们只会一股脑地跟随,不再停下来问为什么。这种自主性不是单纯的扩张,而是一种权力的转移——主体性正从人类身上剥离,转移至机器之中。以AI代写论文举例,作为客观性最高凭证的科学论文,如今正涌入大量的AI生成内容,最新研究甚至表明,审稿人已经无法判断文本背后是否真正有人类作者在场了。


机器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我们成功构造了一个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现代。我们想要构造一个以什么为核心的未来?


本次阅读书目


[1][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美]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M].曹东溟,王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


[3][瑞典]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技术陷阱: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动与权力[M].贺笑,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


[4][美]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M].杨海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美]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M].王克仁,李华山,陈允明,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6][美]迈克尔·斯特雷文斯.知识机器:非理性如何造就近现代科学[M].任烨,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


[7][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8][美]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M].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布莱恩*2012.


[9][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0][德]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M].金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频道: 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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