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复旦管院 ，编辑：王菲妮，责编：徐玉茹，作者：复旦管院
在公共叙事中，历史常被简化为英雄成败、人物恩怨、王朝兴亡等一系列故事。这种叙述方式清晰易懂，也更具传播力，但其代价是历史复杂性的不断被削减。
事实上，许多决定历史走向的力量，并不直接体现于人物命运或线性情节上，而是深藏于空间格局的演变、制度秩序的运作，以及历史书写所依附的立场之中。
如何跳出“故事陷阱”，重新理解中国历史的运行逻辑？如何在历史中读懂中国社会的底层逻辑？如何理解当下世界？如何在叙事中辨认事实，在共识中保持反思？
在近日举办的复旦大学EMBA同学会年会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姜鹏带来《历史的底层逻辑》主旨演讲，深度探讨如何像历史学家一样思考，理解中国历史的本质，理解中国社会的走向，在当今变乱交织的迷雾时代，锚定问题的本质，找到恒定的方向。
01
地理即命运？空间逻辑如何决定中国历代王朝兴衰
许多人将历史视为过去事件的集合，而这些事件又往往被简化为典籍中一个个孤立的故事。这是我们认识历史的第一个误区：忽视了历史演进中的空间维度。
以隋炀帝为例，隋炀帝即位后，逐步将国家政治中心东移至洛阳。《资治通鉴》称此举源于他对五行命理的迷信，认为都城东迁与其命相相符，这一说法也被后人反复引用。类似的解释，也常见于对隋唐大运河开凿动机的理解之中：人们往往将这项浩大的工程，与隋炀帝荒淫无道、奢侈腐败的形象联系起来，认为运河只是为了方便其南下享乐。
这类叙事生动、易记，却往往把历史简化为一组由人物命运和道德评判构成的故事，而忽略了中国历史的本质。事实上，历史并不仅仅是时间中事件的堆积，也是空间不断被整合、重组和重新分配的过程。
从空间角度看，洛阳的兴起可以追溯至北周武帝时期。在隋朝统一之前，中原地区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形成了以长安、邺城和建康为核心的多个政治板块。北周武帝在消灭北齐、统一北方后，为削弱以邺城为中心的原北齐核心区的政治影响力，采取了迁徙精英、摧毁旧都等措施。这一空间治理思路被隋朝继承并发展。
同样的空间逻辑，也体现在对开凿大运河的理解中。在统一王朝的尺度下，它首先是一项重构国家空间的基础设施。隋朝的统治范围，早已超出以往单一区域所能覆盖的极限，政治、经济资源分散于南北各地，长此以往政权运行必然迟滞。运河贯通江南、中原与北方，使原本属于不同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区域，被重新编织进同一个空间网络之中，这正是统一国家得以维系的物质基础。
扬州被提升为与长安、洛阳并列的重要中心城市，也不能仅以隋炀帝只顾奢侈享乐来解释。从空间位置看，扬州处在南北之间的过渡地带：在北方视角中，它属于南方；在南方看来，它又在长江以北。将行政与政治重心部分前移至此，既有利于控制东南地区，又能打散地方精英原有的社会网络，防止区域力量在原生环境中重新聚合。
将视野进一步拉长，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中中心城市的不断变迁，本身就是空间整合不断深化的轨迹。早期文明的核心集中在中原，随后政治重心西移至关中，再到东南地区的兴起，直至北京成为全国中心，每一次转移，都源于国家控制空间范围的扩大与结构的变化。
如果仅用线性的时间观念去理解历史，容易得出王朝更替、循环往复的结论；而一旦引入空间视角，就能看到另一条清晰的脉络。中国历史的核心动力之一，正是在不断扩展和整合复杂空间的过程中，塑造国家形态与治理结构。穿过道德化的历史叙事，才能真正理解历史发展的底层逻辑，以及国家如何在空间中成长与演化。
02
被“加戏”的武则天：以批判性思维应对历史的偏见
理解历史，关键不在于记住多少故事，而在于意识到历史从来不是对过去的中性复述。“怎么讲、讲什么”本身就是一种立场和选择，一旦进入叙事层面，历史便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文化中，历史叙事甚至承担着类似信仰的功能，它为价值判断、政治秩序和社会规范提供正当性来源。因此，如果缺乏批判性思维，只是把历史故事当作经验宝典或人生教材，往往不仅学不到真相，反而会被误导。
武则天“杀女夺后”在今天成为耳熟能详的故事，被反复引用，用来证明权力斗争的残酷，甚至被简化为“成功必须够狠”的人生箴言。然而，一旦回到史料层面，就会发现这个故事是在漫长的历史书写过程中逐步被“加工”出来的。
武则天在世时以及去世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最激烈的攻击文本中，也未出现她亲手杀女的说法。即便是最早提及其女儿夭折的史料，也只是记录了婴儿死亡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指控，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指向“谋杀”，更谈不上具体的行为描写。
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叙事不断被补充、细化。几百年后，史书中开始出现评价性的指控，却仍缺乏细节；再往后，故事逐渐变得完整、生动，人物的心理、动作、情绪一应俱全，看似合情合理，极富戏剧性。越到后世，叙事越成熟，也越符合读者对“权力阴谋”的想象。但恰恰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和事实的距离越来越远。故事的完成，并不是因为发现了新的证据，而是因为后来的书写者需要这样一个故事。
事实上，这种变化与书写者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宋代史学家在重塑武则天形象时，真正关心的并不只是唐代的一位女性统治者，而是现实中的政治问题：女性是否可以、是否应当进入最高权力核心。宋代多次出现皇太后以先帝遗命或祖制为由临朝听政的现象，现实中的政治焦虑需要一个历史参照，而武则天恰好成为最合适的投射对象。通过不断强化她的“越界”“残忍”和“非人性”，可以间接论证女性掌权的危险性，从而为排除女性于最高决策层之外提供历史依据。
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叙事成为情绪宣泄和价值表达的工具。对现实中女性干政的不满、对政治秩序失衡的恐惧，都被浓缩进对武则天的道德审判之中。武则天不再只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而被塑造成一种“反面原型”，用来警示后来者：一旦突破父权秩序，政治将走向失序。所谓“事实”，正是在这样的叙事需求中被不断重构。
因此，以批判性思维对待历史，并不是否认历史的意义，而是拒绝把叙事当作事实本身。只有在不断追问史料来源、叙事形成过程以及背后的现实动机时，才能避免被故事牵着走。历史真正能提供的，不是现成的经验法则，而是一种理解权力、秩序与人性的复杂视角。穿透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故事，历史才会显露出它真正的价值。
03
像历史学家一样思考，在迷雾中锚定本质与价值
那么，历史中到底有没有“事实”？如果有，我们又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叙事与故事中，辨认出哪些是值得相信、值得遵守、值得作为认知基础的东西？
历史学给予现代人最重要的思维工具，就在于学会区分“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事实陈述是对现实状态的描述；而价值判断，则必然包含评价、立场和取向。问题在于，当一种价值判断在特定空间中被反复确认、无人质疑，它就会逐渐失去“判断”的外观，转而以“事实”的面目出现。
正因如此，历史并不等同于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事情。我们所接触、阅读和讨论的历史，始终是对历史的认识，而非历史本身。无论是某一位历史人物，还是某一场重大事件，当它们被讲述出来时，就已经被纳入了特定的解释框架之中。
进一步说，历史本身是当下与过去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任何一次对过去的回顾、筛选和解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当下的需求与关切。面对无穷无尽的过去，我们不可能全盘接收，只能选择其中的一部分，并赋予它意义。而这种选择本身，就已经体现了立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我们对过去进行编年的时候，过去才有意义。
归根结底，语言无法做到百分之百客观地复原过去，几乎所有关于历史的陈述，其本质都包含价值判断。无论是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崖山之后无中国”，还是强调疆域合法性的“崖山之后是更大的中国”，它们都不是绝对的真理，而是基于不同立场、服务于不同目的的价值主张。只有在区分清楚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之后，我们才能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保持认知上的清醒。
这种能力，并不仅仅适用于历史研究。它同样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当下世界，如何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与观点。学会在叙事中辨认价值，在共识中保持反思，正是历史学能够提供的重要训练。它不是告诉我们应该相信什么，而是教会我们，在迷雾之中，如何锚定问题的本质，辨认背后的价值，并做出自觉而清醒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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