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江宁知府 ，作者：印闲生
作为老牌全球霸主，美国的外交经验非常丰富，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华盛顿决策圈就曾像今天思考对华关系一样思考过美苏关系，当时共出现过四套方案。
白宫及周围建筑俯瞰图。
1、缓和战略
缓和战略旨在与苏联建立稳定关系，延续二战前及二战期间两国的经贸与外交往来。
罗斯福总统是缓和战略的主要拥护者，在其战后规划中，美苏将以欧洲作为“战略缓冲区”，尊重莫斯科的大部分势力范围要求——这种思路其实已经体现在了《雅尔塔协议》里。
乔治·凯南曾批评罗斯福“对俄国本质及其外交历史不可原谅的无知”，并认为如果美国提早遏制苏联，中欧原本有可能摆脱莫斯科控制。
不管怎样，随着1945年罗斯福逝世和杜鲁门上台，罗斯福团队的大部分核心成员在1946年离开了政府。
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是坚持缓和政策的最后一位主要政治人物，他曾是罗斯福时期的副总统，也就是杜鲁门的前任，时任商务部长。
华莱士提出应承认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以换取苏联在经济上接受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1946年9月12日，正当美国国务卿伯恩斯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巴黎谈判时，华莱士公开呼吁：“我们越强硬，苏联也就会越强硬，现在需要的是美苏之间的和约。”
此举招致伯恩斯的强烈不满，他以辞职向杜鲁门要挟，表示“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国务卿”。
得到机会的杜鲁门毫不犹豫，立即解除了华莱士的职务。
2、孤立战略
以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国会共和党领袖，曾于1940年、1948年、1952年三度竞选总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虽然赞成对苏强硬，但反对美国过多介入国际事务，希望高举前总统胡佛倡导的“美国堡垒”旗帜。
某种意义上看，其理念跟特朗普的“西半球堡垒”有点像，只不过没有特朗普直白罢了。
与身处四战之地的国家不同，美国是一个有退路的全球霸权，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回到北美温暖的小窝继续“采菊东篱下”。
美国战略界长期存在一个“前线”与“后方”的概念，即西欧国家为对抗苏联的前线，美国和加拿大则扮演了一个全球海洋力量“大后方”的角色。
假如没有核武器形成的恐怖平衡，极端情况下海权力量有可能丢掉亚欧大陆，此时美国的底牌是依仗海军优势实施封锁禁运，英国和日本则是一西一东两个前沿基地。
3、遏制战略
1952年凯南赴苏联任大使之前与妻子、两个女儿以及两岁儿子的合影。乔治·凯南是美国著名外交家，“遏制战略”的提出者，被称为“冷战之父”。
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1.0”又称围堵政策，英文单词叫“containment”，意为隔离、隔绝、抑制。
根据它的发明者乔治·凯南的分析：与德国不同，苏维埃政权不是冒险主义的，莫斯科对使用武力的敏感度很高，在遇到强烈阻力时很容易撤退。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苏联政策的主要内容必须是长期和耐心的，坚定、警惕地遏制俄国的扩张趋势。
事实证明，凯南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准确的。
以1948至1949年爆发的柏林危机为例，美国实际上就参考了“遏制战略”的思想——用核武器作为阻止战争的威慑，实施战略空运并发起外交舆论攻势，寸步不让。
而苏联的表现也恰如凯南所预料，无论是三次柏林危机还是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均以苏方的部分让步告终。
简单来说，苏联跟二战前德国在使用武力这件事情上存在根本性不同，斯大林、赫鲁晓夫其实没有大家想象得那样强硬。
苏联几次动武都是针对“自己人”，比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阿富汗（本质上属于强行更换亲苏代理人），其海外用兵较美国更加谨慎。
实际上，今天一些西方战略家也在用这种思维来比较中国和俄罗斯，比如芬兰总统斯图布就曾称中国是一个“理性的超级大国”，俄罗斯则是一个“正在衰落的鲁莽力量”——普京已经反复证明了他敢于使用军事力量追求目标。
4、激进战略
有一种十分激进、不惜与苏联开战的激进战略也曾出现过。
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对遏制战略提出了挑战，并问道：“为什么不胜利呢？”
民主党候选人、时任总统约翰逊简单明了地回答说：“有核战争的风险。”
最终戈德华特在1964年大选中惨败给了约翰逊。
越南战争期间，约翰逊政府严格遵守了遏制战略，拒绝派出地面部队进入老挝切断越军补给线的建议，并与中国保持了秘密沟通和最低限度谅解。
当然，越战最终还是重创约翰逊和民主党，这说明“遏制战略”也需要考虑成本问题，持续高投入的遏制如果见不到效果，同样无法得到支持——2022年至今的乌克兰战争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拜登政府官员经常说“有管控的竞争”，本质上就是凯南的遏制战略。
综合四种战略不难发现，特朗普身兼孤立主义和激进主义双重色彩，而拜登显然是遏制战略的支持者，缓和派则早已销声匿迹。
某种意义上讲，拜登四年施行的就是“遏制战略2.0”，只不过根据现实情况做了一些改进和调整，比如设定一部分领域为“遏制领域”，另一部分为“开放领域”。
拜登政府希望通过构建军事同盟在地缘上压制中国，通过高科技限制等方式强迫东西方形成两套彼此不兼容的系统，以实现杀伤中国经济潜力的目的——这是标准的冷战遏制战略思维。
遏制战略比较追求长期性，需要几十年才能见效，而特朗普显然不是这种性格，他的任何一项政策都要立竿见影。
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融合了“孤立战略”与“激进战略”，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理解，在美国能够取得优势的领域采取“激进战略”，在美国不能取得优势的领域则采取“孤立战略”。
二者组合起来便组成了所谓的“美国优先”。
最近浏览了一些旧书，看到一篇题为“国际政治秩序与世界霸权”的文章，原文发表于2004年。
文章开篇处是这样写的：
“世纪转换前后，国际风云变幻万端，透过苏东剧变、欧洲一体化进程、北约东扩、东南亚金融风暴、科索沃战争、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朝鲜半岛核危机等一连串重大事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安定的世界。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没有大局落定的稳定局面出现，似乎也没有清晰可辨的未来走势，后冷战现实与人们的期望值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愈来愈大……”
以今天视角看，2004年是世界格局相对稳固、美国单极霸权特征十分明显的历史阶段，但在当时的人们眼中，同样觉得自己生活在“国际风云变幻万端”之中。
由此推演，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会觉得自己经历了“风云变幻”。
1990年前后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海湾战争，够风云变幻吧？
2000年前后的“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够风云变幻吧？
2010年前后的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阿拉伯之春、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也够风云变幻吧？
……
世界局势始终是在跌跌撞撞中前进的，从来没有一帆风顺过。
与拥有强大综合国力的中国不同，许多中小国家才是真正的“身世浮沉雨打萍”，所以一些发达小国才会紧紧抱住美国大腿。
实际上，中国只需要与美国维持一个“斗而不破”的基本状态，就可以保障亚太地区的繁荣发展，并使世界其他地区的热点战争不再扩大化——没有超级大国支持的地区战争掀不起风浪。
以历史经验看，中国比较好的策略仍是做一个应变者，把维护当前国际秩序的“消耗性任务”统统扔给现行霸权，这也是二十世纪初美国对付英国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