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生活月刊 ，作者：怀旧的，原文标题：《掬水为器，手印初生——写在民艺100年》
民艺思想诞生之初，“地方与东京”“民间与官方”“工艺与艺术”等二元对立结构泾渭分明。而今这些界限已渐趋融合，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元素的注入，社会结构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2010年，日本作家美帆受到令狐磊的邀约，开始了长达10年的《生活》写作之旅。通过书写，美帆将日本的手工艺介绍给了中国的读者，中日文化的桥梁在潜移默化里搭建。在这一过程里，我们也借由文字的书写，从彼此映照中深入了解手工艺真谛。
20周年回顾特辑，将从《生活》与日本作家美帆的故事开始讲起。
1994年，我初次来到中国大陆。那是一趟为期四天三夜的上海之旅。彼时东方明珠塔尚未完工，外国人也还不能使用人民币。尽管如此，我仍能从上海街头感受到一种蓬勃而深沉的能量。于是，同年5月接到前往上海、苏州、无锡、杭州、桂林等地采写旅游指南的邀约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被中国吸引，继而萌生了学习中文的念头。1995年，我已是同时为多家媒体工作的自由编辑，日程繁忙。我却毅然辞去所有工作，只身前往上海，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留学了一年。
当时，上海虽已建成东方明珠塔，但地铁尚未开通，与如今相比几乎可说一无所有。即便如此，人们依然生机勃勃地生活着——路边肉包蒸笼升腾的热气、满街穿梭的非电动自行车、从布满灰尘的汽车里传出的刺耳喇叭声，这一切都深深触动了来自东京的我。或许是因为这景象与我童年记忆中上世纪60年代的东京有几分相似，那份怀旧而生动的上海印象，至今仍铭刻在我的心中。
然而，自我回到日本并于1998年起担任《Esquire日本版》编辑以来，我通过新闻目睹中国飞速发展，见证了浦东的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我忽然意识到，再这样下去，那个充满旧日温情的上海终将消失。于是，2005年，我辞去《Esquire日本版》副主编一职，携瑞士籍丈夫与爱猫重返上海。也正是在那一年，《生活月刊》创刊了。
在上海居住的第一年，我刻意远离工作，在上海交通大学尽情享受留学生活。直到2006年恢复编辑工作后，我才首次接触到《生活月刊》。
最初购入的，是我至今仍留在身边的2006年12月第13期，封面是赵无极的水墨画。我在书报亭被它大尺寸的封面吸引，不由自主地购买回家。翻开阅读时，我更是惊叹不已——在版面设计上不仅大胆运用摄影作品，还根据不同栏目更换纸张，采用硫酸纸插页等工艺，同时广泛运用多种特殊印刷技术，并随刊附赠独立别册。这些编辑手法对于曾在东京从事编辑工作的我而言并不陌生，但能在中国见到如此豪华的月刊仍令我震惊。不仅如此，赵无极、蔡国强、徐冰等中国著名艺术家悉数登场的内容以及刊有卡地亚广告的封底，都让我立刻明白，这是一本高端杂志。
此后我虽未每月购买，但也时常购阅，沉浸于《生活月刊》对中国文化底蕴的深入挖掘。坦白说，在一开始，其印刷质量确实令人夸不出口，但随后，我便亲眼见证了其品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提升。当时，我自然不曾料到，我采访的奈良美智的作品，会在2014年登上《生活月刊》的封面。
我与《生活月刊》结缘共事，始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为迎接世博会、由旧法租界老洋房改建而成的新酒店媒体预展晚宴上，与我邻座的正是《生活月刊》的创意总监令狐磊。互相自我介绍后，我发现他对日本杂志如数家珍，其中包括我当时正好因上海世博会专题而合作的《Casa Brutus》，以及我早年执编的《Esquire日本版》。我自然也告知他自己是《生活月刊》的忠实读者。他便顺势说道：“那今后也为《生活月刊》写稿吧。”这就是合作的缘起。
尽管国籍不同、年龄各异，但我们同样热爱杂志文化并在此领域深耕。能够跨越国界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工作，这是几年前我在东京工作时未曾设想的展开。而我的名字，也作为特约编辑刊登在了《生活月刊》的版权页。
此后，我通过《生活月刊》推介了众多日本创作者。其中包括杉本博司、蜷川实花、千住博、石川直树、星野道夫、深濑昌久、细江英公、若木慎吾、川岛小鸟、奈良美智、名和晃平、上田义彦、筱山纪信、滨田英明等当代艺术家，此外还有柳宗理、深泽直人等设计师及各类艺术节。将日本多元文化传播至中国的工作，让我觉得意义非凡。尤其是对日本工艺相关的采访报道，对我自身的审美眼光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帆通过《生活月刊》推介了众多日本创作者
我虽长期从事编辑工作，但原本并非专攻工艺领域。在担任《Esquire日本版》编辑期间，我的专业范畴主要集中在当代建筑设计、电影及音乐等方面。当然，作为文化类杂志的编辑，我对民艺运动、柳宗理以及设计谱系中的重要陶艺家等都具备相应知识。然而，当我因《生活月刊》的工作而重新将目光投向日本工艺，试图向中国读者介绍日本的优良之物时，我才真正被那深邃而广博的世界所震撼——日本各地值得介绍的工艺竟多得难以计数。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再次认识到手工艺品蕴含着独特的魅力。尤其让我深切体会到的是，潜藏于我身体内部的无意识记忆正在被醒。
人们常说，手工艺品之所以能让人感受到温度，是因为它们蕴含着机器无法复制的质朴韵味，以及制作者倾注的心血。然而，总有些无法道明的别样感触，在我心灵深处轻轻摇曳。在匠人的工坊里，新削木料的清香、柴火燃烧的烟火气、捶打铁器的声响、手触泥土的质感——这一切都唤起了我童年记忆中的景象。而更令人心弦震颤的是，在那超越个人记忆的更深处，似乎有什么正在共鸣。我总觉得，那是被刻入DNA的记忆在发出回响。
几代之前的祖先们，想必每日都能见到打磨石头、捏土制陶、削木制器的场景，甚至亲手从事过这些劳作。当我目睹匠人工作的场景，或手捧手作器物时，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意——我猜想，这或许是工业革命前、机器尚未出现的时代所留下的基因记忆，在无意识中悄然苏醒，将我温柔地包裹在一种怀旧之情里。这种感受，与我1995年至1996年居住在上海时体验到的那种幸福感一脉相承。人似乎天生渴望回望身体内部所封存的古老记忆，并沉浸于那份惬意之中。
在如今这个人工智能（AI）能解答一切的世界里，身体的参与感正在全方位地逐渐淡化。但正因如此，我们才愈发渴望回到那个一切生活必需品皆由双手创造、身体与生活及物品近乎一体的时代。换言之，对手工艺品的珍爱之情，几乎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我们永远不愿失去那份“能用双手完成一切”的记忆。也正因如此，手工艺之于人类，始终是极其珍贵且不可或缺的存在。
在思考“工艺与人”这一主题时，我总会想起已故美浓陶艺家加藤孝造先生的一句话：“器物的原点，正是人类第一次用手掬水饮用时，那双手的形状。”
加藤先生是我为美浓烧专题采访的艺术家之一。他也是以“濑户黑”闻名的“人间国宝”。所谓濑户黑，是在窑温达1200摄氏度时看准釉料恰好熔化的瞬间，将器物取出急速冷却而形成的漆黑色陶器。与之齐名的黑茶碗是京都的“黑乐”，二者技法相似，但也存在明显差异——京都的黑乐以手捏成形、低温烧成，而美浓的濑户黑则以拉坯成形、高温烧成。濑户黑的技法一度在美浓失传，后由荒川丰藏先生复兴，并由加藤先生继承发扬。加藤先生的濑户黑作品，在茶道界被奉为最高级别的珍品。
加藤先生的工坊位于岐阜县可儿市的群山深处。沿着狭窄的乡间小路驾车前行，爬上坡道，尽头处便是一片被树林环抱的宽阔院落。院内散布着穴窑、拉坯作业的小屋等建筑，主屋则是一幢约二十年前从新潟县鱼沼迁移而来的传统日式民居。我们在那儿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而那句让我印象深刻意的话，是在采访结束、即将拜别时听到的。当时，地方政府的几位工作人员恰巧来工坊参观，其中一人问道：“老师，您所追求的茶碗究竟是怎样的？”加藤先生答道：“器物的原点，正是人类第一次用手掬水饮用时，那双手的形状。”
我在门口穿鞋时，那句不经意飘入耳际的话让我瞬间僵在原地。“理想的茶碗，是掬水时手的形状”虽是自古以来便有的说法，但加藤先生特意补充了“人类第一次用手掬水饮用时”这些形容。咦？那究竟是什么时候？人类诞生（开始直立行走）约在700万年前，而开始使用火种是在大约170万年前，难道是在这两者之间？这简直是要将人拽入遥不可及的时空深渊的话题。
此前，我早已多次被从事工艺创作之人对时间维度的独特感知所打动。例如，有人说：“通过修复500年前或1000年前的工艺品，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的技术与审美潮流。因此，我在制作时，也会设想500年、1000年后的人会如何看待我的作品。”还有人说：“100年后，购买者的孙辈带着需要修复的作品前来时，我希望能有人具备修复它的技术，使它继续被使用下去。因此，我想把技术传承给后世。”每当听到这些话语，我总因他们生活在与常人不同的时间维度而深感敬佩。同时，在这样的感悟中，我自身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然而，加藤先生所凝视的“时间”，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人类第一次用手掬水饮用时”——这已不只是关于形态的表述，而更像是一种哲学。倘若所有器物都是人类双手的延伸，那么，深入探究工艺之本质，便是追问“人是什么”这一终极命题。那一刻，我深深体悟到这一点。
什么是真实的存在（存在论）？如何思考才是正确的（逻辑学/认识论）？人应当怎样活着（伦理学）？人为何要追求美（美学）？加藤先生的一句话，带来了这诸多启发。我一直想着，下次见面时定要就此向他请教。然而，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我始终未能再见到加藤先生。2023年，他与世长辞，享年88岁。
在采访中，他还这样说道：“有时，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陶瓷究竟能为社会带来怎样的意义？这确实是个重大命题。不过，世事的发展谁也无法预料。首先应将这种思虑从脑海中驱散，专注于创作自己认为美的事物。这种美不仅限于形态之美。即便塑造出了形态，你的心意又寄于何处？切不可遗忘那些曾令自己感动的事物。重要的是，你在日常生活中珍视什么，又能否始终忠于本心。”
时而慷慨陈词的加藤先生手中，正握着他亲手制作的志野烧茶碗。他一边凝视着这个显然已使用过多次的茶碗，一边用双手温柔地将其包裹。这难道就是“人类第一次用手掬水饮用时，那双手的形状”吗？那双手中究竟封存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奥秘？一想到再也无法聆听他的教诲，我的心底便涌起了一股悲伤之情。
一方面，我从年长匠人处获得人生启迪；另一方面，自为《生活月刊》撰稿伊始，日本传统工艺老字号的年轻继承者们便开始推动一场革新——他们在恪守传统的同时，着力打造契合当代生活的新作，这些青年匠人同样予我深刻启示。其代表性团体当属京都的GO ON。该团体由六位成员组成，分别是细尾真孝（细尾/西阵织）、八木隆裕（开化堂/茶筒）、辻彻（金网辻/金属网编织）、小菅达之（公长斋小菅/竹工艺）、中川周士（中川木工艺/木桶）以及松林丰斋（朝日烧/陶艺）。
他们秉持着“让传统工艺匠人成为孩子们向往的帅气职业”这一理念，不仅积极与路易威登、迪奥等国际奢侈品牌合作，更主动开展与当代艺术、科技等不同领域的跨界合作，逐步打破了“在山间工坊里埋头钻研手艺”的传统匠人形象。
当然，当他们回到各自的工坊后，依然会沉心静气、脚踏实地地专注创作。但在坚守传统根基的同时，他们更以当代的审美视角，重新诠释工艺长河中积淀的智慧与思想，并主动以自身的语言向世界传递其价值——正是这样的努力，不断拓展着工艺的边界与影响力。我第一次为《生活月刊》采访他们，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此后，我们之间的对话一直持续至今。在此过程中获得的若干观点，可归纳如下：
“工艺，是人类取自然之物为素材，运用双手创造出令生活更加美好、更加优雅之物的行为。为了盛放食物而制作器物的行为，孕育出了陶瓷与漆器；通过加工身边木材，衍生出各式木器；衣物则始于将兽皮树皮裹身御寒的行为，在追求功能与美的过程中，逐步演变为丰富多彩的染织技艺。无论哪一种，都在与自然共生的过程中缓慢而稳步地发展，其中深深蕴含着人类本能的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美的追求。‘想要创造美的事物’‘渴望生活在被美包围的环境中’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欲求。正因如此，工艺才得以延续至今。换言之，探索工艺的本质，与探问‘人之本质’是相通的。”
“在以标准化与效率化为根基、以经济合理性为核心的工业革命之后，那些难以被纳入其框架的工艺，长期被视为无用之物。直至数十年前，工艺界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织造者固守织机，陶匠专注窑火。但如今，在艺术、建筑、时尚、经济、哲学、科技等众多领域，重新审视工艺价值的浪潮正同步兴起。以人手造物为核心的工艺，蕴藏着与自然共生、杜绝浪费的生活智慧，更包含着对美的追求、自由精神、多样态度的包容。这些正是理想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根基，无论科技将世界带向何方，这些本质价值都必须延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并思考如何将这些价值融入当下与未来的世界。”
“工业革命后建立的工业生产体系，以标准化产品的大规模制造为基础。在追求廉价商品量产的过程中，所有无法被标准化的元素都被系统性地排除。为了极致效率，工业往往只选取材料中最易加工的部分，而将其余悉数舍弃。与之相对，工艺制作由匠人亲手完成，他们充分尊重并挖掘每种材料的独特禀赋，因而每件作品都具有不可复制的个性。匠人会悉心观察材料的每一处肌理，追求物尽其用，将浪费降至最低。若以人类社会比拟，正如高矮胖瘦、四肢长短各异的人们都能彰显自身价值那样，工艺也蕴含着包容万物的多样性。”
“意大利设计师恩佐·马里（Enzo Mari）曾说：‘匠人的手中自有智慧。’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匠人，也适用于乐器演奏者。我甚至认为，那些能从匠人作品中感知到深层意蕴的使用者，他们的双手亦复如是。我们的双手能直接体察材料本质、感受孕育材料的自然力量、领悟匠人的审美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人类最精妙的感知器官。在数万年进化历程中，人类正是通过持续运用双手才实现文明演进。如此想来，诞生不足百年的数字技术确实无需畏惧。传统工艺的根基深植于漫长岁月的积淀，即使刻意破坏也难以动摇其本质。相反，若能巧妙融合尖端科技，这双手还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持续进化。工艺正是具备如此深厚的包容力与宽容度。而耐人寻味的是，越是深入探索科技，我们就越能看清工艺的本质，进而理解人类存在的意义。传统与数字、工艺与工业，并非简单的优劣之选。在当今时代，它们犹如光与影，唯有相互依存方能成就完整的图景。”
2025年恰逢柳宗悦提出“民艺”思想100周年。虽然人们的生活方式已与当年截然不同，当今社会和生活的背景也已迥异，但他们正试图将这一思想作为普遍根基，同时以更创新的视角来孕育新的工艺思想。这当然不是简单地回归原点或复刻过去。他们努力从一切被效率所支配的社会中挣脱出来，寻求与工业及尖端科技的良性共存，并尝试将“人们为美丽生活而践行的工艺化生活方式”塑造为社会的标准形态。
民艺思想诞生之初，“地方与东京”“民间与官方”“工艺与艺术”等二元对立结构泾渭分明。而今这些界限已渐趋融合，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元素的注入，社会结构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在此背景下，真诚直面现实境况，深入探寻工艺的本质与工艺化生活的真谛，显得尤为重要。
截至目前，我为《生活月刊》撰写的文章已接近百篇，其中采访最多的，是从事传统工艺的人们。每一次倾听他们的讲述，我都不得不再次思索“何以为人”“何为美好生活”这样的根本性问题。这正与《生活月刊》一贯向读者发出的提问相呼应。今后，我仍愿与《生活月刊》同行，在这条探寻答案的道路上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