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刀锋时间 ，作者：L，编辑：|程迟
“人们每天都在清扫看得见的垃圾，却对那些在心里腐烂的痛苦视而不见。”这句来自深夜急诊室的感慨，是姜涛33年精神科职业生涯的注脚。
作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姜涛在出版的新书《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中，记录了这些年看到的许多人无法言说的精神痛苦。
从20世纪90年代初对精神医学的抗拒与挣扎，到今日对心理健康的深刻理解，姜涛医生的价值观念转变轨迹，折射着整个社会对精神健康认知的变迁。
从拧巴到理解
1992年夏天，姜涛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安定医院。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一直以为安定医院就在安定门附近，等到报到时才发现，医院坐落在德胜门一条胡同里。
（受访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姜涛）
“那是一个特别小的院子，跟我们实习的大综合医院完全不同。”姜涛回忆起来，仍能感受到当时的失落，“精神科的工作模式、病患的类型，与我预期的医学工作截然不同。”
姜涛刚到安定医院工作的年代，精神医学在社会中尚处边缘，90%的住院患者被统一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精神疾病与心理问题混为一谈，药物治疗选择有限，且副作用明显。
“那时候，人们更多关注物质和经济生活，对心理健康的要求不那么明显。”姜涛记得，与他同期的心理专业毕业生，包括北大、北师大的学生，几乎都转行了，“当时觉得心理需求很弱，在医院里根本没有心理治疗的这种需求。”
姜涛也试图离开过这个领域。他曾向多家综合医院投递简历，但因赔偿金问题未能成行。“按合同规定，提前离职每年要赔3000元，而我当时的月薪只有一百多元。”同时，他还考虑过进入药品公司工作，可思来想去，他觉得，“向人家推销药物”显然不符合他的性格。
转折发生在他工作的第五年。一名叫吴莉的女大学生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轨迹。
吴莉大一下学期开始出现精神异常，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在与她深入交流后，姜涛发现她的症状与情绪波动密切相关，“她分析自己的症状时逻辑性强，情感也没有典型精神分裂症那样淡漠。”
更深入的了解揭示了她的家庭背景：父母在她高考前一年双双下岗，卖掉了祖传戒指才凑够第一学年的学费。懂事的吴莉一进大学就开始勤工俭学，最终情绪崩溃。寒假时，她整天闷在屋里；到了暑假，就像是换了个人，嗓门亮堂，精力充沛。
姜涛判断，吴莉更可能患的是双相情感障碍，而不是精神分裂症。经过与上级医生一周的软磨硬泡，他终于调整了治疗方案，采用电休克治疗和药物调整相结合的方式。治疗成功后，吴莉的父母告诉姜涛，他们原本已买好老鼠药，打算“一起走”。
正是这次经历，让姜涛第一次真正认识到精神医学的意义：“挽救了一家人，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很有价值的事。”
治疗病症之外，也在疗愈人心
随着精神医学的发展，姜涛的工作方式也经历了根本转变。
90年代初，他跟随上级医生开药，来来去去就那几种传统抗精神病药物：氯丙嗪、奋乃静、氟哌啶醇。这些药物虽然能消除幻觉、妄想，但副作用也明显，“病人吃了以后，是，幻觉、妄想消失了，但人也木了。”
姜涛回忆自己报到那天遇到的第一个病人：“他是被家属一边一个搀扶着、哆里哆嗦地出院的。护士问医生‘疗效填什么’，医生就说填‘痊愈’。可是，这样的人现在肯定不会被评估为‘痊愈’。”
在精神科工作的头几年，姜涛的主要关注点是“治疗病”，消除症状是第一要务。但随着临床经验积累，他发现仅靠药物治疗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有段时间就发现，你觉得一个很好治的抑郁症，典型的‘三低’症状，应该吃点抗抑郁药就好了，却怎么都治不好，好几种药合用都不好，症状根本不消失。”
这样的病例促使姜涛开始挖掘病人症状背后的根源。“有时得反复三四次，并让陪伴的人都去外面等候，患者才慢慢透露出自己有什么难言之隐。你得把潜在的根源问题帮患者解决了，或者起码帮患者缓解一部分。”
他曾治疗过一个孩子，父亲是“凤凰男”，对孩子要求极高。“这孩子不堪重负，只要父亲在，就哆嗦得不行，什么也做不了，饭也吃不下去，学也学不进去。孩子多次尝试自杀。”姜涛建议父亲暂时搬出去住，以物理隔离的方式减轻孩子的压力，“解决了应激源，这孩子马上就有所好转了”。
治疗理念的转变反映了整个精神医学领域的发展方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精神科医生开始重视‘治疗人而非治疗病’。”姜涛说，“至于是不是每个医生都能真正做到，就很难说了。”
他提到一个曾在牛津大学数学系就读的高材生病例，患者的母亲能精准复述每篇顶级期刊论文的结论，却从未问过儿子：“那些声音出现时，你希望我怎么做？”
姜涛解释，这种转变的背后是有复杂的因由的：“所有病人的致病原因都是多维度的，有生物学因素，有社会因素、家庭因素以及成长教育的因素。即使有生物学的风险，后天有良好的环境支撑，可能就不发病；反过来，即使没有家族病史，不良环境同样可能导致精神疾病。”
精神健康的认知与诊疗道路，依然漫长
姜涛观察到，近年来精神健康问题正在向更年轻的人群蔓延。
“在2016年以后，就医的年轻人明显增多。”他每次出门诊时，挂号的40个患者中，有12到15个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而且发病年龄越来越小了，过去是上高中后，16～18岁的多，现在有不少是12岁左右。”
他分析这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在信息化社会，特别是智能手机出现以后，人的社交圈子、信息来源都大大扩展。在这种条件下，人所面临的压力、应激和竞争增加了。”
青少年面临的挑战尤为明显。“过去15年以前，各种不上学、不适应的病例是比较少的；而现在近10年中，这些不上学的病例特别多。”
他描述了一个典型病例：“那小孩每次一上学，一到学校门口就跟家里头打仗似的，家里人让他下车，他在车里就不下，能在车里战斗很长时间。最后，即使下了车，扭头就跑，也不进学校。即使能够接受勉强去学校的，在那上课也听不进去，不停地哭，哭到一定程度就拿钢笔刀、铅笔刀划手。”
姜涛认为，社交媒体的普及和社会竞争的加剧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社交能力好的人获取资源的机会较大，而社交能力差的人获得资源的能力就比较弱，这种落差可能使他们（社交能力差的人）更回避社交，形成恶性循环。”
面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增加，姜涛的治疗方式也在调整。“首先是通过药物缓解焦虑抑郁情绪和睡眠问题，然后通过正规的心理疏导和心理治疗，缓解对学校、人际交往、学习和考试的恐惧。再一个是做家庭治疗，指导家长怎么去鼓励、引导而不是逼迫孩子。”
除了患者年轻化，姜涛还指出中国精神医疗资源分配的另一个问题：社区康复系统的缺失。“在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患者出院后会有社区康复机构衔接。而咱们基本是完全回归家庭，家属的负担非常重。”
（图/小红书）
这种情况导致了一种被称为“旋转门”的现象：出院的病人过一段时间又回来住院。姜涛说，建立完善的社区康复系统是当前中国精神健康服务亟须解决的难题。
在长达33年的从业经历中，姜涛更是见证着社会对精神疾病态度的变化。“识别度高了，对精神疾病包括心理问题的识别度，在近10年中提高了很多。”
在他的观察中，过去很多躯体化的疾病，如心脏神经官能症、过度换气综合征等，患者往往在综合医院辗转多年，浪费大量医疗资源后才转到精神科。“现在很多医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一旦发现有心理因素的苗头就及时转诊到精神科。这种转变提高了诊疗效率，节省了治疗和诊断的时间。”
然而，病耻感仍然存在。“宁可自己花钱也不用医保的情况还是有的。其实根本没必要，并不会因为你使用医保就知道你在哪个医院看的什么病。”
他回忆起一位放弃治疗的母亲案例：“一个孩子特别小就得了儿童期起病的精神分裂症，母亲一看孩子那样，突然离家出走了。父亲带着孩子来看病，母亲杳无音信。”
面对病耻感和不科学的治疗方法，姜涛的建议是，“长时间的心理压力，紧张焦虑，包括睡眠问题，千万别回避，要面对。先到专业机构做评估，看问题出自心理层面，还是精神疾病。”
他反复强调早期干预的重要性：“很多疾病如果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都可以获得很好的结果。关键是很多人可能就不及时来就医。即使发现了有精神疾病，也没关系，只要你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都可以获得很好的结果。”
这33年间，他目睹了太多患者和家属的挣扎与希望。诊室的门一次次打开又关上，有人获得新生，有人最终放弃。姜涛医生知道，精神健康的道路依然漫长，社会认知的转变、医疗资源的优化、患者与家属的理解，都需要时间。
或许，真正的疗愈不是消除症状，而是让每一个隐藏的痛楚被看见、被理解、被接纳。这需要社会的每一分子，不仅仅是医生，也包括我们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