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回老家时追求排面，讲究“荣归故里”。但郭弋搏认为，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距离感和阶层感，让人不舒服。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 ，作者：周伯通，编辑：朱人奉，头图来自：AI生成
郭弋搏今年不打算回老家过年。
他在微博上有145.6万名粉丝，是颇有名气的汽车露营博主。他的老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红炮台新村，去年年底他刚拍了一条纪录片《东北游记》，带朋友们回老家吃了一顿，并在自家的牧场露营。
“老家室外零下30多摄氏度，室内20多摄氏度。”两岁多的儿子活泼好动，习惯屋里屋外来回跑，郭弋搏担心孩子不适应老家的温差容易生病，他打算去温暖的珠海和澳门过年。
他和妻子阿梅、儿子安安住在北京通州宋庄一个小院，2016年之前有一批画家居住在此。东边不远处就是潮白河，过了潮白河就是挤满了打工人的“睡城”燕郊。
宋庄的房子多为平房小院。夫妇俩自己动手改造小院，郭弋搏设计并铺了石子路，阿梅为房屋刷漆。小院既呈工业风，又有烟火气，很像咖啡bar，还可以“原地露营”。他们有两只爱猫，大橘“小羽”闷头狂睡，即使隔墙痴情的猫咪来打招呼，也不为所动；异瞳三花“乐游原”怕生，藏得不见踪影。
地方虽好，但他不打算久住，计划今年11月就搬走。大概是出于在草原成长的经历，郭弋搏喜欢到不同的地方居住和体验。对他来说，每个地方住上两年就足够。
虽似牧人游牧而居，郭弋搏却很认同春节团圆的宗亲观。只要条件允许，他会常回家看看。
一、“年在过我”
任何人在小时候都无法选择怎么过年，只能由父母决定，这其实是“年在过我”，而不是“我在过年”。
郭弋搏记忆里的春节，是属于呼伦贝尔村落大院子的，那是家族二三十口人聚在一起的喧嚣与热闹。
当时过年的仪式感很强。郭弋搏有七个堂兄，过年时八兄弟总要聚齐，或在父母带领下，或结伴成行，挨家挨户地串门拜年。
小时候，过年是一场有条不紊的“倒计时”。从农历腊月二十五、二十六开始，每天都有固定的“仪式”。“比如全村人会选在同一天大扫除。那天放眼望去，家家户户都在擦玻璃；第二天则是统一的‘炖肉日’，把炖好的肉直接搁在院子里，一会儿工夫就成了天然速冻肉。这种阵仗至少要持续七天，全村同步，忙碌且壮观。”
郭弋搏家的小院。（图/受访者提供）
到了大年三十，节奏紧凑得像一场交响乐：上午贴对联；中午是第一顿饭的开始，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拉开序幕；下午则是大人忙碌、小孩串门；到了傍晚五六点吃过第二顿饭后，村子就静了下来。“那时有个说法，除夕夜小孩子不准出门，说是‘小鬼’要出来抓孩子。于是我们被成群地‘关’在大院子里，打牌、看电视，眼巴巴地等着子夜来临。”郭弋搏忆道，“那时候包饺子也有独特的习俗，饺子上桌后，先往天上使劲扔一个，再往地上丢一个，敬过天地神灵后，大家才能动筷子。”
真正的重头戏在晚上十二点。那一刻，全村鞭炮齐鸣，年夜饭正式开席。长辈们会在此时发红包。“过了这道坎，我们就像解禁了一样，可以出门去七大姑八大姨家串门。拜年活动往往会持续到凌晨两三点。”郭弋搏说，第二天大年初一，大家仿佛不知疲倦，早上八九点钟准时起床。“在农村，你若是赖床，邻里乡亲隔着透亮的窗户就能瞧见你睡懒觉的模样，那场面确实有些尴尬。”
2017年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后，郭弋搏的生活轨迹彻底变了。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时期只能“就地过年”的那几年，郭弋搏觉得，过年竟如此无聊。
为了制造热闹感和仪式感，郭弋搏曾在妻子的公司过年，和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准备年夜饭，围着电视一边看春晚一边疯狂吐槽，同龄人之间的共鸣让气氛变得有意思起来。然后他们放了一挂500响的鞭炮（在五环外），凌晨两点开车去天安门广场兜了一圈，天亮后排队在四季民福烤鸭店吃了一顿。特种兵式的“中二”安排，成了为数不多令他会心一笑的异地过年回忆。
二、坐绿皮火车，全程38个小时
小时候的春节，你不需要关心怎么回家；长大以后，回家变成了一个需要被计算、被权衡的问题。
中国特有的一年一度的春运大潮，令每个考到外省的学子，都能清晰地意识到“过年=一段很长的路”。
郭弋搏就读的大学在湖北。他在十堰坐上从重庆开往哈尔滨的绿皮火车，一路耗时38个小时。幸运的话，他能抢到卧铺，不然就是硬座。不过，他不觉得这么长时间的旅途是煎熬，反而很享受观察同车的返乡人，乐在其中。
有半车厢人是互相认识的。“我就好奇，好多人都从重庆上车，为什么他们要坐50个小时的火车回哈尔滨？这些人都来自哈尔滨附近，他们去重庆做什么？”郭弋搏说。
绿皮火车车厢内，其实是一个流动的微缩社会，折射出老工业基地人们候鸟式的技术打工背景。
这些东北大哥都是给重庆高层建筑装电梯的临时工。十二三年前，重庆是一个巨大的工地，房地产业飞速发展，各类土木工程拔地而起。哈尔滨的土地对农民来说并不慷慨，他们在夏季种地的收成只能勉强糊口，而一旦入了冬，北方的土地便陷入长达五个月的沉睡。
但日子要开伙，孩子要交学费。为了这五个月的生计，他们像候鸟一样南下。
由于只在冬天务工，他们找不了固定工作，只能寻一些卖力气的临时活计。装电梯成为他们在大城市里能找到的一条生路：带点儿技术门槛，但门槛不高，学一下就能上手。
于是，这些东北汉子钻进了重庆的电梯井里。他们在这个山城的垂直高度上卖力，一节一节地搭建起这座城市向上的通道，只为了在岁末年关时，兜里能揣上一沓钞票，坐上50个小时的火车，回到那个雪没过膝盖的北方老家。
郭弋搏还坐过从海口到哈尔滨的绿皮火车。在从南到北60多个小时的漫长旅途中，他又和另一批“候鸟”聊得火热。那是一群趁海南旅游房地产开发腾飞之时，在冬天南下给房舍装防盗门的东北汉子。
到哈尔滨之后，郭弋搏吃个晚饭，然后在从哈尔滨开往海拉尔的绿皮火车上站一宿，再经历两三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家。
如果抢不到火车票，他只能改乘飞机，行程同样曲折麻烦：先飞到西安，从西安中转到呼和浩特，再从呼和浩特中转至海拉尔。
也因此，有车之后，郭弋搏毫不犹豫地选择自驾回家过年。
三、自驾回家：我决定的仪式感
2023年1月下旬，交通运输部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提到，自驾出行是春运期间的主流出行方式，占各种出行方式的六成以上。
如果说乘坐火车、飞机更多是被动嵌入节日秩序的一部分，那么对郭弋搏而言，拉着各样年货礼物自驾回家就意味着便捷、自由和掌控感，以及一种自主决定的仪式感。
他手机里存着一张照片：蓝天中飘着硕大的白云，地上是一间三角房顶的白色平房，旁边有一个仓库。平房和仓库在广袤的内蒙古牧区图景中，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彼时是夏天。
这是郭弋搏舅舅家的牧场，有1000多亩地。夏天会有十几个工人来这片草原帮忙，夜晚人们一起睡在白色平房的大通铺上。冬天绝大部分时间，此处大雪封山，路极难走，看守的人在这里一待就是两个礼拜。
自有车以来，令郭弋搏印象最深的春节画面，与这片草原有关。
草原上没有信号，周围都是雪，旁边有羊。一辆灰色的坦克300跟着带路的拖拉机，跋山涉水带着老人们过来，轮胎上都是泥。小屋里生着炉火、冒着热气，很暖和，灯光不是特别明亮。舅舅家炖了酸菜血肠等杀猪菜，一家人开了白酒，酒杯围着圆桌一一摆开。酒足饭饱后，十几个人就像夏天的工人们一样，倒在炕上，满足地酣睡。
早些年，郭弋搏开方程豹回家。他还开过斯巴鲁FORESTER森林人，偶尔也开公司的车——Jeep牧马人、福特猛禽。总之，要在内蒙古海拉尔的地貌上行车，只能选清一色的越野车。
“但我有一个原则：绝不开那种让人一眼看上去就觉得贵的车。”他说。
一些人回老家时追求排面，讲究“荣归故里”。但郭弋搏认为，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距离感和阶层感，让人不舒服。
对“身份感”的警惕，源于他真实经历过的尴尬事件。
郭弋搏记得，第一次去岳父家时，他开了一辆9万元的宝骏汽车；到了订婚时第二次去，他开了一辆新款Jeep牧马人，“结果一进门感觉就不对了”。
岳父家的人瞬间拘谨起来。“他们主动把最好的车位挪出来给我。那一刻我意识到，这台车凌驾在了亲情之上。它像一堵墙，把你和那些原本可以从容聊天、舒服相处的人隔开了。”郭弋搏说。
结婚时，他拒绝了妈妈想要租辆劳斯莱斯当婚车的建议。“（我们）明明不是那个阶层的人，为什么非要在这天租台车来争口气？这口气是争给谁看的呢？”郭弋搏最后选坦克300做婚车，后面跟着一溜平价车，婚礼的“内核”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置办。
天南海北的好友们齐聚在他的户外婚礼上，“大家不看车，只看人，那种感觉才对”。
郭弋搏与他的重型机车。（图/受访者提供）
即使当年开着30多万元的方程豹回家，面对好奇邻居的打听，郭弋搏也会轻描淡写地回应：“这是公司的试驾车，开回来拍摄用的。”
“回家，不就是为了找回那点亲近感吗？”郭弋搏认为，脱掉大城市的“装扮”，卸下昂贵的配饰，做一个真实的、能和大家平等对话的孩子，这才是过年真正的仪式感。
四、不回老家，带孩子去旅游过年
郭弋搏现在拥有五辆车：平时代步用纯电的五菱缤果；“宝宝车”是纯电的极氪MIX；越野或者长途自驾游开斯巴鲁FORESTER森林人；满足个人驾趣用二手跑车宝马Z4；还有一辆适合露营的五菱之光。
每辆车各司其职。选什么动力形式，本质上看用车场景而定。
基于对细分场景的研究，郭弋搏为春节返乡的人们“开什么车回家”支招。
“你可以买纯电车，但回家过年时尽量别开。”他说，除了那些在春节期间也没什么人的冷门高速（比如东北部分路段），对于大部分自驾返乡路线，建议选开燃油车或插混车，或者干脆租辆车回家，别在一年一度的团圆路上试探纯电车的极限。“春节期间出行的变数太多，无法预判热门高速上的充电桩排队会到什么程度。万一带着全家老小遇上大堵车，电耗噌噌往上涨，那真是一种煎熬。”
最后，我们谈及过年的地点从集中变为分散，出行方式也从集中变为分散：从集中挤火车回老家到自驾回老家，再到不回老家，自驾去全国各地旅游过年。
“年”的精神，正在从一种集体节奏，转向更私人、更分散的表达。
郭弋搏认为这种变动背后的最重要原因，是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结构变化。
他认为现在年轻人之所以能选择不回家过年，本质上是家庭结构变简单了。“如果家里还是有一堆孩子，最后大家还得老老实实地回老家过年。”
父母那一辈人，如果高堂健在，是绝对没法想象“不回家过年”的。原因很简单：爷爷奶奶都只有一个，可他们膝下却有一堆孩子。老人就是全家的中心，只要这个中心还在，大家过年就必须往回赶。这是我们小时候每年都要回老家过年的根本逻辑。
“但到了我们这一代长大，情况完全变了。我是独生子，父母就我这一个孩子，不存在哥哥姐姐跟我抢着陪父母的情况。没有了多子女家庭必须维系的‘中心’，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带上父母出去过年。”郭弋搏称。
自驾旅游过年的流行还有一个现实原因，就是打工人平时能休长假的机会太少了。
“拿我的工作来说，休年假出去玩很不现实。客户不休息，合作伙伴也不休息，更现实的是，如果我休息10天，我的摄像和后期老师就没活干了。这会造成很大的损失。”郭弋搏说，“只有在法定节假日，大家才能同步停下来。尤其是春节，那是全国人民都休息的时候。只有这种时候，大家才能心无旁骛、踏踏实实地出去玩。所以，春节成了我们难得能彻底放松、玩得痛快的好机会。”
在过年出行形式从集中到分散的转变过程中，也有集中、分散共存的状态，如“各过各的年”。“比如我父母觉得爷爷奶奶年纪大了，他们必须回去尽孝；但我选择带着孩子出去玩，大家提前沟通好就行。我当然知道老人看见重孙子肯定高兴，但我有我的顾虑。大家一商量，觉得过年各忙各的，我们等夏天再回去看老人，也挺好。”郭弋搏说。
某种程度上，“团圆”作为春节必须完成的仪式，正在被稀释，逐渐成为一种可以被重新定义的关系状态。
本文原载于《新周刊》总第700期《我的年》，原标题：《汽车露营博主郭弋搏：自驾回老家过年，我不开豪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