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信出版 ，作者：阿信
2月8日，日本第51届国会众议院选举在东京的漫天飞雪中落下帷幕。
开票结果显示，日本执政联盟（自民党及维新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共取得465个议席中的352席，其中自民党取得316个议席，超过众议院的2/3。由此，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得以继续执政。
这是一幅极为割裂的画面。一边，是日本多地迎来创纪录暴雪，截至2月8日当天，已造成46人遇难，543人受伤；另一边，是灯火通明的东京永田町，自民党总部大楼内一片欢腾，政客们为这场“大捷”奔走相告，弹冠相庆。
相较于高市早苗初次当选首相时，执政联盟在众议院席位中将将过半的窘境，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形势已截然不同。东亚上空，不安的气氛愈发浓重。
我们不禁要问：此次选举中，自民党的“压倒性胜利”究竟从何而来？日本为何加速右转，无论是在野党还是自民党内部的中间派，都无法阻止其脚步？而对于中国，此番地缘政治格局又将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压倒性的胜利”
许多人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此次选举结果有多令人震惊。
17年前（也就是2009年），鸠山由纪夫率领的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选举中狂揽308席（当时的总席位为480），创下战后单一政党的选举纪录，成功取代自民党成为执政党，这也成为自民党在战后唯二的下野时刻。
但即便如此，彼时的民主党在众议院中也未获得超过2/3的席位。缺乏执政经验的民主党人在此后三年时间里昏招频出，至2012年野田佳彦任首相时，因消费税增税、钓鱼岛“国有化”等政策引发党内分裂，支持率跌破20%后被迫解散众议院，最终导致民主党下野。
而此次自民党不仅创下众议院单一政党席位新高，还首次达成单一政党席位超2/3的局面。为什么要强调2/3这个比例？这与日本的议会制度有关。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两院制国家，而众议院的权力要明显大于参议院。尽管参议院有权否决众议院提出的法案，但只要众议院再次以2/3多数通过，参议院便无权再行否决。当前，尽管自民党和维新会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中的席位未达半数，但随着此次众议院选举结果的出炉，自民党甚至不用再顾忌维新会的脸色，便可在立法权上完全贯彻自己的意志，这是昔日的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等人都未曾实现的目标。
考虑到高市的极右翼色彩，上述事实也就意味着，日本修改和平宪法的大门，已经彻底打开。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间偏左的最大在野党——也许要加个“前”字了——“中道改革联合”。这个由野田佳彦率领的立宪民主党和去年被自民党甩掉的公明党联合组成，意图与高市相抗衡的政党，在选前拥有167个席位，甚至一度喊出成为众议院“相对第一大党”的口号，结果此次选举中遭遇惨败，议席剧减至49个——立宪民主党出身的重量级议员几乎全军覆没。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偏左翼政党，一下子沦为了蕞尔小党。
2月9日，野田佳彦宣布辞职，称自己“万死难辞其咎”。和14年前一样，他再度毁掉了日本左翼的未来。
胜选背后，隐忧不断
自民党究竟如何做到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让选民心甘情愿为它投票？
有不少观点认为，这是以高市为首的右翼势力通过排外反华、炒作台湾问题等手段，激起日本国内的民粹情绪所致，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高市等人排外反华的言论确实对选举有很大的影响，民粹主义情绪近年来也在日本普通民众中广为流行，但这种情绪的根源并不在外交，而在内政。更进一步说，是在经济问题当中。
全日本新闻网（ANN）在开票日所做的一份出口民调显示，关于“在投票时你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这一问题，49%的选民选择了“物价高对策·经济政策”，16%的选民选择了“年金·社会保障政策”，10%的选民选择了“少儿政策·少子化对策”。相对地，选择“外交·安全保障政策”及“外国人相关政策”的选民分别仅占8%和6%。
而在物价问题上，认为要“维持现在的税率”的仅占25%，而认同“降低食品类税率”“降低所有商品税率”“废止消费税”的分别占33%、22%和14%。
民意的背后，是日本飞涨的物价。
就在此次选举前两天，日本总务省公布了一项数据，日本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升至28.6%，创下1981年以来的新高。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2024年，中国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29.8%，二者相差无几。但考虑到日本是老牌发达国家，而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同时考虑到长周期下，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而日本持续上升，则日本经济在消费端的困境，便一目了然。
日本的物价上涨，是全方位、结构性的，而非局部、波动性的。2020年至今，已有393种商品价格涨幅超10%，其中尤以食品为甚。以大米为例，根据农林水产省今年1月数据，2025年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达67.5%，零售端大米平均价格为每5公斤4095日元（约合183元人民币），持续处于高位。“日本人吃不起饭”，恐怕正在成为现实。
与此同时，日本普通民众的工资却不增反降。据统计，2025年日本实际工资指数已连续11个月负增长，居民购买力持续缩水。当镜头从灯红酒绿的涩谷、六本木和丸之内移开，转向其他都道府县和农村，你就会发现，一场持续三十多年的暴雪正在压垮日本普通人的一切。
正因此，当高市早苗在竞选清单中率先提出“暂停征收8%的食品消费税，为期两年”的政策时，日本人对泥潭一般的经济的愤恨被瞬间点燃，成为引导自民党走向胜选的一把把民粹火炬。
尽管“中道改革联合”也亦步亦趋地提出了自己的减税计划，但野田佳彦当年不顾民意强行增税的“案底”还历历在目，这个“增税首相”被在温饱线上挣扎的民众——哪怕他是中左翼选民——所抛弃，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然而，高市的经济政策真的能奏效吗？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政府负债已达1342万亿日元，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其债务负担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0%，高居发达国家之首，每年约有1/4的政府支出要用于偿还债务。
讽刺的是，如此高企的债务，执政仅四个月的高市早苗可谓“功不可没”。她一上台就抛弃了石破茂政府相对稳健的财政政策，在去年11月21日，日本政府敲定了规模约为21.3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656亿元的综合经济对策，其中2025年度补充预算一般会计支出创下了自2022年以来的新高。高市此举随即引发市场忧虑加剧，日元和债券遭到抛售。
而眼下，面对债台高筑的局面，高市试图减税以迎合民众的做法，也遭到了党内外不少政治人物的强烈反对。
前首相石破茂称：“如果实施减税政策却没有资金可以填补缺口，将会对财政造成打击，引发日元贬值等，这会导致物价上涨。就连小学生都明白这个道理。”
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也表示，当前日本的财政情况已经不容乐观，而高市早苗的政策却使得中日关系更加紧张，进而影响日本的经济发展。
我们无须讨论这些言论是出于正直的劝谏还是隐秘的权谋，抑或是“两头下注”，无论其目的为何，都揭示出日本真正的困境：
他们从未真正走出泡沫经济破灭以来“失去的三十年”，在一代人心中，日本已经来到了“不破不立”的边缘。
高市等人妄图以经济政策为突破口来维系政治权柄，借机实施修宪、拥核等极右主张，最终所招致的，只会是来自民粹主义的新一轮更强大的反噬。
绕不过的“1940年体制”
除非日本能真正重塑其积重难返的经济结构及制度，否则“失去的三十年”，只会一再变成“四十年”“五十年”。
然而，包括高层政治人物在内，许多日本人迄今都没有意识到，日本到底是如何“失去”这三十年的。甚至于，他们也从根本上误判了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前，日本经济的增长奇迹，到底从何而来。
在互联网上，有关日本战后经济的腾飞，长期有一种主流论调，即美国人的战争订单带来了日本工业的复兴。这种论调隐含着这样一个前提：美国人对日本的经济结构和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之得以按照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般原则，嵌入国际贸易体系。
然而，事实也许并非全然如此。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提出，日本经济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的高速增长，核心支撑要素是所谓“1940年体制”。
野口认为，“1940年体制”是指在1940年前后，日本为应对全面战争而实施的多项制度改革的统称，这些制度在战后几乎原封不动地得到保留，使日本经济得以像战争机器一般在和平年代开足马力。
“1940年体制”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金融体系由直接融资转向了间接融资，资金分配机制也据此调整，以适应战时经济体制的需要；
第二，确立了以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为核心的雇佣制度，并推行了不同企业加入不同工会的企业工会制。实际上，许多人认为上述雇佣制度自古就存在于日本社会，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制度是在战时有意识引入的；
第三，对税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原来以间接税为主的体系，转变为以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为核心的新税制。
野口同时指出，上世纪中叶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依赖于那些战后成立的新企业，相反，除索尼和本田外，那些知名的日本制造业企业几乎清一色地是战前企业，包括日立、东芝、松下等，而中央政府部门也实质上基本保留了战前的架构。
曾经制造过无数枪炮的生产线，摇身一变就开始生产民用工业品，那些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的企业，摇身一变就成了左右日本经济命脉的财阀。
换言之，除了众所周知的天皇制，作为二战战败国、军国主义策源地的日本，在经济领域也并未得到真正、彻底的清算。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尔后遭遇泡沫经济破灭，随即陷入长期低迷。野口悠纪雄在其代表作《镜鉴日本》中尖锐地指出，泡沫经济破灭只是表象，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根本原因是“1940年体制”始终无法适应19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的重大变革。在所谓“日本第一”的迷思当中，日本人自己丢掉了面向21世纪的竞争力。
野口所说的“19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的重大变革”，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工业化，以及方兴未艾的互联网浪潮。
那时的中国有着极低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理所应当。这就使得日本金融机构的目光逐渐从制造业转向房地产，形成泛滥的投机，最终引发泡沫。
问题是，80年代的日本拥有雄厚的电子产业基础，按理来说应该很容易抓住互联网勃兴的机会进行产业升级。然而事实却是，日本没有诞生过一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反而连原本引以为傲的传统制造业也走向衰落，全社会生产率长期停滞，工资水平几近30年不变，民间一潭死水，一代人的人生被白白荒废。
野口在《镜鉴日本》中分析道：
日本未能及时应对信息技术革命，其根本原因在于，组织的纵向分割结构无法适应信息技术所要求的分权式架构。可以说，日本未能应对信息技术革命，是结构性障碍所致。
“1940年体制”，特别是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在狂飙突进三十年后让日本企业的组织陷入难以逆转的僵化。劳动力大量固化于低生产率部门，企业业务调整往往遭遇来自基层和管理者双向的反对，成为“难以转身的大象”。企业普遍依赖日元贬值套取出口利润空间，如同麻醉剂一般，让企业彻底丧失了追求技术创新的动力。
时至今日，当中国的智能手机制造商不断抢占iPhone的市场份额时，日本居然还有许多人仍在使用翻盖手机，作为一个老牌发达国家，这种画面实在令人瞠目。
这就是日本社会的死局：庞大的经济部门中没有人想改变、敢改变，却天真地期待一个政客去带领他们走出三十年的困境；政客明知道经济困境积重难返，所有不涉及实体部门的金融手段都只是饮鸩止渴，却还要为了政治野心去哄骗选民，哪怕此后洪水滔天。
日本的乱局，不在于人口老龄化，不在于同美国的竞争。归根结底在于，其面对历史机遇期既没有战略眼光，也缺乏战略定力。
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决不会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