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深究科学 ，编译：潘展，作者：深究科学，原文标题：《马年说马｜从野马到小马驹的驯化距今只有5000多年》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在马背上建立起来的。直到几十年前，家养马匹仍是全球各地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邮件递送、出行交通、货物运输、农业耕种、战场作战等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都与马匹有着紧密联系。
长期以来，学者们始终致力于探究人类与马匹这一独特伙伴关系的起源。传统观点认为，约5000多年前，颜那亚人在西亚草原平原开始逐步驯化马匹，这一发展助力他们在欧亚大陆定居，并带去了早期印欧语言和文化传统。
然而，新型考古证据结合跨学科合作，正颠覆着关于马匹首次驯化的时间、原因及其全球传播速度的诸多基本假设。
这些新见解不仅极大改变了我们对马匹的认知，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人类利用这一伙伴关系在各领域谋取优势的历史，同时为草原濒危野马的保护带来当下启示，还凸显了原住民知识在梳理人马关系后续篇章中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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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人马羁绊的起源
马属动物包括马、驴和斑马，约400万年前起源于北美洲，此后数百万年通过白令陆桥扩散至亚洲、欧洲和非洲。
马匹是人类最古老、最珍贵的猎物之一，德国舍宁根考古遗址可追溯至约30万年前，那里不仅有马匹遗骸，还有人类捕杀它们的精美木矛，这或许是人类早期使用武器狩猎的首个无可争议证据。
数千年来，野马一直是欧亚大陆北部早期智人的主食，在冰河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法国肖维洞穴3万多年前的木炭马匹图像。
法国肖维岩洞马形岩画
追踪人类与马匹从捕食者-猎物关系向早期驯化（饲养、放牧、挤奶、骑乘等）的转变并非易事。欧亚草原寒冷、干燥且偏远，是最早牧马人出现的地方，但该地区文化流动性强，考古遗存埋藏浅、保存差，给研究带来极大困难。此前，人类对马匹驯化起源的认知大多依赖远古马匹的骨骼研究。
哈萨克斯坦Novoil'inovskiy出土墓葬中的马骨
早期研究中，部分学者观察马骨在不同时期的大小、形状或出现频率变化，认为若马匹与人类密切生活，其骨骼可能更普遍或在形态上呈现更大变异性。
但事实证明，这种研究方式并不靠谱，古代遗址中马骨的变化可能由环境、人类饮食结构改变或采样误差等多种因素导致，这些指标仅能间接追踪放牧或骑乘行为的起源。
早期墓葬中的马匹和车轮
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对马匹驯化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纽约州哈特威克学院的考古学家大卫・安东尼及其同事在马的遗骸中发现了驯化的直接证据——“衔铁磨损”。这种损伤常见于使用金属衔铁骑乘的马匹下颌第二前臼齿，他们在乌克兰德里耶夫卡遗址（被认为是颜那亚文化所在地）的一匹远古马匹遗骸上发现了该痕迹，推测欧亚草原的牧马人可能早在公元前4千年甚至更早便开始饲养和骑乘家养马匹。
这一发现似乎串联起了科学家对古代欧亚大陆的诸多零散认知：约6000年前的铜石并用时代，“库尔干”大型墓葬土墩在东欧、中欧大部分地区及西部草原广泛出现。许多学者推测库尔干墓葬、印欧语言传播与首次马匹驯化存在关联，提出“库尔干假说”：颜那亚人在黑海草原驯化马匹后，骑乘马匹横扫欧亚大陆，带去了他们的墓葬习俗及早期印欧语言（被认为是包括英语在内的许多现代语言的起源）。
然而，十年后对德里耶夫卡马遗骸的直接放射性碳测年显示，其生存年代远晚于安东尼的推测，实际生活在公元前1千年早期，彼时家养马匹和骑马行为已广泛存在且有充分文献记载。
但考古学家并未完全否定库尔干假说，而是将目光投向西部草原同期的其他遗址，位于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博泰遗址尤其引人注目。
马匹迁移史示意图
02
博泰文化的争议
博泰遗址位于颜那亚人家园东侧不远处，虽与颜那亚文化无明显关联，但同样地处西部草原，且可追溯至公元前4千年。
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组合中，马匹遗骸数量极为庞大，几乎占动物骨骼的全部。早期关于博泰遗址是否存在马匹驯化的争论十分激烈。安东尼及其同事提出，博泰遗址部分马匹牙齿的奇特表面形状是衔铁磨损，暗示马匹曾被骑乘，但桑德拉・奥尔森在野马牙齿上也发现了同样特征，表明这些特征不能作为驯化证据。
学者还推测博泰遗址的柱坑和回填半地穴式房屋可能是畜栏及清理痕迹，但仍有科学家持怀疑态度。一些博泰遗址的马匹遗骸肋骨上嵌有鱼叉，显然是被猎人捕杀；且其马匹年龄和性别分布模式不符合人工管理马群的特征——主要由健康成年马匹、大量繁殖年龄母马及怀孕母马的胎儿和新生小马遗骸组成，这对家养马群繁殖能力是毁灭性打击，却常见于狩猎野生动物的考古遗址。
2009年，《科学》杂志一篇论文汇集新证据，似乎表明博泰人曾给马匹挤奶并骑乘它们。研究者认为博泰遗址马匹骨骼形状与现代家养马相似，且通过分析陶片发现可能来自古代马奶的残留物，还发现部分马匹的牙齿损伤与马笼头使用相关。这一研究结果增强了人们对公元前4千年已出现马匹驯化的信心，库尔干假说再次成为主流范式。
但此后十五年间，考古动物学研究工具的飞速发展，逐渐削弱了博泰遗址与马匹驯化的关联。考古学家分析北美洲冰河时代遗址的野马遗骸后发现，此前被解读为博泰遗址存在笼头和衔铁使用证据的关键特征，很可能是自然变异的结果。此外，骑乘、拉车等行为会在马匹牙齿和骨骼上留下独特痕迹，但博泰遗址的马匹遗骸中并未发现这些更可靠的驯化指标。
DNA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线索。古代DNA测序技术虽记录了颜那亚人的迁徙过程，但未显示其与博泰人存在互动的证据；从人类牙菌斑中提取古代蛋白质的新技术表明，博泰人的饮食中没有马奶痕迹，马奶在西亚广泛普及是在公元前1千年。
2018年，一项基因组研究给库尔干假说带来了最具毁灭性的打击。哥本哈根大学的沙琳・高尼茨、法国图卢兹人类生物学与基因组学中心的吕多维克・奥兰多及其同事发现，博泰遗址的马匹并非家养马匹的祖先，而是普氏野马。
普氏野马是家养马匹的近亲，但在有记录的历史中从未被人类驯化为家畜。一些科学家仍认为博泰遗址可能是人类早期尝试驯服普氏野马但失败的案例，甚至提出现代普氏野马可能是家养博泰马匹逃跑后的后代，但这一结论因缺乏足够证据遭到广泛质疑。
这一争论对普氏野马的保护产生了重要现实影响。20世纪，普氏野马在野外灭绝，动物园种群数量也锐减。
近几十年来，通过圈养繁殖计划，该物种被拯救并重新引入中亚部分地区。准确还原其历史真相对保护项目的成功和资金支持至关重要，不实言论可能危及这一濒危物种的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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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化史的全新时间线
尽管争议未完全平息，但现有数据已勾勒出更清晰的马匹驯化图景。一系列基因组测序和放射性碳测年数据几乎推翻了库尔干假说，表明公元前4千年的重要文化发展（包括颜那亚人的迁徙、库尔干墓葬和印欧文化的传播）可能发生在首批马匹被驯化的数百年前，推动力来自其他家畜的传播及牛拉货车技术的使用。
新基因组分析显示，现代家养马匹的祖先起源于约公元前2200年的黑海草原，比之前认为的时间晚了近2000年，属于后颜那亚文化。古代基因组模式表明，驯化早期几个世纪，西部草原的马匹文化会选择性培育马匹，以获得力量和温顺等性状。这一修订后的时间线解决了库尔干假说的一个难题——若马匹在铜石并用时代被驯化，为何数百年后其影响才在考古记录中显现。如今我们能看到马匹驯化后快速、颠覆性的发展过程。
人类在驯化马匹后不久便将其用于运输。约公元前2000年，俄罗斯辛塔什塔文化相关遗址中的马匹与战车配对墓葬，是马匹驯化最早且确凿的考古证据之一。
短短几个世纪内，家养马匹便扩散到欧亚大陆广大地区，其传播方式既有和平融入，也有通过征服实现的扩散。到公元前2千年中期，马力已传播到埃及、地中海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蒙古和中国等各个文明，改变了当地的权力平衡，如马匹传入中国商代晚期后，仅一个多世纪，西周便凭借战车技术优势终结了商朝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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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匹文化与遗产
科学考古学还揭示了古代马匹文化与当今世界的联系。中亚草原和沙漠的考古发现与基因组数据表明，马匹和骑马帮助人类构建了新的网络、贸易路线和帝国。古代骑手通过草原网络和丝绸之路，传播货物、植物、动物、思想甚至疾病。
这些跨大陆联系在考古记录中清晰可见，如蒙古匈奴王室墓葬中发现的希腊半神赫拉克勒斯图像银盘，中国与中亚的马匹贸易等。甚至引发鼠疫的鼠疫杆菌，也是沿着马匹驱动的通道传播到欧洲的。
草原文化还发明或传播了一些重要的马术技术。考古学家在蒙古发现了约1600年前保存完好的古代马具，包括木质框架马鞍和铁制马镫，这些装备为骑手提供了更好的稳定性，后来成为世界各地马具的标准配置。
考古科学还追踪到了家养马匹从欧亚大陆向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地传播的过程。考古学家与科学家、学者和原住民知识传承者组成的团队合作研究发现，美国家养马匹的历史与西方科学家的普遍认知不同，原住民部落收养马匹的时间比欧洲历史记录早至少一个世纪，这与部分口述传统和部落历史一致，也与巴塔哥尼亚的考古研究结果相符。如今，许多原住民马匹文化正借助跨学科合作考古研究，纠正历史叙事、保护传统马匹血统。
过去一个世纪，机械化进程让马匹从日常生活中迅速消失，土路变成柏油路，马匹运输被发动机驱动或电动交通工具取代。
但连接现在与过去的线索从未远去，理解人类与马匹长达数千年的关系，对于解决拯救濒危物种、保护文化知识和传统等21世纪紧迫问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