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唐山（作者系媒体人、书评人），原文标题：《〈太平年〉：“动物性后现代”式的成功》，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老夫这一辈子，生于乱世长于乱世。武，不能定祸乱；文，不能致太平。所行所为，大多都是无用的。有用的，无用的，终归要有人去做。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做不做却又是一回事。你以为，这样的事，当做吗？”追过《太平年》的观众，对剧中人物冯道这段台词，很难不潸然泪下。
在历史课本中，“五代十国”不过短短几页。经历了长期和平的现代人，不易从中品出那些生于苦痛时代的前辈们，面对文明的崩坏、理想的幻灭、人性的幽暗，曾有的迷惘、悲愤、绝望、挣扎与坚持。
经历了怎样的创深痛巨，怎样的辗转反侧，才凝结成“宁为太平犬，莫作乱世人”。由此知“为万世开太平”为何会成后来读书人不变的责任与理想。
历史不被讲述，就会被遗忘；苦难不被提起，就会卷土重来。古装剧受追捧，因它内蕴了其他剧无法传递的经验与智慧，《太平年》能开年大火，收获如此多的点赞，成即在此；而不少观众指出瑕疵，亦说明仍有深耕空间。
“拿住人”的背后是套路
说史贵在找切入点，这是《太平年》一上来能“拿住人”的关键。
首先，“说僻史”。契合了“好奇、惊异”的原则，易被话题化，从而实现高效率、高密度的传播。即使是历史系的毕业生，看《太平年》也需做一番功课，剧中与现代迥异、却被伪装成是当年日常的服化道，包括在台词中嵌入文言文，均恰到好处地起到了“陌生化”的效果，给观众以“看到从没看过的”的爽感。
其次，“强刺激”。陌生的信息不一定是高质量的，“高质量”信息还需诉诸更强的感官刺激。在《太平年》中，吃人、阴谋、滥杀、反叛、弑君、宫斗、牵羊礼、黄袍加身、满门抄斩……均是罕见而强烈的视觉经验，裹上“这是历史”的外衣，用“批判”“以史为鉴”之名，便有了可公开讲述的道德合法性。
其三，“对上暗号”。人类接受的所有“新知”，都需以“旧知”为基础，必在“旧知”造就的思维框架内。当一代观众在电子游戏、金庸剧、网络小说的氛围中长大，社交软件日益替代了真实的人际交往，“边界感”已成生活的必需品时，讲述就必须包含美男美女、斗智、撒糖、互怼、戏谑、坏爹傻儿、黄龙岛、潇洒自由的海盗之类，没有这些的“真相”，反而是不值得关注的“真相”。
很少有一个题材，能像“五代十国”这样，人人略知，却知之不多，又蕴含了足够劲爆的内容，且有较大的改造空间，可肆意夹带私货。可以说，《太平年》从“选题”起，便已“赢麻了”。
只想抓眼球，不想讲深入
“选题”好，“开题”就容易。
追《太平年》的观众久久谈论的，多是前三分之一的内容——形象大逆转的冯道、桑维翰，其实出场不多的“吃人狂魔”张彦泽，视沙陀人为蛮夷、被制成“帝羓”的耶律德光，跋扈但不突破底线的胡进思……他们都承继了一开始便设定的、“说僻史”“强刺激”“对上暗号”的信息性格，因此给后来的叙事造成巨大困境。
《太平年》采取的是双线叙事：
一条表现中原诸帝纷起、政权如走马灯般流转，每次“城头变幻大王旗”，都是一番杀伐和掠夺，生灵涂炭，百姓盼太平而不可得。
另一条表现偏安一隅的吴越国，虽能“保境安民”，似是大乱年代中不可多得的一方净土，其实内部矛盾重重，军阀随时可挑战王权，世家大族肆意鱼肉乡民；外部则强敌环伺，只是中原鹿正肥，列强暂无暇顾及，吴越国的太平是脆弱的、难持久的。
“五代十国”处“唐宋变革”之间，虽“唐宋变革”说有争议，但宋代与唐代迥异是共识，唐代虽有科举，但初期取士少，罕有成宰相者，基本是一个贵族社会，关陇集团、五姓家（李、崔、卢、郑、王）拥有较大的政治权力、教育权力和文化权力，封闭自足、内部互馈，在人才选拔中，起主导作用的依然是传统的恩庇制。
黄巢起兵后，大肆屠杀“两京走廊”（从长安到洛阳，贵族后代多居住在此，等待被提拔）的豪门，以致“天街踏尽公卿”。贵族集团遭遇毁灭打击，留下了政治空间，令悍将、地方豪门崛起，“五代十国”局面难以收拾——建立秩序必先破坏秩序，合法性建在非法的基础上。包括最终实现“太平梦”的赵匡胤，也是靠篡位上台的。
只有理解了“太平”被破坏的真实原因、失去“太平”的灾难性后果、重建“太平”的艰难与必然，才能真正理解吴越王钱弘俶“纳土归宋”、宋代“崇文抑武”的意义，以及“不杀士大夫”“宰相必从科举出”的价值——历史从贵族世代跨入平民世代，自宋以后，“官无封建”，再无三代为相之家，“五代十国”成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大规模分裂割据期。
可以说，赵匡胤的上位，与钱弘俶的“纳土归宋”，确立了后来的历史走向乃至中华文明的底色，所以陈寅恪先生断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中原统一”与“吴越国归宋”是终结乱世、再造华夏，乃至“为万世开太平”的一体两面，缺一不可，倒逼《太平年》不得不采取双线叙事，可这就给它挖了一个填不平的坑。
费了半天劲，两条裤腿还是没连起来
有序的信息是有价值的，无序的信息是无价值的。
按照史学逻辑串联起的“五代十国”的信息，呈现出一种面貌，按照《太平年》串联起的“五代十国”的信息，则是另一种面貌。沿着“说僻史”“强刺激”“对上暗号”的路径依赖，《太平年》双线叙事必然踢上铁板：只靠故事，两条线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怎么能串联上？会不会变成各说各话？
《太平年》的创作者们煞费苦心，不惜编造历史：钱弘俶出使后晋，当殿刺伤张彦泽，把冯道、桑维翰等感动得稀里哗啦，还和赵匡胤眉来眼去……理由是“善事中国”的祖训，乃至美男主角必有的赣直、真诚、热血滤镜，可石敬瑭、石重贵本是沙陀人（一说是沙陀化的汉人），只是中原僭主，钱弘俶岂非“愚忠”？
可能创作者们也看出来了，这段人造历史太降智、干瘪，便硬塞入一段钱弘俶与孙太真之间的爱情兼调情戏，而孙太真又“恰好”克隆自金庸笔下的黄蓉，既睿智又天真，背靠黑社会，却专行义举，而其父母的几段关于孙太真身体的议论，恶心出天际，却被创作者们自以为击中了靠网络小说来想象、编造爱情经验的读者们的心理。
一番“造尬”后，《太平年》依然是两条裤腿，各走各路，硬裆并没将它们连起来。于是，历史的必然性被贬低为：因为有赵匡胤和钱弘俶，他们都是好人，又恰好英雄惜英雄，所以就实现统一了。
为突出二人魅力，创作者们给他们分发了美女，不惜演绎到床，俨然是高质量的爱情生活乃重建太平的要件，历史已简单到：面对百姓痛苦，要演出满脸同情状；在朝堂上，要大声背诵漂亮口号；找有个性的老婆，体现自己有人性；只要是好人，一切好事会自然降临，连篡位都是特批……
如此唾手可得的“太平”，还值得珍惜吗？靠筛选出好人来突破历史瓶颈，《太平年》落入了深度自愚中。
人类并不毁于我们所恨的，而是毁于我们所爱的
应警惕《太平年》式的“智慧”：它的每个环节都体现出高度专业性，选题出色，开题老练，故事推进套路精熟，连抄袭都进化成致敬，不专薅一家，而是广取博收的文摘式精编，完美照顾到磕糖族、历史爱好者、武侠谜、恋幼族等不同群体偏好，在服化道上更是精益求精，可这些理性成果叠加起来，却造成了一个非理性的结果。
为应付各方问责，不惜编造历史经验，体现出当代人深陷在“动物性后现代”中，难以自拔。
自艺术诞生以来，便存在“手段”与“目的”的二分。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指出，初民的艺术是全参与式，部落中人人投入到舞蹈中，随着人口增加、场地限制，才让“跳得比较好的人”留在舞台上，其他人成了观众，随着观看者诞生，艺术亦诞生。这意味着，艺术的前提是“跳得比较好”，必以技术为基础。
可技术不是艺术，指月是为看月，而非看手指。没有痛苦、绝望、狂欢、沉醉，人为什么要跳舞呢？“跳得比较好”又有什么意义呢？米兰·昆德拉说，如果你不喜欢它，一首歌为什么会从你的心中流淌出来？
艺术指向意义，意义决定艺术价值。可问题是，随着互联网时代，意义共同体正在消解，维护意义的前代人成了“老登”，谈意义约等于“装”。意义建构呈现为金字塔式，海量信息让一切变成平面网络结构，现代人已无法忍受比短视频更长时间的精力集中，一切须即时输入、即时反馈、即时判断……
没有意义，艺术欣赏就变成了看技术，最多只是对模糊记忆的唤醒，一种虚拟的信息乡愁。“说僻史”“强刺激”“对上暗号”成了王道，推敲“唐宋革命”之有无，远不如孙太真中年去世那么感人至深，虽然重获自由的钱弘俶马上又找了俞妃和黄妃……
人类日渐沉浸在自造的、短暂的情绪中，在非意义世界中，动物性情感正替代人类的灵性，所以阿道司・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担忧：人类并不毁于我们所恨的，而是毁于我们所爱的。
《太平年》是“成功”之作，只是对这样的“成功”，也应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