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国国家天文 ，编辑：怀尘，作者：李源，原文标题：《除夕岁除 | 没有他，春节可能不在正月：落下闳与历法改革》
你曾在除夕的夜晚仰望过星空吗？
虽然没有城市璀璨的霓虹灯与电子屏幕持续跳出的新年祝福，古时候的除夕夜却独有一样事物长久相伴，直至守岁的天明，那就是星空。这个夜晚，位于北天极附近的北斗斗柄指向东北方向，如同星空之表的指针，以肉眼无法辨别的速度缓慢逆时针向东转去。这个天象被先民们称作“北斗回寅”。
彩仗鞭春。鹅毛飞管，斗柄回寅。拂面东风，虽然料峭，毕竟寒轻。（[宋]吴琚《柳梢青·元月立春》）
斗柄回寅日渐长，条风气候动微阳。（[晚清]吴宖默《赋得一诗遣怀》）
所谓“回寅”，意思是说北斗围绕北天极历经一年旋转，斗柄又重新指向寅方，向人间预示着冬季将去、东风已来。从此白日渐长，气候转暖，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
天文软件模拟的2026年除夕夜的北斗回寅天象。
在很早的时候，先民们就已经注意到北斗在一年当中的不同时间指向不同的方向，于是智慧地将斗柄所指向的方位作为季候变化的确定标准，并将十二地支与空间方位相匹配，称为“月建”或“斗建”。正月时北斗建寅（指向东北偏东），故而正月也被称作“寅月”。依次类推，十二月被称为丑月，十一月为子月，十月则是亥月。正如司马迁《史记·天官书》所说：“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它的用处可大着呢。
于是乎，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时间被天象变化赋予了“实体”。先民们通过诸如“北斗回寅”的天象明晓季候变迁，从而从容不迫地安排生活与农事，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周而复始，岁岁年年。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简单的“星象纪时”已经不足以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于是，王朝组织天文官观测天象，系统性地为时间梳理条理，书写为条文，用以更精准地指导社会活动与农业生产。在《尚书·尧典》中，这个过程被称为“敬授民时”，意思是恭敬地记录天时，郑重地授予百姓。而这被天文官们所梳理的时间条文，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历法”。
元代王祯《授时图》。以旋转于图中的北斗为准则，标识了一年中对应的天干、地支、季节及对应季候的农事。来源/中华经典古籍库
作为绵延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历法对古代中国的意义非比寻常。所谓“先时而种，则失之太早而不生；后时而蓺，则失之太晚而不成”（徐光启《农政全书》引王祯《农书·农桑通诀》），如果没有准确的历法指导农业生产，则可能贻误农时，导致全年辛苦没有应得的收成。对普通百姓如此，而对国家而言，如果颁布的历法误差过大，同样会降低朝廷官府在国民心中的权威，更休谈对税赋的不利影响。这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不愿看到的情况。
除了与农业的联系，历法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当一个王朝取缔旧王朝时，随着政权的更迭，新王朝也需要对旧王朝所遗留的传统进行更替，从而向天下万民展示朝代伊始的新气象。比如制服、歌曲、礼仪、音乐，乃至于地名、官名、政府机构的名称等等。历法同样是这类需要变革的符号。在《史记》与《汉书》中，对历法的变革被称为“改正朔”。——“朔”字代表朔日，一个月的第一天；而“正”字则代表正月，一年的岁首。
《史记·历书》（四库本）：“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成厥意。”来源/搜韵
在一部历法当中，新年岁首是最为醒目的标志之一。如果将岁岁年年比作循环往复的跑道，那么岁首就是这跑道的终点与起点。它的位置，直接影响着所有奔跑在这跑道上事物的行进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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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西汉元封年间（公元前110-105年）。自汉武帝完全掌权以来已将近三十年，这期间，武帝征伐四方、开疆拓土，力图扫清外患，为汉王朝实现“王者无外”的大一统天下。然而，即便汉王朝的武功和疆域已万世瞩目，却依旧有一件事长久萦绕，在汉武帝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汉兴，方纲纪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以北平侯张苍言，用颛顼历，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睹其真，而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汉书·律历志》）
明《三才图会》中的汉武帝像。
汉朝初年，因为政权草创等种种原因，这个新生的王朝依旧沿用了过去秦朝使用的历法——颛顼历。颛顼历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颁行全国，到汉武帝时已经使用一百余年，误差已经非常明显。长此以往，无论是对农业生产还是王朝政治活动，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历法改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于是，在太史令司马迁等人上书指出“历纪坏废，宜改正朔”后，对此深以为然的汉武帝下诏，举国家之力重修历法。这位百代雄主不愿驻足于疆域的统一，除了空间，他也要为大汉王朝设计时间的管理方案。
就在这时，因为同乡友人的举荐，一位来自巴蜀的隐者进入汉武帝的视野，并自此走入名为“太初改历”的历史性舞台。
落下闳（一作洛下闳），字长公，巴郡阆中人（今四川省阆中市）。阆中位于嘉陵江畔，“三面江光抱城郭，四围山势锁烟霞”（[宋]李猷卿《南楼》）,相传是伏羲之母华胥的故里，人文底蕴十分浓厚。据现代学者考察研究，落下闳应该是曾隐居在阆中新桥乡，一个名叫落阳村的村落。这里有座高阳山，巍巍高于落日，据说山上曾有观星楼，是落下闳修建来仰观天象的地方。[10]
据《益部耆旧传》记载，落下闳“明晓天文地理”，长于天文历算，在同乡当中卓有名气。故而在武帝为改历一事征召民间天文学家时，同乡好友谯隆自然地想到落下闳，并向朝廷举荐了他。接到诏命的落下闳接受了朝廷征召，脱下隐者褐衣，翻越蜀道来到宫阙栉比的长安都城，担任待诏太史一职，与方士唐都合作创制汉家历法。唐都“分天部”，负责对天体的定位与划分；而落下闳“运算转历”，是按照天体数据进行运算推演、制定历法准则的演算者。
汉长安城未央宫复原图。来源/网络
前面提到，汉初所使用的历法是秦颛顼历。与我们现在使用的农历不同，颛顼历有个截然不同的特征，那就是它“正月建亥”——以十月为岁首。也就是说，颛顼历的新年并非开始于初春，而是冬季。
这看似是个小差别，实则隐藏着不容忽略的大问题。以我们熟悉的农历举例，正月初一往往在立春、雨水节气前后，之后大致每三个月经历一个季节——春夏秋冬轮转一遍，刚好对应从正月到腊月。这种安排清晰直观，节气物候与月份基本对应，农民即便没有精细的历书，也能凭借月份大致把握农时。而在秦颛顼历中，岁首设在十月，闰月也直接放在年末，这样一来，季节与历法月序并不完全对应，农民需要更多依赖物候本身来安排农事。同时，长期使用这种固定置闰方式，误差累积，容易使物候在历法里发生“漂移”，出现历法与实际农时“对不上号”的情况。
那么，汉朝的历法制定者们该如何解决问题呢？
落下闳的答案是：采用回归年和朔望月平均值为历法周期，通过独特的置闰法平衡回归年与朔望月，并置二十四节气于其中。
回归年，即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也就是一年；朔望月，即月亮围绕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也就是一月。为了调和二者并不整除的周期，落下闳等人使用了“19年7闰”的置闰法——每19年内置7个闰月，同时，确立将没有中气②的月份置为闰月的原则。这改变了颛顼历“归馀于终”的置闰方式，不仅使回归年与朔望月更加协调，同时便于将辅助农业生产的二十四节气更加合理地安置在历法中，从而使得以二十四节气为特征的阳历与以朔望月为特征的阴历“和谐相处”。这样一来，节气与自然物候便不会相差太远，对农人耕种和社会生活的安排也更加友好。自此，中国传统历法“阴阳合历”③的基本特征走向成熟与稳定。
二十四节气在回归年、朔望月中的位置示意。来源/大众日报
此外，汉历放弃了秦颛顼历的十月岁首，改为以寅月（正月）为岁首。
这并非落下闳等人的首创。事实上早在夏朝，华夏民族就已经在采用以寅月为岁首的历法。寅月是雨水节气所在的月份，冬寒欲退、春风渐起，人的精神也被微生的暖意唤醒，做好迎接新岁的准备。从此，春夏秋冬顺次排列，春耕，夏长，秋收，冬藏，不仅与自然季节的顺序吻合得很好，也使得国家的相关运作周期能够与百姓的生产生活自然统一起来。有学者指出，或许中华民族平和从容、顺天而动的精神风貌，便有着如此新年传统的一份影响。
在落下闳等人创制新历的同时，其余来自民间的二十余位天文学家以及朝廷官员同样在创制各自的历法。最终，汉武帝下诏使用落下闳等人创制的历法，并将此外与天象尤其疏远的十七种历法全部罢废。新历颁行的同年，汉王朝将年号“元封”改作“太初”。这一年是公元前104年。这一年新颁布的历法，就叫做“太初历”。
《史记·孝武本纪》（四库本）：“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来源/AI
《庄子·天地》有云：“泰初（太初）有无，无有无名。”“太初”是一个颇具哲学色彩的词汇，它不仅象征“开始”，更蕴含着“宇宙间万物的总开端”的含义。而从太初历对汉朝历法乃至于后世历法的影响来看，以“太初”为它命名，可谓实至名归。或许你已经注意到：兼顾回归年与朔望月；以寅月为正月岁首；涵盖二十四节气；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而冬、腊、正这三个月不置闰。太初历的这种种原则，依旧可以在我们如今所使用的农历中看到。它的影响，远比想象的要更加深远。
值得一提的是，“太初改历”并非仅仅由落下闳一人就能实现。据《史记》《汉书》等史料记载，从兒宽与博士赐等人建议改历，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人“议造汉历”，到对民间二十余名治理者的招募，再到淳于陵渠等人观测验证，这前后经历了十分复杂，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争论的过程。故而这次改历是众力为之的成果，每个参与其中的人所扮演的角色与倾力的付出都不应被忽略。当然，落下闳作为历算者在改历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同样是不容否认的。
作为汉王朝的首次历法改革，太初历前后共施行188年——从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至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其中的历法数据和历法术文被西汉末年的刘歆改造并保存在三统历中。太初历因此是为中国现存的首部具有文献记载的完整历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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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孙弘传赞》中，东汉史学家班固这样称赞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因为在太初历制定中“运算转历”，落下闳被班固置于与董仲舒、司马迁、张骞、卫青等人比肩的位置。
除了历法本身，落下闳在天文学上同样有其他建树。如浑天说，落下闳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浑天说宇宙思想，“于地中转浑仪，以定时节”（《益部耆旧传》），是这一学说发展中的代表人物；如在改历中测定以135月为一周期的交食周期，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具备确凿数据的交食周期；又如测定二十八宿的赤经差（距度）等等。落下闳在天文历算上所取得的累累成就，的确担得起班固的赞誉。
明正统浑仪，现藏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版权/浦航
当然，对落下闳和他的太初历的评价并非全是肯定。有学者指出，太初历“以律起历”，所采用的岁实与朔策数据过于疏阔，即便与这之前的历法相较都是一种倒退现象。我们自然不能因为落下闳的成就就忽略他历法中的问题。事实上，即便落下闳自己也曾坦然指出历法存在误差，希望后世人替他更加改定（《艺文类聚》卷五《岁时下》引文）。无论古代抑或当代，“求实”都是万分宝贵的科学精神。唯有以如此态度对落下闳及其历法进行评价，才是对他最好的尊重，才是对这位智者留下的文化遗产最好的继承。
完成太初改历后，落下闳的经历如何呢？
史册对此没有更多记载。唯一能得知的是朝廷本想拜他为侍中，可落下闳却辞绝了官职（《益部耆旧传》），从此隐退于历史长河。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之后去了哪里，史书也没有他的传记，他的生平，他的喜好，甚至是他作为天文历算家必然会写下的草稿文字，我们现在都难以看到哪怕只言片语。
他的身影在历史中昙花一现，脚步的铿锵余音却回响千年。
在落下闳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阆中先后诞生多位天文学家。西汉末，有任文孙、任文公父子；三国时期，有周舒、周群、周巨祖孙三代。因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直接影响了后世春节的定期与习俗，阆中因此被誉为“中国春节文化之乡”。时至今日，阆中新桥乡村民将石磨作为摆放团圆饭的餐桌，除夕正午时，一家人一起围着石磨吃团圆饭。据说这石磨，就像是先贤观测天象使用的日晷。[10]
阆中锦屏山观星楼前的落下闳塑像。来源/光明网
尽管落下闳因其天文历算家的身份并没有得到汉代修史者的足够重视，但他所取得的成就早已被历史与天文学铭记。2004年9月16日，一颗编号为16757的小行星被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命名为“落下闳星”，他的星光将在夜空中永远闪烁，在每个北斗回寅、欢庆春节的夜晚，无论天涯抑或海角，静静凝望着我们每个人。
在《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一天，颜渊（即颜回）询问孔子：如果是您，您会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采用夏朝的历法，商朝的车辆，周朝的礼仪服饰，追求尽善尽美，远离惑乱和小人。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
以夏正寅月为岁首的太初历完成了孔子的愿望，从此代代延续。这就是为什么农历也被称为“夏历”的原因。时至今日，我们依旧在以正月为岁首。我们依然在“行夏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