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跑步有毒 ，作者：跑步有毒，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6除夕，带着一身疲惫，我半夜才上床睡觉，这是一年里唯一一次12点才睡觉。
为了这个节日，我从前两天就忙着准备和儿子的年夜饭——一顿简单的火锅，以及晚上包饺子。昨天白天上完课回到家就一直没停手，原本打算饭后在油管上看一会儿春晚什么的，也没顾上。
今早睡足，精神不错，准备出门跑步，在阳光微风中迎接大年初一。
看到朋友圈里国内的朋友们已经过完了大年初一，感觉怪怪的：只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空间不同，我们过的节日便出现了错位。这种错位是谁造成的？当然是人类自己。
我不由得自问：为何我们会对节日——尤其是本国的传统节日——有一种迷恋和执着，哪怕相隔千山万水，哪怕远离了当地社会环境？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就有一个祖先，有一个家庭和社会，他们都这么告诉我们说，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过的。农业社会时，祖先们为了生存，察天象、知农时，逐渐形成一套与天地规律相应的生活习俗，并衍生出一套节日的规定。它原本是一种集体行为，然后成为我们的集体意识，然后慢慢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小时候，我总有些不明白，一临近春节，爸妈就忙里忙外，有做不完的事。其实在我看来，许多事明明可以不做。尤其是我妈，就像有强迫症一样，从做香肠到洗窗帘，从腌腊肉到擦家具，事无巨靡，全程手动，辛苦劳累。
和绝大部分上一辈人一样，她从来都是没有意识地过着节，忙得脚不沾地却没有理由。真要说一个理由，那就是“为了让家人过个好年”。但她似乎从来没像我那样想过，少做几件事，或者哪怕偷偷懒，她会在良心上过不去。
等我们来美国生活了近两年，脱离了出生以来浸润其中的传统文化环境，原本固定的节假日的时间因为有了时差，它的“被设计”的本质就凸显出来了。
现在，我和儿子的大年三十和国内亲人的大年三十差了十多个小时，这样的时间差如此之大，我只好跟他们说：如果你们看春晚，有什么要吐槽的，我们可能没办法马上回应哦！
当我意识到节日的时间原来并不是固定的，并被我加以客体化、对象化进行审视时，它便从无意识变成有意识的行为了。节日一旦失去了它的固定性和非此不可性，我心里有些东西便悄悄动摇，节日的意义性就开始剥落了。
母亲在过年前后总是有一大堆忙不完的事，实际上是被“绑架”在一个人为框定的时间里了——我称之为“社会时间文化”。
一旦人跳出那个时间线，人就有了选择性和自主性。
而身处一种全新社会文化中的移民或者如我这样的旅居者，既脱离了原有的社会时间文化，又尚未融入当地的社会时间文化之中，相当于在两种社会时间文化的缝隙之间生存，既有一种疏离感，又有一种自由感。
也就是说，此时这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去社会化”的。除非他在海外仍然生活在原来的社会文化圈里，比如当地存在一个很大的华人圈，他的主要社交活动还是发生在华人圈子里，并不在乎是否融入了当地的社会文化。
这就是哪怕是在美国一个小城市里，华人春晚、中秋端午之类的庆祝活动也很是活跃的原因。即使是多年的老移民，也喜欢在十多个小时的时差下，仍然过着本国文化里的传统节日。这种疏离感在平时会带来不适感，但在节日里会被这样的集体活动冲淡，它的去社会化性质就小了很多。
比如，去年我在春节期间参加过好几次华人圈的活动，一切都很自然；今年则刻意避开了一些活动，这时，这种疏离与自由感就凸显了出来。
扩展开来想一想，我们中国人有一些坚实到固执的讲究，比如过节要吃喝这个，过节要吃那个，过节不能说这句话，过节不能穿那个颜色……这一长串的习俗，都是祖先和今人对时间的主观理解，不是个体的主观理解，而是一个足够大的群体，大到可以“扭曲”时间，“扭曲”人的心智，甚至经年累月地“扭曲”一个族群的基因。
当代哲学家韩炳哲在《仪式的消失》一书中提出，就像空间里的家一样，节日的仪式是时间的家。仪式通过重复和稳定，让流逝的时间变得“宜居”，让我们在无尽的变迁中感到安定，于是有人让它变得神圣不可违背。
在我看来，仪式可以安顿生命，解构仪式更是一种觉悟和勇气。
不乏有勇气者。那些身处原有社会时间文化中但能自觉跳出这个框架的极少数人。
几年前看李笑来的书《把时间当作朋友》，他说，他早就不过节了。因为他认为，“法定假日是限制企业的，又不是限制我个人的”，他用节假日推进自己的长期项目（写书、自学新技能、系统性总结），而不是用来“放空”或社交。如果因法定节日就把手上的事停掉，是在放弃宝贵的时间优势。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对他的家庭必然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试想：他的孩子要过节怎么办？他的父母也想过节呢？势必有一方要作出妥协。但李笑来没有妥协，他跳出了传统时间，过出了自己的一套时间框架。
所有人的人生也都一样。谁规定你得在18岁上大学22岁找工作35岁被裁55岁退休？你大可以高中毕业后先去晃荡两年，打工两年后再读个感兴趣的专业再赚钱，40岁出国考个潜水员资格证或者空调维修证……你不用受社会时钟（Social Clock）的约束。
看到了这种神圣的人为性和可变性，它就失去了“绑架”的威力。当下一代年轻人不再看春晚、不再吃饺子时，我们完全无需介意。
前几天有朋友问我儿子会不会看央视春晚时，儿子说：不看，我会看其他平台——“好整活儿”。也许我们不能理解年轻人对弹幕的痴迷、对整活儿的热情，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他们的重点，有他们的活法。
我并不是反对过节。正如那句鸡汤话：只要心里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有觉知有意识地过节，就寻回了所谓的“主体性”吧。
节日不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良心上的一道枷锁。
节日是一个可选项。你可以选择参与（演戏），也可以选择剥离（看戏）。
你可以自定义你的时间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