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Wallpaper中文版 ，编辑：zhuoran，作者：W＊，原文标题：《年味｜“嘭”是过年的声音，人为什么着迷？》
从定义上看，烟花是一种用于美观和娱乐目的的低爆烟火装置，根据2025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标准，烟花爆竹可以分为玩具类、摩擦类、旋转类、喷花类，吐珠类、升空类等11大类25小类。从孩子手中的“仙女棒”到点亮夜空的“组合烟花”，烟花形态万千，构成了庆祝时的视觉谱系。
市场上销售的各类烟花
无论形态如何变换，烟花内部都有着相似的功能模块——纸或塑料包裹的外壳，提供充分燃烧的密闭空间；粘土封堵的发射部分，上部由硝酸钾（KNO3）、木炭（C）、硫磺（S）等成分组成的发射装药，燃烧后为烟花提供足够的初速度；引信由织物包裹黑火药构成；烟火弹则主要由爆炸装药及星体构成。
当引信被点燃后，发射装药会在狭小密闭的空间内瞬间燃烧，产生大量高温气体，这些气体迅速膨胀，给烟花弹提供足够的初速度，同时点燃延时引信。当烟花达到预定的高度时，引信点燃爆炸装药，星体中的化学物质开始产生氧化还原反应，产生大量的光和热，形成绚丽的烟花。而之所以能产生不同的图案、丰富的色彩、各异的声响，主要取决于装置的物理设计和化学构成的微妙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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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燃放的原理
首先烟花的高度取决于其初始速度，因此其装载火药量至关重要。小型烟花的弹壳直径在5-15cm，能发射至60–150m的低空；而大型烟花表演的弹壳直径能达到1m，这些烟花通常能发射至300m以上的高度，相当于一栋超高层建筑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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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尺寸烟花弹的燃放高度和烟花大小
丰富的色彩则主要来源于焰色反应。当烟花中的星体被加热到极高温度时，星体中的电子便会吸收能量，产生不同波长的光，不同元素的能量不同，因此光的波长不同。例如钠（Na）原子发出的的光波长约为589nm，属于黄光，所以钠（Na）的焰色反应呈黄色；而钡（Ba）能产生绿色，锶（Sr）能产生红色，这些元素按一定比例混合几乎可以覆盖可见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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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化学成分的焰色反应
烟花弹内部组成也能影响爆炸效果，例如欧美常用的圆柱形效果件，爆炸后会产生不规则的图案效果；而东方烟花主要使用圆球形效果件，爆炸后的图案更加圆润规整。
此外控制火药的成分可以实现不同的绽放轨迹，进而产生不同的花型。燃烧较快的成分，绽放时只会留下一个小圆点，就产生了牡丹型；火药燃烧较慢时会在天空拖出一条长长的线，这就是菊花型；火药燃烧更慢时，光点沿着抛物线下落，会逐渐形成弯曲的柳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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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球型、圆柱形烟花弹内部结构
除了令人炫目的视觉效果，烟花爆炸还有各种声音。星体在极狭窄的空间内爆炸，气体膨胀的速度比音速快得多，因此产生了巨大的音爆，也就是爆炸瞬间的“嘭嘭”声，调整金属盐的比例能改变气体膨胀速度和压力，从而控制音高。在狭窄的纸管中装入苯（C6H6）的衍生物，燃烧后会产生脉动燃烧，引起每秒上千次的空气震荡，释放出高频声波，也就是“笛音”或“哨声”。当烟花中充满了氧化铅（PbO），爆炸并升温时，铅原子在高温下蒸发，膨胀时发出“噼啪”声。此外烟花的外壳也十分重要，钢壳可以引发更为强烈的爆炸声音，也就是“雷音”……将这些“声响效应”组合起来，就会产生“百鸟齐鸣”“雷鸣花开”等人们熟悉的效果烟花。
不同花型烟花燃放轨迹
烟花的美似乎来源于精确的化学方程式、物理结构与声学模型……然而在爆炸的一瞬间，它会彻底挣脱所有预设的轨道，一切可控的“设计”都会转化为不可复制的“事件”，这种有序与失控的悖论让人们永远会期待烟花爆炸的那一刻。
烟花的迷人之处不止于感官的震撼，回溯历史便会发现，烟花是人类与宇宙对话的回响。远古时代，“火”成为先民抵御寒冷、驱赶野兽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种精神图腾；魏晋时期，人们利用火烧竹节时发出的声响，进行火祭驱邪，这就是“爆竹”的原型。
直到火药出现，打破了火单一的燃烧形态，爆炸就此诞生。唐宋时期，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火药配方不断完善，黑火药的应用逐渐走出军事领域，为烟花爆竹的诞生提供了技术支撑。《会稽志》中记载，“除夕爆竹相闻，亦或以硫磺作爆药，声尤震厉，谓之爆仗。”此时爆竹已突破粗放的烧竹形态，人们开始驾驭化学的力量。
清乾隆年间《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由郎世宁等宫廷画家绘制，记载部分作战士兵装备和使用火器
南宋时期，烟花爆竹的品类日益丰富，并出现了规模化的烟花表演。《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一场烟花傀儡表演：“或见端倪奇特，或见丑陋不堪，动转形作，青黄赤白烟云声响俱全”，烟花匠人通过精妙的机关设计实现人偶与烟花共舞，将烟花爆竹与戏剧艺术结合起来。《武林旧事》记载，宋代杭州城内有很多卖烟花的店铺，可见烟花在宋代实现了商品化和大众化。除大型烟火戏外，民间还出现了很多精巧的小烟花，例如“滴滴金”与“地老鼠”。“滴滴金”在火药中加入红丹粉等滚制而成的响珠，高温燃烧后会发出噼啪爆响与闪光；“地老鼠”则利用火药喷射的缓冲力推动烟花旋转，这些烟花至今仍颇受儿童喜爱，是无数人的童年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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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1628–1643年版《金瓶梅》中的架子烟花
右图：18世纪法国传教士皮埃尔·尼古拉·迪卡维尔所绘的中国烟花
到了明代，烟花探索已触及微观世界，“焰色反应”的发现使烟花的视觉效果被进一步加强。《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记录了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紫禁城元宵节燃放烟花的场景，其中便出现了爆竹、带根起火、带柄捅花、手把花转轮等烟花种类。清代烟花爆竹工艺体系逐渐形成，甚至出现了专门的技术专著。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学者赵学敏编撰的《火戏略》是第一步专门记载烟火表演的专著，书中系统记载了匠人在火药调配、机关设置等方面的精湛技艺，烟花技术在古代中国一直传承下去。
随着火药西传，烟花爆竹逐渐走向欧洲，最初因其蕴含的巨大能量受到了保守教会抵制，但在文艺复兴浪潮中，烟花被视为挑战神权秩序的“人文主义”象征，成为西方皇室追捧的艺术与时尚；意大利、德国等地甚至建立了专门的烟花研究学校，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化学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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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7年泰晤士河上空的烟花表演
在美洲，烟花的政治意义更加凸显，1777年7月4日，费城用烟花表演来庆祝独立日，从此它成为了自由与新生的象征。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欧美民主化进程的推进，绚丽多彩的烟花秀成为政府展示亲民形象的重要手段，烟花被搬到市井舞台，与埃菲尔铁塔、自由女神像等传统纪念碑完美呼应，重新塑造了城市景观——让日常地标在烟花中更加绚丽，成为一种新的视觉奇观，探索着公共艺术与集体情感的边界。
如今科技的发展让烟花不再罕见，大型烟花表演随处可见，商店里的烟花触手可及，人们为何还是被烟花表演所吸引？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西奥多·阿多诺在《美学理论》提出，烟花的非物质性、瞬间性以及无用性，让它摆脱了物质世界的工具逻辑，脱离了日常生活的经验，具有其他艺术载体难以比拟的冲击力。
但或许更深层的根源，在于它承载着人类与生俱来的探索冲动——不断用智慧驯服危险与未知。正如屈原叩问宇宙“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我们不断点燃烟花，然后抬头仰望，用一场“人造的星辰”向宇宙发出着探寻的信号。
据统计，全世界每年至少有50万吨烟花在夜空中绽放，这些漫天绚烂背后隐藏着一条隐秘的流转之路。根据美国烟花协会的数据，全美大型表演中使用的烟花75%都产自中国，个人燃放的烟花有98%来自中国。中国是全世界烟花爆竹产量最大的国家，每年出口量在25-30万吨，贸易总额超过11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量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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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花爆竹出口量约占世界总量的80%
这些烟花具体扎根于哪片土壤？根据企查查数据，湖南、河南、江西三省是中国烟花爆竹企业的主要聚集地，其中湖南浏阳、醴陵，江西上栗、万载四地产量超全国80%的市场份额，撑起了中国烟花产业的半壁江山。无独有偶，这四地在地理上相互毗邻，藏身于湘赣边的罗霄山脉，澄潭江和栗水两条河流蜿蜒其间，共同勾勒出中国烟花生产的“金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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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省份烟花爆竹企业数量
一方面湘赣边自然资源充足，浏阳境内盛产硝土、硫黄、杉树和筒竹等制造烟花的原材料，此外当地特产的折表纸、窄版纸等纸张质量上乘、结实耐用，成为花炮生产的一大优势；另一方面湘江及其支流水流清澈平稳提供了便利的航运条件。被动原因则是浏阳地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较为困难，农闲时间大量劳动力便涌向花炮产业，制作烟花成为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技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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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花爆竹主要产区
而湘赣边烟花技艺的起源有很多说法。相传初唐时期，湘东大地爆发瘟疫，上栗人李畋（tián）用竹炮驱疫逐瘴，点燃后疫瘴顷刻除尽，唐太宗赏银千两让他以爆竹为业造福家乡；另有一说李畋曾在宫廷燃放竹炮，驱散了困扰太宗的梦魇。尽管具体历史已难以考证，但民国时期的《万载县志》中有明确记载：“花爆为万载出产三大宗之一，制造不知确始何时……谓是起于李畋”，浏阳、醴陵等地也有为李畋修庙、祭祀的传统，充分说明了湘赣地区烟花爆竹产业的历史传承。
到了民国时期，浏阳从事花炮生产的工人超过了30万人，他们将花炮制作的程序不断细化，行业规模逐渐扩大。如今浏阳仍有30万人从事烟花产业，占到总人口的20%，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7万元，远高于湖南全省平均水平的3.9万元，烟花爆竹成为养育一方水土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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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河北岸及港湾内用于运输烟花的老码头
这些烟花最终奔赴远方，先走遍华夏大地，再跨越山海点亮地球。有学者利用烟花销售点、燃放点等POI数据计算了2019年我国各城市烟花爆竹消耗总量，结果显示胡焕庸线以南烟花燃放明显偏多，其中东北、湖南、江西等省份和地区较为突出；胡焕庸线以北的新疆喀什、伊宁等地烟花爆竹消耗量也很可观，烟火的气息在祖国大地皆有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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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国各城市烟花爆竹消耗总量
而在海外，印度每年为期五天的排灯节会大量燃放烟花爆竹，日本每年7-8月至少会举办5000场花火大会，瑞士、英国等欧洲国家在新年、圣诞、国庆到来之际也会燃放烟花庆祝节日，据统计美国每年烟花爆竹消费额超过7亿美元……来自东方的烟花融入世界的节庆图景，成为全球共同的节庆记忆。
当烟花点亮全球夜空时，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燃放烟花爆竹面临着环境、安全和治理的压力。关于“禁放烟花”的讨论从未停歇，却从未有过统一的答案。
“禁放烟花”有许多原因，首先是安全风险。烟花的爆炸不可控，产生的能量巨大，易造成火灾等事故，从而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家消防救援局网站显示，仅2023年一年因烟花爆竹引发的火灾就有1.2万多起。
燃放烟花会产生大量污染
更不容忽略的是环境污染。烟花爆竹污染具有短时间、高浓度的特点。研究表明，大量燃放烟花爆竹是春节等重大节日期间PM10、PM2.5、SO2、NO2和CO等大气污染物浓度增高的重要原因，这些有害物质会危害环境，例如NO2是烟雾和酸雨的必要条件，和空气中的有机物在紫外线作用下还会生成O3，其温室效应是CO2的200倍，进而加剧全球气候变暖；而烟花中的重金属颗粒会在高温下挥发成气态，随后冷却后化为细小颗粒物后将沉降到地面和水体中，污染土壤与水源。
2025年春节期间各个城市空气质量正能说明这一点，当天我国168个被监测城市中，33个城市处于严重污染水平，其中最严重的安徽亳州市，AQI数值达到500，PM2.5浓度达到548μg/m3；一线城市中西安、长沙、太原、天津和武汉是污染最严重的，而济南、广州、大连、北京等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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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春节上午8：00全国空气质量最好的9个城市
烟花燃烧后的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也有一定损害，例如SO2会刺激人的呼吸道；PM2.5、PM10、金属颗粒等可吸入颗粒物会随着呼吸进入人体肺部，甚至穿透肺泡进入血液循环，引发呼吸道疾病、心血管问题，长期暴露还可能增加肺癌风险；烟花爆炸产生的巨大噪音也可能造成听力损伤。
因此世界各地都有针对烟花爆竹的管控措施，例如智利完全禁止个人燃放烟花爆竹；澳大利亚燃放烟火需要持有烟花师资格证，禁止向公众销售烟花爆竹；德国将烟花分为四级，并对持有人进行了严格的年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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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颗粒物的粒径大小不同，其进入人体呼吸系统的部位及引发的危害亦不相同
在中国，“烟花禁令”也非一朝一夕，早在1907年，天津巡警总局就在《大公报》上刊登声明“入冬以来,风高物燥，瞬届年节，竞放花爆，起花双响，高入云霄，遗火落下，贻害非小，贩卖燃放，均于禁条，特先晓谕”。1988年上海颁布了烟花禁燃规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禁燃的城市，随后十多年累计有282座城市陆续出台烟花爆竹管理规定。
“烟花禁令”有效吗？数据显示2013-2019年，除夕和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禁限政策使PM2.5浓度降低了10.9-33.2%，其中华中地区间PM2.5浓度降低了19.5-56.3μg/m3；华东地区降低了25.6-51.4μg/m3。究其原因，可能是华中和华东地区的烟花爆竹禁限政策实施较早且较为完善，禁限政策似乎是改善环境质量的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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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限政策对我国烟花爆竹燃放PM2.5排放总量的影响
然而我们也不应该片面夸大烟花爆竹的污染影响，由于烟花爆竹的燃放活动过程并不持续，其产生的污染消散速度极快，72.2-84.9%的PM2.5污染会在产生烟花爆竹集中燃放后24小时内消散，对空气质量的长期影响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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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5年河南信阳春节期间PM2.5/CO与SIA/CO比值
费孝通认为“为了加强团结，一个民族总要设法巩固其共同心理”，烟花爆竹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正是一种民族文化认同符号。随着民间、学界的呼声越来越大，烟花管理政策逐渐从“一刀切”的禁燃，转向更为科学、精准、灵活的弹性管控。其中北京、上海、天津等一线城市仍然实行全域全时段禁放；辽宁、广东佛山、珠海等地明确可以有序、限时或在限定区域燃放烟花爆竹。这种调整承认了烟花问题的复杂性——不是“非禁即放”的单选题，而是需要在环境保护、城市安全与民族情感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面对困境，烟花行业的从业者们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他们试图用更加“绿色”的环保型烟花改写产业的发展轨迹。环保烟花并未脱离传统烟花的本质，而是通过用压缩空气取代火药、减少使用重金属元素、调节氧平衡等方式，实现“减毒、减噪、减尘”目标。与传统烟花爆竹相比，环保烟花可使环境中的PM2.5降低约50%左右，然而当环保烟花燃放达到一定数量时，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仍然不可小觑。因此环保烟花并非一定“环保”，限制单次使用的烟花爆竹总量仍是“绿色”烟花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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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烟花使环境中的PM2.5含量明显减少
除了环保烟花，用数字技术取代传统烟花也正成为趋势。例如2023年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取消了真实烟花表演，转而利用虚拟技术“燃放”数字烟花。技术人员利用数字建模、物理模拟、实时渲染等技术，几乎完美模拟了烟花粒子的运动、碰撞和能量消散。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大脚印”烟花
烟花产业的未来究竟在何方呢？回望过去十年，由于全国性禁售、禁燃政策，大部分省市都将烟花产业视为落后产能，16个省（区、市）完全退出了烟花爆竹生产，超过4000家企业关停，浏阳如火如荼的烟花产业也一度陷入沉寂。直到2023年，浏阳烟花产值超过500亿元，与2022年相比增长了65.8%，实现了新的突破。
这取决于多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产业结构性调整，2012年浏阳共有1024家烟花企业，到2025年这个数量锐减至400家，留下来的烟花企业在产能规模、生产规范上都是佼佼者，“行业洗牌”倒逼留存这些企业主动寻求转型升级。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迎客松”烟花
另一方面是技术迭代升级，在数字技术加持下，浏阳烟花可以像电脑编程一样,精准安排点位区域、控制燃放时间间隔和燃放顺序，大大提升了专业性和生产效率；此外浏阳烟花在产品设计上不断破圈，例如风靡一时的“加特林”手持烟花，以及主打低噪音、低污染、体积小的“城市烟花”，成为新的标杆产品。
烟花产业在大众消费方面的发展空间终究有限，因此浏阳正在寻求“文化破圈”。从1991年开始，浏阳每年都会举办花炮文化节，2025年10月举办的第十七届花炮文化节上，160米高的“烟花光塔”点亮了夜空，15947架无人机组成了“生命之树”的图案……刷新了烟花艺术的表达形式，向全世界客商树立了新的品牌形象。2023年起，每周六浏阳都会举办一场烟花大会，每场由一家烟花企业单独承办，只对游客收取1元管理费，1个小时内会燃放上万发烟花。2025年跨年夜吸引了超10万名游客前来观看。千年烟火正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成为文化的新载体。
当我们拆解一朵烟花，看到的不仅是纳米级的金属粉末、精密计算的的爆破序列、符合空气动力学的壳体……更是我们与遥远天空的对话方式——以最绚烂的姿态，绽放，消逝，留下无尽的余温与想象。烟花从此实现了它的隐喻——人类对永恒的渴望唯有通过全心全意拥抱短暂才能达成。
真正的年味，或许不在于喧嚣或是寂静，而在于是否留有集体情感表达的通道。或许在信息与数字主导的时代，我们始终期待一朵真正的“烟花”爆炸开来，将人们带回纯粹的期待美与和平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