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PP评论 ，作者：郑永年 杨丽君
针对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提出了驱动科技创新的“三驾马车”理论，即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三驾马车”将教育（科研和人才培养的主体）、应用技术转化、企业和产业化一体化，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产学研政”一体化，这理顺了科创的整体逻辑。人们可以把这称为大科研体系。
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理论层面已经非常清楚，但要把理论转化成为现实，依然需要付出大量甚至更大的努力，尤其是体制机制的改革。尽管因为制度背景不同，各国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设置科研体系，但不管什么样制度背景的科研体系都必须符合科创的基本逻辑。我们这里所说的制度背景主要指的是“三驾马车”在不同国家体现为不同主体的问题。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将这三者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论述，表明我们对大科创体系建设的高度重视。尽管管理构架有了，但这三块得到有机的整合而成为一个大科创体系依然需要很多的努力。
这要求我们首先必须从大科创体系的要求出发，来看现在有关制度要素的哪些方面还存在短板，或者还没有理顺。就教育、人才、科研三者关系来说，尽管有协调机构的存在，但协调力量还不够。
科研管理的问题明显。首先是“人才”的定义。人才有时候还是以人们所说的“帽子”来定义，而“帽子”很多时候是以研究成果来定义，更多强调学术人才，而对应用型人才重视不够，尤其是工业人才。在基础科研领域，学术人才的定义并无大碍，但一旦到了工业领域，这种人才定义显然是不够科学的。比如，“杭州六小龙”企业中的人才，通常并不在我们的“人才名单”上。为此，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人才分类评价改革和科教界“帽子”治理，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鼓励各类人才潜心钻研、厚积薄发。
当前我国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908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002人，高被引科学家占全球20%，居世界第二。但同时，科技人才密度偏低、基础研究人才匮乏的问题仍旧存在。图源：新华社
现行人才定义也影响了科研经费的分配取向。我们大量的科研经费投在那些已经有了“帽子”的人才身上，往往是比较年长的人才甚至老龄人才，而年轻群体则得不到足够的科研资助。尽管国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也为年轻群体设立了一些项目，但年轻群体缺乏资助的情况依然明显。考虑到人类自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年轻群体越来越成为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如果上述情况不改变，就很难实现具有突破性的科研创新。
人才定义也影响到了对“科研”的定义。在学界和业界，很多人对科研和发表论文之间的关系有片面的认知，把发表论文和做科研等同起来，因此，尽管我们发表的论文数量大增，但技术转化率依然不高。
就科研的工具来看，我们不少科技实验室呈现为一个个“土豆”，即互不关联、互不开放。尽管国家实验室越来越多，但大部分实验室使用不足，造成过度的浪费。如何把实验室的“多而不强”转型成为“又多又强”呢？这需要系统性的体制机制改革。
从规模上看，中国已经是全球科研平台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但从持续原创突破能力、全球基础科学话语权、顶级理论输出密度来看，整体仍处于追赶阶段。图源：新华社
在技术转化端也存在问题。现在一些部门鼓励甚至要求做基础科研的人也去做技术转化，这相当于要求一个科研人员既要做基础科研，又要做技术转化，同时还要去筹钱。尽管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从过往的经验来看，这样做成功的案例少之又少，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更为严重的是，这样容易导致基础研究的“应用化”，不利于基础科研本身的发展。
应用技术的人才培养也存在问题。在理论上说，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已经得到足够的重视，但这种重视缺乏很好的转化机制。如职业学校缺乏足够的要素，包括政策、人才、资源等，所以很难产生工匠，更难有工匠精神。
在创新领域，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充分理顺，没有充分确立在分工基础上进行的合作制度，这里既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对创新的金融支持有待发展。这些年，我们一直坚持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当家，有效避免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和金融的过度虚拟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严格说来，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支撑科创的金融系统，有效的金融系统尚未充分形成。很多新技术因为没有足够的金融支持而被外国资本所收购，或者不得不流落到海外。无论在企业层面还是城市层面，凡是搞投机性金融的不仅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更会出现大问题，但凡是投资技术创新的最终都会孵化出新技术和基于新技术之上的新经济活动。因此，如何发展能够为未来技术提供足够金融服务的金融业依然是我们面临的任务。
连接产学研的是一整套体制机制，这方面的改革有待加快。中国的技术发展路径和东亚其他经济体尤其是日本和韩国有类似处，早期是应用技术，随着技术的积累，逐渐转向原创。今天的中国在诸多领域，尤其是生物医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AI）领域，正在出现大量的原创性技术，但因为监管不够科学等因素，有些技术不能很好落地。
换句话说，我们自己产生的新质生产力，有些正在流向可以落地的经济体。必须意识到，美国硅谷三分之二以上的独角兽来自一代、二代移民，其中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移民。考虑到新的经济活动需要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来获得，这些技术的流失就导致了国内新的经济活动不足。这也是“内卷”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所谓的“内卷”，就是对存量经济活动的竞争。即使偶尔产生新经济活动，也因为种类过少，导致各地一哄而上的局面。这种局面，唯有通过发展增量经济才能破解。
硅谷高度依赖移民人口，尤其是来自亚洲的科技人才，硅谷科技从业者中66%是移民。图源:bay area news group
当然，类似上述问题还可以列出很多。问题是怎么办。对此，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考量。
第一，需要尽快确立一个大科研体系。如前所述，国家层面理念和政策已经到位了，但落地依然需要自上而下的体制机制改革。体制机制改革是政府的责任。尽管自下而上也可以形成这样一个体系，但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在国家间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期待一个大科研体系完全依靠自我生成是不切实际的。
第二，需要进行试验区式的改革，即需要设立科研科创特区。在我们条块管理的体制内，通过“条条”发生有效的改革难度大，因为“条条”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有效的改革还需要从“块块”进行。中央政府给予“块块”充分的授权，这类授权往往是一揽子的“政策包”，而非通过中央各个部门逐项审批，其改革所构建的科创系统更能体现出系统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再向国家其他地方扩散和推广。中国早期的特区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应当指出的是，“块块”既可以体现为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也可以体现为一个功能领域。我们可以围绕新工业革命所需的要素，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等具有良好创新生态的地区，设置多个表现为“块块”的科创特区，这些特区将根据不同技术领域的需求，真正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并向周边地区辐射扩散，成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动力。
例如，深圳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高度集中在南山区，南山可以设立地理区域意义上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创特区。再如，广州集中了大量的医院并且生物医药比较发达，广州可以设立功能领域意义上的科创特区。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苏州、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很多城市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可以设立科创特区的“块块”。
在这些“块块”，国家赋予真正实现基于“三驾马车”之上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各项政策，以期取得突破性的科创成果，在引领未来产业的同时赋能现存产业。
深圳南山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制造中心。截至2025年10月，这里聚集了境内外上市企业218家，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5500家，密度居全国区(县)前列。图源；新华社
总之，当前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各个层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唯有深刻领会党中央顶层设计的理念，毫不动摇地加以落实，我们才会取得长足的科技进步，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