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行业研习 ，作者：走南闯北的社长，原文标题：《[回乡记2606]莫冯芳丨广东农民外出打工，春节回家发现年味淡了》
暑假回家的时候，我发现整个村庄都是安静冷清的，连本应最热闹的村头处的“情报中心”也只是寥寥几人，一般只有因年纪大而返乡的妇女和一些留守老人。我试图在其中寻找一些熟悉的面孔，并向她们打招呼，但始终没有发现熟悉的身影，回到家询问奶奶，才知道她们生病或者去世了。长大之后，家乡成为了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白天走在村里，发现每家每户一般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在家中。到了晚上，亮着灯火的房屋也只是少数。整个村庄在黑暗中更显得寂寥。
但是春节回家，我发现村庄变得喧闹了，走在路上，会不时传来各家谈笑的声音，道路两旁也有更多人驻足闲谈，还出现了平时少见的年轻面孔。承载着团圆意义的春节，让无数游子奔赴家乡。在外奔波奋斗一年，回家过年是他们最好的期待。但是春节过后，村庄又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只有路上剩余的些许烟花炮仗的残屑能证明外出的家人真的回来了，留守的家人刚经历了一场短暂的团聚。
临近春节，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网友们在讨论为什么年味不浓了，我不禁开始思考年味对于我意味着什么。
一些网友认为是过年仪式的简化导致年味不浓了。例如因为要保障公共安全以及减少噪声污染等原因，各地相继开始禁止燃烧烟花爆竹。但是我们村因为不在禁燃区域以内，这一习俗依然保留下来，但是明显感觉能看到的烟花变少了，这与回乡过年的人数减少有关。祭灶神、贴春联、守岁、拜年等仪式，更多是爸爸妈妈领着我们完成。父母及老一辈人将过年的习俗文化通过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
由此可见，我们村并没有把春节的复杂仪式进行简化。邻里互动也并没有减少，虽然在我们家，爸爸妈妈一起掌握家里的大权，但是很多时候，爸爸负责请客串门。因为村里是爸爸的故乡，我们所处的关系网络，更多是基于爸爸的关系网。“从夫居”的妇女在村内交往互动的对象更多是与丈夫熟络的人。过年的仪式感并没有消失，那我为什么还会觉得年味不浓了呢？
我认为年味最浓的时候就是自己的孩童时期。小时候，爸爸妈妈总是会带着年货以及给我们的新衣服回家，这些对于年幼的我都是最好的东西。过年期间，爸爸妈妈会负责贴对联、打扫卫生、准备年夜饭等习俗活动，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餐，而且我终于能尝到妈妈做的饭菜。而我和家中的兄弟姐妹、村里的小伙伴则是一起玩烟花炮仗，亲戚朋友也会来做客，这些都是过年才会有的难忘记忆。
随着年纪渐长和家里物质条件的提高，年货和新衣服已不再是春节期间限定的。而具有一定情感意义的同伴陪伴，因为搬家到县城、外出工作、结婚成家等原因，我们也难以相聚。我认为这是我觉得年味变得不浓的原因。我期待的年味，是和家人和同伴的往来互动。而有些家人已经永远离去，有些同伴难以相聚，让我觉得失落和难过，过年的乐趣也减少了许多。我认为年味是人情味，过年让我们拥有机会去拉近距离，增进感情，传递温情。那些想见面的人的缺席，与我期待的春节相聚并不一致，所以不禁产生了年味不浓了的感觉。
不管是留守在家里的妇女老人儿童，还是外出打工的农民，都期待着过年的家庭团聚和情感连接的时刻。那么，为什么村庄会出现“空心化”呢？为什么农民会选择外出打工呢？
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后，城市的第二三产业发展，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农民进城的机会也随着增加。但是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低，掌握的技能有限，常常只能从事一些技能要求不高的工作，比如工厂工人、保姆等。
东莞就是一座拥有大量外来人口的城市。因为东莞拥有电子信息、服装、家具和玩具等完整制造业产业链，工厂企业数量较多，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我曾经穿梭过东莞的大街小巷中，发现工厂林立，街道上有各种“东北风味”“川渝口味”等字眼的小店，这些都向我展示了这是一座外来人口规模大的城市。街道上还有很多劳务派遣公司，门口贴着“招聘临时工、暑假工、长工”等信息，而这些公司的附近就有一家工厂。来东莞打工的农民，不仅可以通过这样的正式求职渠道找到工作，还可以通过同事、朋友等熟人关系找到工作，关系网依然是找工作的重要资源。
梁漱溟提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人重视自己所处的各种关系，家人是天然基本关系，因此伦理首重家庭，始于家庭，但不止于家庭。等我到了记事的年纪，妈妈选择和爸爸一起外出工作，她向我们解释，这是为了我们家生活的更好。年轻的农村青年，为了提升重要的家庭成员的生活水平，远离家乡，漂泊在外。
那么农民选择外出打工之后，村庄发生了什么变化？
1.村庄变得更加“空心化”
农民进城打工之后，等到工作稳定下来，一些农民开始把孩子接到身边，或者把父母接到城里照顾孩子。还有一些农民有了一定的积蓄，在县城或镇上买房子，常常是时隔一年或者多年才回村。
我小时候的同伴里都是女生，她们的父母更多的是选择把家中的小儿子接到身边照顾，小时候的我还是能和村里的同龄人一起玩耍，尽管村里的娱乐设施有限，泥巴、沙子、池塘这些都是我们的玩具。但慢慢地，一些同伴也跟随着父母进城上学，或者搬进县城，我身边的同龄人在逐渐减少。
2.邻里之间的直接互动减少
父母作为一个家庭中进行人情往来的核心成员，由于常年的外出打工，了解邻居、同村的人的情况也只能通过留守在家中的老人得知，不再是通过直接的互动来获取信息。但是春节期间，邻里和同村亲戚之间的串门并没有减少。
以我们家为例，爸爸妈妈长年不在身边，家里出现什么意外情况，他们常常无法赶回家处理，但是他们会委托邻里和同村亲戚来帮忙。直接互动的机会减少了，但是我们依然重视维持周围的关系，并希望日后他们能提供“回报”。尽管农民进城之后，社交网络扩大了，但是在村内，社会交往的边界和地理边界还是重叠的，因此，我们依然选择通过维系身边的关系来获取以后的“回报”。
3.矛盾冲突的集中解决
吴重庆在《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中提到，村里人选择在年终末来“算总账”。作为村庄社会生活的主体的青壮年在春节返乡，留守在家里的老人妇女，趁此机会，和他们倾诉这一年里和其他人产生的矛盾纠纷。作为家庭重心的青壮年男女，代表各家的利益，开始“算账”。
回想起我们家。爸爸妈妈回到家之后，总是忙忙碌碌的。其中就有忙着解决矛盾冲突。期间会出现令人不快的局面，有可能会与冲突方闹翻，或者家中并没有达到一致的意见，最终家庭之内又产生了新的争吵冲突，不管是哪种结果，都与欢喜团聚的春节气氛格格不入。
4.宗族仪式活动更加繁荣
我的姓氏是村里的大姓之一，我越发感觉到，长大之后参加的宗族仪式活动变多了。清明、国庆期间我们得组织起来共同祭祖，过年期间也会组织起来聚餐、看烟花等。族谱进行了编修，祠堂也进行了修缮。同时宗族也通过捐款筹资来资助青年学生求学和助力家乡建设。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家乡中的基础设施也发生了不少变化，设置了舞台、文化广场、健身场等，这些都为开展宗族活动提供了便利。这些宗族活动增进了成员之间的互动和同一宗族的归属感。
宗族活动不仅变得更加繁荣，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外出打工的青壮年逐渐成为宗族活动的主体。他们把城市接触到的知识、技能，用于组织策划宗族活动。我曾看到某个地方的宗族建立专门的公众号，用于展示他们开展的宗族活动和历史文化，以及宣传弘扬宗亲观念。
外出打工的农民获得了一定的积蓄，但是宗族仪式活动为什么是他们愿意支出的项目呢？我认为哪怕外出打工的农民，长期不在家乡，但是同一宗族的群体仍然是他们交往互动较多的群体，仍然能为他们提供一定的支持。通过共同祭祖、修造祠堂、聚餐等活动，同一宗族群体能增强互动，获得认同感。吴重庆则提到通过宗族仪式活动，可以驱散外出打工群体的心理漂泊感，同时使他们获得归属感。在陌生的城市，同一宗族群体之间的互动是连接家乡的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