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阿郎看电影 ，作者：阿郎看电影，原文标题：《新赏 | 惊蛰无声》
国安，跟公安一样，是国家重要的执法力量。
区别在于公安向内，维护社会治安，国安对外，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两者的执法方式也因此而不同，公安是公开执法，国安是隐蔽侦查。
公安题材的电影行为是抓坏蛋，像早期的《今天我休息》，近期的《三大队》。国安题材的电影，在一段特定时间里叫抓特务，如《羊城暗哨》《戴手铐的旅客》等。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在抓特务的任务完成之后，中国银幕上很少出现抓间谍的电影。
作为第一部当代都市国安题材电影，《惊蛰无声》并没有正面展示我国安人员如何抓间谍，或者说，抓间谍只是一个切口，在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讲述国安人员怎么抓内鬼，这就人为地磨平了这部国安题材电影与一般警匪电影最大的差异。
所以，通过《惊蛰无声》你仍然无法窥探得知，在我们春和景明的生活之下，那些涉及到国家机密与危亡的隐蔽战争，如何像流星一般闪现。更无法得知在此之前国安人员如何洞若观火、运筹帷幄，那些兵戈扰攘的对峙和较量，又是怎样以肉眼不可见的方式被绞杀于无形。
2.
因为这一方向性的转捩，影片的结构性支撑和生态构建也不再具备和平时期的战争这一特质。
关于现实如何介入艺术领域，并没有一定之规，英国人捧出了007，美国人训练出了波恩，两人之所以成为世界电影最著名的间谍代言人，就是因为围绕着两人的生态构建是坚决而成功的。
007的饰演者选择的是肖恩·康纳利、皮尔斯·布鲁斯南这类英伦绅士，他们永远是人群里最耀眼的一个。而波恩选的是马特·达蒙这种蓝领气质的美国小子，需要扔进人群立即就被淹没。
也就是说，围绕这两个间谍的美学逻辑，一个是显，一个是藏。
007只穿最好的英国手工西装，即便打了一场世界大战，西装也不会起皱。波恩穿的是一件破毛衣，一直松松垮垮。
007从二十楼跳下，仍然毫发无伤，波恩则经常一瘸一拐。
007用击剑的方式，优雅地解决对手。波恩用一支圆珠笔，凶狠地刺进对手的脖子。
同样是在莫斯科街道上狂奔，007抢一辆T55坦克，一路耀武扬威地杀将过去，波恩撬开一辆出租车，还被撞得面目全非。
007是浪子，换女人如换衣服，波恩是痴人，平生只对玛丽动情了一次。
007是写意，波恩是写实。
007是英雄主义的华美咏叹，波恩是小人物的质朴纪录。
《惊蛰无声》最大的遗憾就是生态构建的失调。
在酒店都可以用机器人送外卖的今天，谍战人员仍然用垃圾桶藏手机的手段传递信息。
对一个泄露国家重大科技机密者的捕捉，竟然是在敲开房门后，才得知人不在室内。
甚至出现了“云南，开车三十多个小时到边境，一路上查货不查人”这种根本性错误。
3.
反转成为《惊蛰无声》最重要的美学理念。
在影片的逻辑叙事里，反转与惊心动魄和忍辱负重同义。
《惊蛰无声》里出现了两次反转，两次反转竟然都围绕着严迪的身份而展开。
在创作上，这是极为胆大包天的冒险。等于在一个复杂精密的机械装置里，全部动力都只维系于一点。
反转的要义在于，每一次反转都不是否定，而是层层递进式的肯定。是在原有叙事之上，重新拉出一个视角，事件得以更全面地获得展示。
《惊蛰无声》的反转是推翻，是打倒。
严迪身份的第一次反转，等于否定了之前影片用大量篇幅描绘的兄弟之情、同袍之义，前面的叙事篇幅因为这一反转而全然失效。
第二次也是身份的反转，但作为全片最后一次反转并没有解决问题。
现实就是那个国外的间谍机构仍然在运转，幕后推手仍然在兴风作浪。这可能就是现实，在当代国际形势下，间谍活动无休无止，但这不是电影。
现实可以没有答案，但电影必须给出一个说法，给观众一个情感出口。
反转需要润滑，要在反转这一动作发生之前，有计划有步骤地暗示、渗透，否则就成了硬拗，故事和情感上的折断就再所难免了。
以上的一切问题，都需要在剧本阶段解决。
但导演努力用电影的手段去营救，于是摄影、剪辑和音效制造出的节奏感，最终也没能有效地锲入影片的心理空间，在最初的惊艳之后，陷入结构性空转。
4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