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硅谷右翼可以说是走到了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央，彼得·蒂尔、柯蒂斯·雅文等，普遍被认为与特朗普、万斯关系密切，他们的理念深刻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内对外决策。与之相比，帕兰提尔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亚历山大·卡普的观点看起来更加温和，但作为硅谷右翼的核心力量，其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在最近出版的《科技共和国：硬实力、软信念和西方的未来》中，卡普将硅谷视为“失落的山谷”，并非常直白地提出了重建科技共和国的方案。不管此书如何具有争议性，它都是我们理解未来美国政治走向的重要窗口。
本文原载《读书》2026年2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何涛，原文标题：《〈读书〉新刊 | 何涛：重建“失落的山谷”：硅谷右翼的政治逻辑》，头图来自：AI生成
二〇二四年美国总统大选最引人瞩目的新现象之一，是以埃隆·马斯克、马克·安德里森等人为代表的硅谷右翼企业家公开站台支持特朗普。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硅谷右翼化的趋势也愈发强劲。人们不禁好奇，传统印象中的硅谷，要么宣称保持中立、远离政治，要么习惯性地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为什么在这一轮政治重组中，硅谷会发生如此明显的右转？其背后的动机和机制究竟是什么？这迅速成为学界和公众激烈争论的话题。
恰逢此时，作为硅谷右翼核心力量的帕兰提尔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卡普，与其助手尼古拉斯·扎米斯卡合作撰写的《科技共和国：硬实力、软信念和西方的未来》（以下简称《科技共和国》）横空出世。这部作品提供了一个罕见的入口，让我们得以从硅谷右翼自述的视角，理解这些科技精英看似神秘的政治逻辑。
《科技共和国》英文版封面
一
在流行叙事中，硅谷的兴起常常被描绘为一个关于天才与市场的传奇。几个年轻的工程师在车库里敲着代码，创造出一个个颠覆性的创意，然后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下，建立其改变世界的公司。然而在卡普看来，这只是一个虚假的神话，甚至是人们有意为之的“集体失忆”。它遮蔽了硅谷真正的起点，也误导了后人对科技与国家二者关系的理解。
只要回溯历史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硅谷最初恰恰是凭借与美国政府特别是军方之间的密切合作才崛起的。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政府就开始大规模资助新型药品、洲际火箭与卫星的研究，而这些项目直接催生了硅谷的技术生态。硅谷从那时就成为美国军事生产和国家安全的中心。
例如，制造了最早的个人电脑原型的仙童相机仪器公司，其半导体部门不仅推动了民用计算革命，还为中情局的间谍卫星生产侦察设备。“二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海军几乎所有的弹道导弹都在硅谷地区生产。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洛克希德导弹与航天公司、西屋电气公司、福特航空航天公司和联合技术公司等企业在硅谷还拥有数千名员工，从事武器研发与生产。换句话说，卡普认为没有美国政府的直接资助，没有国家安全的紧迫压力，就不会有晶体管革命，也不会有后来的硅谷。
卡普提醒人们注意，硅谷科技企业与美国政府的密切合作，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好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二者自身都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支撑。为此，他特别引用了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危机的经典论述，即如果一个社会的技术和经济进步仅仅追逐私人利益，却无法让更广泛的公众从中获益，那么国家就会失去人们的信任，危机也将随之而来。
相反，当科技与国家的目标相一致时就能带来双重合法性。科技企业通过服务公共利益，证明自身存在的正当性，从而赢得社会的认可与信任；国家通过利用科技进步为民众带来安全与富裕，证明自己的统治是有效率的和值得信赖的，从而维护持久的权威与稳定。
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整个西方社会沉浸于福山断言的“历史终结”的盲目乐观情绪之中。硅谷自此也开始偏离与美国政府合作的传统。苹果、谷歌、亚马逊、脸书等科技巨头，将重心从服务国家转向利润丰厚的消费市场。
人们常将苹果手机誉为最伟大的创造性成就之一，但卡普质疑它是否真正带来了实质性、超越性的变革，正如彼得·蒂尔在二〇一一年的一次采访中指出的，我们评判自身和人类进步的标准，不应是消费电子产品功能的迭代，而应是阿波罗登月计划那样的突破性飞跃。
近些年来，科技精英们本能地涌向视频分享应用、社交媒体平台、广告算法和在线购物网站。他们毫不犹豫地追踪并利用人们在网络上的每一个举动牟利，将商业触角伸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如今大量初创公司专注于提供一些无需思考的洗衣、送餐或娱乐应用，将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新技术、真正发现和发明轻视化。”
数据显示，仅在二〇二二年，YouTube通过专门面向三千一百四十万十二岁以下儿童的广告，就获得了九亿五千九百万美元；而Instagram在同一年龄段的受众中的收入也达到了八亿零一百万美元。卡普痛心疾首地指出，当技术的最高成就被用于操控未成年人的注意力和情绪，社会的精神能量便被系统性地抽空。
与此同时，硅谷精英对国家的看法也越发消极。他们不但对政府项目失去兴趣，甚至唯恐避之不及。例如，二〇一九年微软公司在接受美国陆军的国防合同时就遭遇了强烈的内部反对。该合同的内容是为士兵提供用于任务规划和训练所需的虚拟头戴设备。
其实早在一年前的二〇一八年四月，谷歌员工就通过抗议活动，成功阻止了公司续签与美国国防部合作的Maven项目合同。该项目旨在开发一套关键系统，用于协助分析卫星和其他侦察图像，以规划和执行全球特种部队行动。到了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当OpenAI首次向公众发布人工智能模型时，其公司政策也明确禁止将其技术用于军事和战争目的。
卡普对硅谷的诊断与批评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层面，进入到了一种“精神病理学”分析。他认为硅谷真正的病灶是对国家、对公共目标丧失了信念。在完成自我去政治化的过程中，硅谷已然变成了一个“失落的山谷”。
二
许多观察家把硅谷精神的衰落归咎于资本结构的变化、商业模式的转型或者监管环境的日益收紧。这些因素固然存在，但在卡普看来，它们不过是表象。问题的核心在于人。硅谷的精英们在进入这片土地之前，已经在大学校园里被一种虚无文化深刻塑造。
高等教育改变了硅谷最基本的心智材料，这些所谓的精英大多丧失了坚定的信念，或者自诩为不可知论者。如同被切断绳索的气球，飘浮在失去意义的空间之中。因此，要理解硅谷的变迁，必须从美国大学的虚无化问题入手。
在古典教育的理想中，大学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文明传承的枢纽。无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伟大经典课程”，还是哈佛、耶鲁、芝加哥、斯坦福等校的“通识核心课程”，其底层精神都是一致的——通过阅读古典文本，理解启蒙思想，追溯美国建国的思想源头，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文明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是承担公共责任的公民。
然而，这种古典教育在二十世纪中后期迅速衰落。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相继冲击，逐步瓦解了美国社会在“二战”后短暂建立的文化自信。在卡普看来，拆除旧有特权体系本身是正当的，但失败之处在于未能建立一个连贯的集体身份或共享价值。旧的叙事被瓦解，而新的叙事并未成形，由此导致一种深刻的精神真空。
卡普特别提到斯坦福大学一九六八年的课程改革事件。该校传统的“西方文明”课程，构建了一条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到现代社会的线索，并且特别强调技术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然而，斯坦福的学生们批评课程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最终导致这一课程转为选修，后来又被多元文化教学模块取代。
斯坦福大学的事件不是孤立的，哈佛、耶鲁等常春藤学校也经历了类似转型。这些顶尖高校本是硅谷人才的摇篮，但在新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工程师们，进入硅谷后自然很难承担公共使命。当大学不再教授文明，当学生不再相信历史连续性，那么工程师进入硅谷时就不会再把自己视为文明建设者，而只是技术游牧者。
他们不觉得技术有道德方向，不觉得美国有什么涉及文明的任务，不觉得国家需要他们的参与。从一九七一至二〇二二年，哈佛毕业生进入金融和咨询业的人数从百分之十飙升至百分之四十，而进入国防行业的人数则急剧下降。书中援引的这个就业数据充分说明了一代人的价值转向。
卡普对美国大学的这些批判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施特劳斯学派代表人物艾伦·布鲁姆的名著《美国精神的封闭》。如果说布鲁姆主要批评美国大学丧失了对真理的追求，从而导致一代青年灵魂空虚；卡普则更强调大学放弃文明追求，使科技丧失了目的。
例如，谷歌公司的口号就很好地反映了这种倾向。二〇〇四年刚上市时它的口号是“不作恶”（Don’t Be Evil），后来又被替换为同样空洞的“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这些口号看似高尚，却掩饰不住肤浅的不可知论。他们认为自己不与军方合作就是做正确的事情。他们清楚自己反对什么，但是不明白自己支持什么。而一个没有宏大目标的技术体系，只能自然滑向那些最容易赚钱、最容易操控消费者并使得他们上瘾的方向。
相比之下，卡普认为自己参与创建的帕兰提尔公司是当下硅谷的异类。帕兰提尔这个名字源自托尔金《魔戒》小说中的魔法水晶球，由精灵制作，用于远距离观察和通信。作为一家成立于二〇〇三年的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企业，帕兰提尔从一开始就与主流硅谷的商业逻辑背道而驰。卡普和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将公司定位为国家安全的守护者，强调主动用技术服务于公共福祉。它以情报整合和分析为起点，深度参与了美国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反恐行动和国防规划。
二〇一一年，据报道帕兰提尔公司曾协助美国政府抓捕本·拉登，这是其最为人熟知的标志性事件。在硅谷右翼看来，帕兰提尔象征着技术与国家使命重新结合的可能性，代表一种拒绝虚无主义、拒绝技术相对主义的路径。但卡普也承认，这种方式终究只是例外。帕兰提尔的“国家导向”在以平台化、流量化、情绪化为核心的硅谷里显得格外孤立，还屡次遭到主流科技圈的批评。帕兰提尔的文化辐射力远不足以扭转技术生态的总体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卡普对多元文化主义和美国大学激进左翼风气的批判，带有鲜明的保守主义色彩。这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与特朗普MAGA运动对“觉醒文化”的攻击形成了共鸣，也构成硅谷右翼与民粹政治势力实现合流的重要思想基石。
当然，硅谷的变迁并不是只有大学的原因。美国政府在冷战结束后逐步退出大型工程的主导角色，并大幅削减基础科技投资。与此同时，行政体系日益官僚化，繁琐的流程主义与合规主义严重侵蚀了政府的执行效率。这种“政府的平庸化”与“硅谷的娱乐化”互为因果，最终导致了双方的彻底疏离。总之，卡普认为硅谷的衰落无法靠硅谷自身来解决。它需要一个更广泛的制度变革，这就是卡普的书名所指向的科技共和国。
三
在卡普的叙述中，国家与科技的紧密合作并非硅谷右翼的幻想，而是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建国基因之中。美国诞生本身就是一场“科技行动”，而非抽象的人民主权实验。大部分开国元勋并不是哲学家式的政治建构者，而是将技术、实验与制度设计视为一体的实践者。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工程师与发明家，制造过避雷针、双焦点眼镜；詹姆斯·麦迪逊不只写政治论文，还解剖动物、研究自然法则；约翰·亚当斯也不是抽象共和主义者，而是始终关注农业科学的应用与改良。
卡普认为美国原本就是一台由工程思维构建起来的政治机器。只不过这个旧的科技共和国随着时间推移，被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逐步腐蚀了，如今亟须重建。而重建科技共和国绝不仅仅是制定一套新的科技产业政策，或者出台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法规。这些措施通常只能矫正局部，而无法触及深层的制度结构和政治文化。他提出的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涉及观念、制度、人才与集体认同的全方位重塑。具体来说，主要聚焦于以下三方面。
第一，恢复冷酷的实用主义工程思维。所谓冷酷的实用主义，是指不要被道德姿态或政治正确束缚，直面现实、专注结果。这种冷酷的实用主义并非价值虚无，而是强调在涉及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避免教条主义。
卡普举例说，“二战”之后美国曾经招募了大约一千六百名纳粹德国的科学家，为美国的火箭、喷气发动机等项目提供关键技术支持。此举在当时备受争议，在今天的政治氛围下更是难以想象。但是正如当时一位美军军官在内部信函中所写：“只要我们别太骄傲，就能从德国源头榨取指数级优势。”
卡普将此视为实用主义工程思维的极致表现。他警告今天的美国已经被身份政治和道德洁癖绑架，在人才争夺上落入下风。不过，他同时也强调这种实用主义不能飘浮在真空之中，它必须被锚定于一个正确的方向，即国家的共同目标。而确定该目标则需要先定义我们是谁，我们渴望成为谁，这就涉及民族国家认同的问题。
第二，抵御多元文化主义，重建民族国家认同。这可能是卡普的论述中最令人瞩目也最背离硅谷主流思潮的地方。相比于充满世界主义精神、将自己定位于超越国界的世界居民的广大硅谷同行，他几乎是用一种挑衅的口吻坚定重申，民族国家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有效的集体组织形式。
所谓世界居民，不过是遗忘了自己从国家那里得到的安全保障、制度庇护和基础设施支持。而当民族国家认同被稀释后，人们往往只能退缩到娱乐、体育等领域寻找替代性的归属感。卡普进一步指出，对于任何超越“邓巴数”（约一百五十人）的大型人类群体而言，纯粹的程序性规则和目标中立的罗尔斯式自由主义并不足以维系有效凝聚力。
当社会为了追求所谓包容的多元文化，而拒绝定义或阐述其共同的文化、语言和民族身份时，就创造了一个巨大的精神真空，任由市场和消费主义的逻辑充斥其中。他所设想的科技共和国，是能为工程师提供一种可以安放自身使命感，并赋予其长期牺牲以重要意义的政治共同体。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政府才有正当性和能力开启下一次“曼哈顿计划”式的伟大工程。
第三，重建科技共和国的领导权。在卡普看来，当代美国公共机构的大规模失能现象，背后主要是领导力问题。美国的官僚们已经陷入一种惰性之中，领导者与政策结果相脱节，也普遍缺乏长期主义愿景。而这种惰性又与官员薪酬较低的现状相互加剧，形成恶性循环。不是导致富裕阶层掌握权力，就是促使他们通过“旋转门”在卸任后将权力变现。
比如，美联储主席的年薪只有十九万美元，卡普对此不禁感叹：“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我们为什么要找一位志愿者来管理美联储？这会产生怎样的激励机制？这又会在多大程度上缩小可能对这份工作感兴趣的潜在候选人群？”因此，卡普强烈呼吁未来在制定政府官员薪酬结构时借鉴商业领域的做法，以更加激进的方式来奖励那些创造价值、造福全体公民的人。
在他的构想中，通过与绩效深度绑定的退休金制度、项目型股权式激励以及公共成果分享等方式，让教师、医生、公务员等公职人员都成为“公共创始人”。他们不再只是流程的管理者，而必须成为以长期回报为驱动的制度建设者和公共产品创新者。卡普坚信，只有当公共服务能匹配类似硅谷科技公司创始人级别的回报时，才可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从私人部门回流，承担起重建科技共和国的重任。
最后，重建科技共和国需要坚持长期主义精神，绝不能把它设想成一个速成的项目。卡普认为，硅谷在过去几十年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沉迷于快速收益的短期主义。在他看来，必须推动硅谷精英们把注意力从快速开发出下一个应用程序，拉回到十年工程，甚至百年工程中去。
以上就是卡普勾勒的终极图景：一个由冷酷的实用主义驱动、以强烈的民族认同为灵魂，并以全新激励体制重塑公共领导权的技术-政治复合体。
四
总体来看，卡普的《科技共和国》是一部野心勃勃也充满争议的作品。正如《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评价：“引人入胜、争议性强、有缺陷，但又太过重要，让人无法忽略。”它并非硅谷常见的那种技术神话式畅销书，也不是学院里那种与现实脱节的政治哲学论文，而是一份来自硅谷深处的政治告白。
卡普最大的贡献，是把硅谷从自恋的神话中拖拽出来，放回到国家、西方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兴衰的广阔视野中，重新理解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冷战时期科技企业与政府的深度合作是硅谷崛起的关键，而二者后续的脱嵌则构成了硅谷走向衰落的根本症结。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停留在单纯的诊断层面，而是试图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即重建一个由技术精英与政府深度共生的科技共和国。
在其中，私人科技公司将不再是单纯的承包商，还是国家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这种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乃至欧洲一些国家的现实。除了前面提到的帕兰提尔公司之外，安都瑞尔（Anduril）公司为美国国防部研发并部署自主作战系统，实现算法驱动的军事行动自动化；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星盾网络，则将曾是国家专属的低轨道通信纳入私有化运营范畴。
风险投资家大卫·萨克斯被任命为“AI和加密货币沙皇”，专门负责处理曾经导致硅谷与拜登政府发生决裂的相关监管政策问题。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启动了名为“创世纪计划”（Genesis Mission）的国家级AI战略。这一切表明，卡普所憧憬的科技共和国并非遥不可及的乌托邦。
当然，这本书的缺点也同样不容忽视。卡普提出的重建科技共和国的方案说到底还很粗糙，许多制度细节尚未经过严肃推敲。比如，当他提出让公共职位也能产生亿万富翁时，在这种高额的物质激励下，公共职位是否能保持其应有的公正性？会不会导致公职人员在制定政策时，过分倾向于那些高回报、高风险的项目，而非那些最有利于普罗大众的、低回报的公共项目（例如维护现有基础设施，稳定运行社会保障体系等）？
更为关键的是，他热衷于私人科技公司向国家安全核心领域的深度嵌入，却较少触及这类安排所潜藏的政治代价与伦理风险。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警告的，当右翼科技巨头逐步掌控国防作战系统、个人信息与情报监控、轨道通信等关键领域时，本质上是将国家部分主权悄然让渡给了私人公司。这一过程不仅暗藏严重的安全隐患，更对现有监管体系构成严峻挑战。
此外，我们还必须审视硅谷意识形态光谱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光谱极右端，伫立着像彼得·蒂尔、柯蒂斯·雅文这些更激进的人物。蒂尔从根本上质疑多数人统治的正当性，认为民主与自由无法相容；而雅文则更进一步，主张直接用首席执行官的公司制国家取代民主制。
在光谱的左端，主要有领英公司创始人雷德·霍夫曼、谷歌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等全球主义者。相比于卡普强调技术服务于地缘政治竞争，他们更主张技术服务于全球人类福祉、消除不平等和气候危机等超越国界的问题。此外还有以太坊公司创始人维塔利克·布特林为代表的技术理想主义者。他们反对国家集权，试图通过区块链技术等方式实现去中心化的治理。
简而言之，卡普代表了这样一种硅谷右翼力量——既试图保留民族国家与民主制度，又主张科技精英应在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对于科技精英治国的强烈渴望，是理解硅谷右翼近年来不断向特朗普靠拢的关键线索。
对他们而言，特朗普的出现代表了百年难遇的机会窗口。他以极具破坏性的方式撕裂了旧的政治联盟，动摇了官僚体系的制度惯性，进而制造出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科技精英有机会迅速填补进去，接管国家机器，以重建国家为名实施自己的治理理念。也正因如此，《科技共和国》最重要的价值也许不在于它提供了某种答案，而在于它是来自这股力量内部的一份政治自述。
（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Hard Power,Soft Belief,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Alexander C.Karp and Nicholas W.Zamiska,New York:Crown Currency,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