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Vista看天下 ，作者：徐欣萌
校园霸凌这个话题，不定时就会被网友们翻出来讨论。
而在回望那些痛苦回忆的时候，“愤怒”是大多数被霸凌者的感受。
这愤怒有的是针对他人的，有的是针对自己的。
而放眼世界，这么多年来，这也是一个让人头疼、至今没有标准解法的问题。
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研究表明，在144个国家中，每3个学生就有1个遭受霸凌；2023年全国青少年心理健康调查显示，中国约30%的中学生在校期间经历过不同形式的霸凌。
而盛产校园霸凌题材电视剧的韩国，走出了大胆的一步——韩国高校，对校园暴力的施暴者有了“一票否决”权。
一旦学生留下了校园暴力记录，其高考分数就可能会被大幅压低，甚至“腰斩”。就算成绩接近满分，也可能无缘录取。
据《环球时报》报道，随着2026年春季学期的录取结束，首尔大学在内的6所韩国国立重点大学首次将校园暴力处分记录纳入录取审核，共有45名考生因此未被录取。
不只是顶尖名校，这在韩国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韩国民主党议员金善美发布的《2026学年提前录取校园暴力反思状况》显示，全韩国共有3273名有校园暴力“前科”的学生申请了全国170所4年制大学并被扣分。其中，2460人最终被拒录。
这意味着，在今年，有约四分之三的校园暴力施害者未能跨过韩国大学的入学门槛。
这或许只是个开始。
01
高考扣分，
将施暴者逼到死角
2023年，韩剧《黑暗荣耀》第二季迎来大结局。剧中的女主角文东恩在校园中受到霸凌，后来处心积虑、步步为营完成复仇。
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施暴者用卷发棒烫伤女主角的情节并非虚构，而是来源于发生在2006年的一起真实案件。
在近几年，“韩国的校园霸凌很严重”几乎成了刻板印象。事实确实如此。一项调查显示，在5244名成年男女受访者中，每4人中就有1人（约24.3%）表示，“遭受过校园霸凌”。
其中，51.1%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将被霸凌一事告诉周围的人或请求帮助，还有70%的人认为，“韩国校园的惩罚体系松懈”。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韩国近十年以来都在推动改革：例如在校园内设立反霸凌委员会，一旦发现就进行处分；按照对受害学生造成的精神伤害或身体侵犯程度细分为9个等级，轻则书面道歉，重则开除学籍。
其中，1~5级涵盖了语言攻击和轻微的肢体冲突，如起侮辱性外号或排挤、小范围传播谣言或人身攻击。
6级是个分水岭。受到这个等级处分的学生，将因为对同学造成了较严重的身体、心理损伤而被停课甚至强制转学。6级及以上的处分会被记入学生档案，9级处分会终身保留。
但在2023年，一件震动韩国的霸凌案件推动了更剧烈的变化发生——“郑淳信事件”。
命运的暗线，埋伏于2017年。据《环球时报》报道，在韩国一所著名的私立寄宿高中，高中生小A某被一位郑姓同学长期霸凌。郑某骂他“猪崽子”，阻止他参加社团，导致他被同学孤立。
韩国KBS报道截图。
但小A畏于郑某的家庭背景，只好忍气吞声。据郑某所说，他的爸爸人脉很广，即使闹到法院也能无条件胜诉。
长达8个月的霸凌，让小A身心受到巨大伤害，每次听到郑某的名字，都会陷入全身颤抖的恐慌中，甚至一度尝试自杀，成绩也一落千丈，无法继续上学。
2018年2月，小A选择休学，相关事件也被提交至学校反霸凌委员会进行调查。
调查过程中，郑某始终摆出一副不承认也不配合的态度。最终，经过同学们和老师的指认，校方认定“郑某持续对同学进行了贬低、无视、侮辱等言语暴力”，给予其转学处分。
但是，郑某一直挂在嘴边的“检察官父亲”，正是当时首尔知名检察官郑淳信。
处分一出，郑家立刻表示不服，以“处分过度”为由提出行政诉讼。对此，法院予以驳回，郑某于2019年2月被迫转学。
事情原本应该在此告一段落，但神不知鬼不觉地，郑某在第二年的高考中仅被扣了2分，顺利进入韩国顶尖高校首尔大学就读。
纸包不住火，他曾因校园暴力事件受到处分的事情，在校园论坛上引发了舆论。
好巧不巧，此时郑淳信也被提名为韩国国家调查办公室的新任负责人。这个位置的影响力极大，甚至大于国家警察厅长。
一旦上任，他就有权力指挥全国各地的警察厅长、警察署长和3万多名刑侦警察，成为名副其实的“警界一把手”。
但随着民众的愤怒情绪越来越强烈，争议也愈演愈烈。郑淳信在上任仅4个小时后，便被尹锡悦撤销了任命。
这件事同时也推动了“霸凌者高考减分”制度的诞生。
各高校可结合处分等级和个案情节，自主制定审查与评估标准。以拒录了62名学生的庆北大学为例，它有着“全韩国高校最严格的录取减分系统”，1~3级的处分扣10分，4到7级的记录扣50分，8到9级记录的则扣高达150分。
在“一分压倒万人”的激烈竞争中，这样扣分无异于坚决地拒绝。
而且，全韩开设有师范专业的10所公立高校都已宣布，自明年起将直接拒绝接收有校园暴力记录的申请者。
换句话说，曾有霸凌行为的学生，将永远无法成为教师。
02
“施害者的父母哭得更厉害”
这项政策公布后，直接的影响是，首先介入校园霸凌的人变成了律师。
卢允浩是韩国首位“校园暴力律师”，自2016年初起积极参与首尔和仁川多所学校的校园暴力对策委员会工作。
长期处理这类案件，让卢允浩对校园暴力的复杂性深有体会。
她曾在位于首尔市的办公室接待了一位母亲，她上中学的孩子被同学叫到天台死命殴打，连身上的厚毛衣都被抢走了。
在这之前，这位母亲还曾打电话给这个施暴者，希望他们能和孩子好好相处，甚至请他们吃了披萨和炸鸡。
但是，当其中一名施暴者穿着那件厚毛衣出现在法庭上，“寒意爬上了所有人的脊梁骨”，卢允浩在接受采访时说。
这段经历，让她尤其强调成人正确介入的必要性。“家长担心成年人站出来报案会冒犯施害者，导致受害者被报复。但如果成年人不站出来，受害者将继续成为暴力的目标。”
另一方面，在来找卢允浩咨询的父母中，也有许多施暴者的父母“哭得更厉害”，“他们说我的孩子没杀人，但未来的道路就这样被一件琐事堵住了。”
不过有时候，“挡道”的确实只是“琐事”。在韩国京畿道地区的一所高中，曾有一名学生B向学校举报学生A在排挤他。两人曾是朋友，因为发生了一些争执，关系变得紧张。
学生B在校园暴力委员会听证会上的陈述大部分都只是他的主观感受，比如“看到A盯着我看、微笑，就让我心痛。”
尽管如此，学生A的父母还是立即聘请了律师，“我们相信委员会能澄清问题，但我们担心即使是一点点裁决的记录也可能影响孩子的升学。”
最终，经过为期2个月的审查过程后，案件最终以“无校园暴力”的判决结案。学生A的父母总共花费了大约5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4万元）。
另一位专门处理首尔校园暴力案件的律师表示，自政府宣布要求高校将校园暴力纳入招录考核因素以来，律所的电话咨询次数翻了一番，委托合同的签字率增加了1.5倍。
现在他们平均每天能接到10个电话，以律所的收费标准，每30分钟的咨询就要收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89.6元）。
据估算，一则校园暴力案件的法律咨询费用通常从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4万）起，最高可达3000万到4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4万到19万元）。
韩国的家长们除了掏钱别无他法。整个案件的调查链条极长，通常会涉及学生、教师、家长、律师、警察以及医生，“令人望而生畏”。很多家长表示，他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准备这些文件。
在韩国的网络上，搜索“校园暴力”关键词，也能看到铺天盖地的律所广告，写着“不管校园暴力，将影响学生的大学录取”“保护你孩子的未来”。
对此，卢允浩认为，认为不是所有的校园暴力都需要进入法律程序。施害者的父母可以通过咨询，了解孩子是否有未曾被发现的暴力倾向，一起反思、做志愿者工作。“只有父母才能拯救那些被逼到绝境的孩子。”
03
不让上大学，
就能解决问题？
在这项政策出台的背后，是韩国社会文化变迁。
直到21世纪初，校园暴力在韩国还经常被视为“天性使然”或同学间的个人纠纷。之前，校方会鼓励教师进行调解，还会劝说受害者家长原谅施暴者。但在过去10年间，社会对校园暴力的看法已经发生了转变。
一名韩国的高中教师说，过去校园暴力常被看作是个人矛盾，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如今，校园暴力被认定为是对基本权利的侵犯，全社会都在要求对此类行为追究长期责任。”
通过社交媒体，本刊和一位名为金智优的17岁女孩聊了聊这一反校园霸凌的政策。
她目前就读于首尔的一所高中就读，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她为人际关系而感到苦恼，学业压力也很大。“周围的人都在强调一定要考上好大学，不只是我，很多同学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在自己的高中校园生活中，她表示没有注意到有校园暴力的现象。而关于高校拒收施暴者的政策，她是通过新闻报道首先了解到的。
金智优认为这项政策“相当合理”，对校园霸凌加害者起到了一定的惩戒作用。但同时，她也并不认为，“仅凭这项政策就能让校园霸凌现象大幅减少”。
原因是，金智优很自然地联想到，许多霸凌可能都会转移到线上进行，“恶意很难被强制性措施阻断”。
韩国京畿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素贞也发现，随着学生的社交媒体覆盖率变高，网络骚扰“爆炸性增加”。“校园暴力的性质已经改变，网络欺凌比身体虐待更普遍。”
韩国反网络霸凌的广告截图。
更强硬的惩罚政策能发挥作用吗？目前来看，这是一次结果未知的尝试。
2025年9月韩国教育部的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加强了纪律和预防措施，韩国的学校霸凌和暴力问题仍在恶化。
在小学4年级到高中的326万韩国学生中，有2.5%的学生表示今年经历过校园暴力，该比例相较于2024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
根据首尔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郭金珠的观点，韩国真正需要改变的是病态的教育环境。“高度竞争、等级分明且单调的环境，缺乏消耗精力的体育活动”，都可能导致一些学生为了娱乐而霸凌他人。
“病根在社会，让高校当‘道德守门人’，其效果恐怕还是不确定的。”
而且，以“上不了大学”作为惩戒方式是否合适，仍有待商榷。从未成年人保护“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看，“即使这样做可以遏制欺凌，也不应该这样做。未成年人的主观意识还没有发展完善，没有能力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后果。霸凌不是孩子自己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家庭、学校、社会共同的责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法专家任海涛教授表示。
韩国科学技术院数字人文与社会科学教授金俊亨曾撰文呼吁父母们，需要注意并适度改变养育方式。他表示，无论在哪个国家，校园暴力施暴者往往都来自充满暴力的家庭环境。
他分享了一个与德国研究人员合作发表的研究。几名德国学者曾为3至4岁儿童的父母开展了一项育儿培训项目，重点关注管教方法，特别是教育和培训父母如何在不诉诸暴力或胁迫的情况下，有效地改变孩子的行为。
在为期4周的培训项目结束后，一项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了为期10年的追踪观察。结果显示，接受培训并在接下来的4年中改善了教养行为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在13岁至14岁时成为校园暴力施暴者的可能性显著降低。
而在韩国本土关于校园暴力的研究中，施暴者的父母也更频繁地对彼此以及子女使用言语或肢体暴力。金俊亨表示，“如果充满暴力的家庭环境会影响儿童参与校园暴力，那么纠正父母的行为并改善家庭环境可能有助于减少校园暴力。”
如今，关于校园暴力的政策已在韩国大范围落地。这项政策“宁可错杀也不放过”的气势，让卢允浩等法律界、教育界人士也表示担心，一旦校园暴力记录直接影响升学，不排除出现“举报被工具化”甚至“加害与受害角色在调查过程中反转”的情况。
善恶的天平，并不会总在第一时间倒向正确的一方。韩国的这项政策，也是一个全新的赌局。“或许，让‘总有一天我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观念蔓延开来，会成为施害者停止校园暴力的一个因素。”卢允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