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一览扶桑 ，作者：姜建强
若问战后日本历史上最为轰动的刑事大案是什么，答案恐怕就是山上彻也枪击前首相安倍晋三。
现年45岁的被告山上彻也被控于2022年7月在奈良市近铁大和西大寺站前，用自制管状枪支枪击正在进行参议院选举助选演说的前首相安倍晋三（时年67岁），面临杀人等罪名指控。在2025年12月18日的第15次公审——即审判最后一日——检方要求法院判处其“无期徒刑”。2026年1月21日，奈良地方法院对枪击案作出一审宣判，支持了检方的量刑建议，判处被告人山上彻也无期徒刑。
枪杀事件现场：奈良西大寺站前
一般而言，检方提出的求刑意见，法院在实际判决时，低于（少于）检方的求刑（一般是8成左右）是其常识。这一点，尤其是日本司法的常识。如2024年山形县三川町高龄女性被杀案，检方求刑18年，山形地方法院一审判石川一马被告（29岁）17年有期徒刑。与检方量刑意见完全一致的判决，在日本非常罕见。我们记忆犹新的2017年江歌杀人案，检方对被告人陈世峰的求刑是有期徒刑20年，法院最终判决也是20年。完全一致，表明原告方和辩护方的强势（如征集判处死刑的签名等），强势到法院不得不做出某些平衡，避免失当。这回枪击案，其判决也与检方求刑一致，表明法院也充分考虑到了被害对象是前首相、名人、社会影响特别巨大等要素。虽然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民与显贵之间，不应有其外在或身份的量刑要素，但只要看看美国男子劳斯在2024年企图行刺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未遂，2026年2月4日被当地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就会明白量刑要素的考量，日本人要比美国人做得好得多。一个还活着，一个已死。结果都是无期徒刑。若从罪刑相当的视角看，哪个更相当？
日本媒体模拟的枪杀现场，安倍晋三（紫色）和山上彻也（绿色）位置关系
山上彻也被判无期徒刑，这就降低了他活着出狱的可能性。日本没有减刑的概念。判了几年就是几年，判了无期，就是一辈子的无期囚犯。只是可以申请假释。就是可以去外面服刑。但依然不是完全自由。需要监视观察，限制行动。山上彻也今年45岁，日本的无期徒刑，即便有假释，也是要在30年之后的事情。2005年日本修改刑法，将有期徒刑从20年上限到30年。这样无期＝30年超，就成了一个默认的时间点。据法务省最新数据显示，在2023年之前的10年中，只有2名无期徒刑犯人在服刑满29年后获得假释。截止2024年年底，日本无期徒刑服刑者是1650人，在2024年之前的10年中，被认可的假释者数，10人都不到。10年间，死于狱中的无期徒刑服刑者是285人。若按30年超来计算，山上已经是70多岁。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考虑到狱中的生存状态，自己的情绪状况再影响到健康状态等诸因素，病死狱中或老死狱中的可能性，显然要超过活着出去的可能性。这个推测也是有数据支撑的。如法务省的资料显示，每年约有20至40名囚犯在服刑期间去世。其中不乏在犯罪时还是未成年人、服刑已逾60年的无期受刑者。因此，无期徒刑常被日本人视为“事实上的终身监禁”。
法院不判他有期而判无期，也是有这方面的考量。如有期徒刑20年+假释，他活着出去的可能性就大增。而恰恰是这一点，是很多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揣摩人心，不立文字，是日本人的特长，法院正好顺水推舟，以检方的求刑作为一审判决的结果，这样各方都皆大欢喜。
自发前往案发现场的吊唁民众
但不管是有期徒刑还是无期徒刑，杀1人，即便这个人是政治家，是前首相，也不会被判死刑，这就是当今日本的司法现状。
这里，我们的一个疑问是：杀人偿命。为什么杀了2人还不判死刑呢？这是因为日本法律虽然没有废除死刑，但极度地贯彻了慎杀原则。日本法院判处死刑时，主要依据“永山基准”。所谓“永山基准”来源于一名少年作家杀人犯的名字。1968年，时年不满20岁的永山则夫出于金钱和反社会目的，从驻日美军基地盗窃手枪并在大街上射杀4人。还未成年的少年连续杀人，成了爆炸性的新闻。
永山则夫连环杀人事件第一现场：东京王子酒店
当时日本法律上还没有判处未成年人死刑的案例，因此永山案件开始拖延，经过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后巡回至最高法院。一直到1990年，41岁的永山才被判了死刑，距案发已经过去了22年。7年后的1997年执行死刑，距案发过去了29年。在狱中，他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马拉卡佐夫兄弟》、契诃夫的《樱桃园》。甚至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列著作。说最高兴的事情是“接触到了马克思”。说最悲哀的事情是“没有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他陆续写出并出版了《忘记人民的金丝雀们》《动摇记》等作品。与粉丝在狱中结婚再离婚。留下15000份狱中信件。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无知的泪》，成了畅销书，并因此吸引了众多狂热粉丝，掀起了“废死”的呼声。后来，日本法学界将这种按照犯罪的性质、动机、有无计划性和造成的社会影响，最后再进行死刑判决的方式，称之为“永山基准”。
“永山基准”有9条。即：
1）犯罪性质
2）动机
3）犯罪手法
4）被害人数
5）遗属情感
6）社会影响
7）犯人年龄
8）前科
9）犯罪后情状
这其中，被害死者的人数是重点之重点。
若杀害1人，则判处无期徒刑以下刑罚。
若杀害2人，则处于死刑与无期徒刑的临界点。
若杀害3人以上，则判处死刑。
当然，永山基准也不是绝对的。日本有杀1人就判处死刑的吗？有。这个人数至少在20名以上。但都属于以索要赎金为目的、以骗取保险金为目的、存在杀人等前科、在共犯案件中属于主犯、杀害行为具有高度预谋性、伴随性侵害等情况。如2011年9月冈山县冈山市发生的抢劫强奸杀人案，被告人在录取供词时态度毫无悔意，还对受害者家属出言不逊，最终即使是杀1人，仍被判处死刑，在2017年遭到执行。反之，2016年横滨的大口医院在点滴中混入毒液的连续杀人案中，明确的死者有3人（未被法庭采用的又一说，连带死者数陆续达到了40多人。），但一审以被告久保木爱弓（37岁）精神状态有问题（自闭症谱系障碍）为由，以无期徒刑作结。
这样看，山上彻也这次之所以能逃过死刑判决，一方面是基于“永山基准”以及由此养成的日本人接受死刑判决的心里定势，另一方面也是顾忌案发后日本人对被告表现出的同情（如他是统一教会的受害者）和某种意义上的支持（如打击统一教会）。如在羁押的半年多时间内，被告竟然收到了来自各地的超600万日元的现金。并有超万人通过网络签名请愿，要求给被告减刑。综合这些要素，若再办成杀一人也是死刑的特殊案例，可能触发民意的不满。
顺带一笔的有趣点是，在看到被告有600多万日元的现金，检方在第13次公审（2025年12月3日）时质疑在羁押期间，山上被告是否收到过超过600万日元的探监款项，并追问其用途。据检方透露，安倍当时在医院接受抢救时的医疗费超过300万日元。被告虽被国家公务员互助机构要求偿还这笔医疗费，但至今仍未支付。当被问及原因时，山上被告表示：“根本没有还款的资金来源。虽然收到过探视款项，但不清楚对方送款的意图。考虑到（通过审判）这些人对我的印象可能发生巨大变化，若发现对方认定的形象与实际截然不同，或许应该将款项退还。”检方追问“羁押期间收到的现金总额多少”时，被告答称“有数百万日元”。
当被问及“是否超过600万日元”时，被告回应“无法明确具体金额”。检方指出“你已向妹妹支付近100万日元”，对此被告同样表示“金额方面无法回答”。这里的趣味性在于：第一，一个前国家领导人的抢救费用被公开。第二，要求被告偿还抢救费用。第三，通过审判，被告的形象会发生变化，有的捐款人可能会讨回捐款。
截至今年年底，日本死刑判决已生效但尚未执行的死刑犯人数是105人。不执行或慢慢执行成主流。去年首次执行死刑是在6月27日。这是2022年7月之后的3年首次执行。对象是因神奈川县座间市九人命案被判强盗强制性交杀人等罪名成立的白石隆浩死刑犯（执行时34岁）。白石死刑犯被执行死刑，成为石破前政权时期唯一一次执行。此前执行的是东京秋叶原无差别杀伤事件的加藤智大死刑犯（执行时39岁）。白石的杀人案发是在2017年。确定死刑是在2021年1月。死刑执行是在2025年6月。从确定死刑到死刑执行，只有4年多的时间。而从最近10年的记录来看，从确定死刑到死刑执行，平均是9年半的时间。而白石的死刑执行属于异例的快。原因是他主动撤回了上诉。去年新确定的死刑犯包括：2019年7月京都动画纵火杀人案致36人死亡的青叶真司死刑犯（47岁），以及2017年在茨城县日立市家中杀害妻子及5名子女的土肥（原姓小松）博文死刑犯（41岁）。去年3月，福冈县大牟田市2004年杀害母子4人的死刑犯北村实雄（时年81岁）病死。5月，因1990年代在菲律宾为骗取保险金杀害两名男性的死刑犯松本和弘（时年70岁）亦因衰老去世。对死刑犯不执行，或慢慢执行，也许是日本死刑制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点。特别是随着战后日本第五起死刑冤案的曝光，包括死刑制度存废问题在内，成了推动改革的绝佳契机。毕竟在全球范围内，废除死刑已成为压倒性的潮流，如加入欧盟的必要条件就是废除死刑。所以从这点看，最近几年日本司法显现出的一个倾向，就是用判无期徒刑来替代死刑。
这回山上彻也被判无期徒刑，毫无疑问就表现出了这个倾向。由此故，山上彻也于2月4日向大阪高等法院提起上诉，对奈良地方法院判处其无期徒刑的判决提出异议。据日本媒体报道，山上虽然并未对判决表示出强烈不满，但由于有许多意见呼吁他提起上诉（如辩护团认为最多只是判20年有期徒刑），因此接受了上诉的提议。二审将在大阪高等法院进行，山上的成长经历与事件的关系，以及使用自制枪支是否构成《铳刀法》中规定的“发射罪”等将成为审理的争点。尽管提起了上诉，但维持原判的可能性很大。但法律攻防的本身则撕裂了人们对日本司法的理性思考。这就如在2022年12月推出的《革命+1》剧情片，原日本赤军队员的左翼导演足立正生所言，为了还原山上成长经历与犯案过程，用2个月的时间拍摄的这部75分钟的影片。这位导演声称这是一位统一教会的受害者“对国家复仇”的行为。搬上银幕，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思考这个行为。但这个行为本身该做如何的思考呢？确实，对当今日本社会来说，这是个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