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欧洲价值 ，作者：叶克飞，编辑：李富贵，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如果回到100年前的职场，你会发现现代化的办公室已然在充分运转。所有组成部分都已就位，好戏正在城中上演，无论是在纽约、芝加哥，还是在伦敦。在加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办公室生活的关键要素齐聚于1920年代初期：打字机、电话、灯泡、电报、立式文件柜、计算器等工业技术的产物，使得庞大的机构能够在监管者的冷眼注视下，在规定的时间内处理信息；随着房地产价格的飙升，装有电梯的高楼拔地而起，重塑了城市景观；现代主义设计与工程管理理论强调速度、效率、进步；全新的地面地下交通系统将人们从越来越远的地方运送至工作场所。”
《颠覆：现代办公室的变革》一书中描述的这段百年前职场景象，直至今天仍然没有本质改变，正如书中所言：“在高度城市化的背景下，人们挤进公共交通系统，堵在高速公路、绕城公路、市中心街道上，试图在同步的规定时间内上下班。越来越多的高楼散落在城市的天际线上，尽管有的已被重新命名为‘垂直村落’。一小部分具有主导性的技术——如今，数字技术取代了工业技术——继续统治着劳动力市场。效率理论却意外地在企业管理者中经久不衰，经济增长模式的齿轮也在持续转动”。
前几年的新冠疫情，一度冲击了这个机制，开启了大规模远程办公实验。可怕的是，现代人所面对的系统性桎梏，其实远超前人。
在作者看来，虽然工作的基础设施（比如格子间）在一百年来没有根本改变，但现代办公室“正迅速被拆解并重新组装其主要部分”。人们的工作方式实质上已经被颠覆，每个人都“像疯子一样拼命划桨以跟上其‘步伐’”。
《颠覆》一书对这种“颠覆”进行归因。“产业的淘汰、新的理论知识或管理领域易变的流行趋势中不断涌现的新风尚”只是次要因素，更重要的原因集中爆发在近二十几年间——经济冲击、环境震荡、公共卫生危机。
前几年曾读过另一本与办公室有关的书——《隔间》。它追溯了现代社会办公室文化的起源——一个个狭小、局促的立方隔间中上演了现代人一步一步地控制和束缚自己身体和行动、并逐渐变得心甘情愿如此的历史过程。
在人类历史上，办公室这个概念一度很狭窄。工业革命之前，商人也好农民也好，都是在家工作。在西方世界里，办公室（office）的说法也还不流行。
到了19世纪，虽然“公司”概念早已存在，但大多数公司不过只有几个人，仍然属于家庭式作坊，经营范围离不开本地和周边。办事员主要负责简单文书工作，在闷热小房间里处理事务。办事员与雇主的关系也很紧密，办公室空间史学家哈里·布雷弗曼就曾形容，那时的办事员是“助理经理，是随从，是密友，是管理实习生，还是潜在的女婿人选”。
直到工业革命后，现代意义上的办公室才真正出现并兴起。铁路网的铺设，电报和电话等远程通信的出现，让此时的世界渐渐被连成一个大市场，作坊式企业也渐渐转变为规模更大、更为细化的公司，否则就无法继续经营下去。企业的办事员也随之成为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进而形成一个相当特殊的阶层。
《隔间》中提到，这个阶层的身份一度十分特别。当时大工业生产是经济重心，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正是社会最重要的两极。办事员阶层呢？他们不像蓝领工人那样辛苦流汗，但也不像资本家那样拥有独立空间和优厚薪水，而是处于二者间的灰色地带。他们始终怀有向上跃进的希望，却也面临或想象着坠入底层的危险。在工人看来，办事员们缺乏男子气概，在资产阶级看来，办事员们则是伪精英，因此都将办事员阶层视为鄙视对象。
与此同时，固有的家庭式办公室模式无法满足需求，因此诞生了类似办公室的场所。
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革新，也让办公室的兴起有了技术支撑。1850年，蒸汽驱动的电梯发明，并于1871年应用于办公楼。1872年，液压电梯得以发明。1884年，支撑外墙的钢骨架发明，1891年诞生了摩天大楼奠基之作——温莱特大厦。伴随着这一切，1890年到1910年，美国的办公室工作者从216万增至442万，20年间翻了一倍。
写字楼的诞生让办公环境大为改善，成为一个个商业帝国的行政中心，也为办事员们提供了阶层上升空间。
打字机、电话、录音机等设备，让工作效率越来越高，也让人们的工作量越来越大。《隔间》中提到，在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笔下，“这些节省劳力的设备不给任何人节省劳力，除了老板”。
20世纪初，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勒的“泰勒主义”理念大行其道。泰勒崇尚按劳取酬，但显然矫枉过正。他通过掐秒表的方式，统计不同员工做同一个步骤的平均速度，从而替每个环节订下了“模块标准速度”。但这种做法只能适用于较为机械的岗位，但对于那些变化不定的岗位和工作需求，显然无法适用。最搞笑的是，连泰勒自己都无法应付这些变化不定的岗位，因为要计算这些岗位的工作时间，必须雇佣更多的人来掐秒表，成本实在太高。
他的办公室理念也很像工厂流水线，将办公室设计成开阔空间，管理者可以在高处的玻璃办公室监视每个员工的动态。1915年，一款叫做“现代效率办公桌”的桌子诞生。普通员工被迫开始使用这种没有任何遮挡的金属面桌子，他和文件均暴露在办公室中，无处可藏。
这种最早的“开放式办公室”，据说灵感来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提出的“圆形监狱”构想。这种监狱由一个中央塔楼和四周环形的囚室组成，监视者不露面就能观察囚犯的一举一动。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提高生产效率，对于个体隐私和价值完全不在意。就如福柯所说，司法惩罚和监视技术扩散到社会肌体里，社会形成了一系列的监狱群岛，工厂和办公室也不例外。
当时的办公室，甚至禁止摆放家庭照片、植物和图画，因为公司希望员工能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
所以你看，为什么人们这么讨厌开放式办公室？因为从一开始它就是按监狱来设计的。
二战后，“泰勒主义”退潮，格子间成为主流。当然，这也跟全球化分工有关，工业化大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东南亚和东亚转移，西方社会开始去工业化进程，服务业占比越来越大。1951年，白领阶层数量在劳动力市场上达到了50%。他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被认为是“知识工作者”，尽管工作仍然枯燥，但早期的办事员们仍然实现了阶层的上升，步入中产阶级序列。1951年，社会学家米尔斯完成研究作品《白领》时，白领的比例已接近全美劳动力市场的五成。
1964年，美国设计师罗伯特·普罗普斯特设计出了一款“行动式办公室”，其理念在于鼓励员工运动起来，而非固定在工位上。它最初是一个六边形的空间，因为职员偶尔需要站起来跟同事进行头脑风暴，所以设计了可折叠起来的靠墙办公桌。六边形空间的一侧是供员工演练思想的黑板，另一侧还有小小的咖啡圆桌台。这个设计其实满足了一切办公室人员可能需要的活动状态，为其提供舒适的行动空间。普罗普斯特充分认识到，办公室工作已经不再只是一项机械的文书工作，而是知识工作者相互之间发生智力碰撞并孕育出各种奇妙想法的工作，因而需要配以更灵活的设计。
但由于价格高昂，这款办公桌在市场遭遇惨败。1968年，他推出第二款“行动式办公室”，使用隔板来划分空间，这便是格子间的雏形，迅速获得市场肯定。
有趣的是，虽然现在的人们特别讨厌格子间，认为它束缚了创造力，但当它最初诞生时，人们反而很喜欢它，因为它提供了更多的个人空间。
但很快，人们就对格子间产生了厌恶。1997年和2003年的各一份调研报告都指向同一事实：“在全部的办公室工作者中，格子间办公者对自身工作环境最为不满”。
人们一开始之所以会对格子间有好感，其实是因为对比，毕竟之前的工作体验太差。
上世纪50年代，企业大幅扩张，架构愈发复杂，企业官僚主义也随之而生，与之相对应的蜂巢式办公室也越来越流行。但在上世纪60年代后，各种新思潮颠覆了固有认知，人们通过性解放、反战等各种运动，呼唤自由。与之相对应，企业也开始注重员工的自我实现，并试图设计自由开放式的办公室模式。
在这种思路下诞生的格子间，相比过往，却是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员工。格子间符合人体运动原理，员工可以随手拿到各种工作用具。同时，员工之间的沟通没有明显障碍，但有因为隔板的存在，确保了一定隐私，也避免过度社交。
但问题是，乌托邦式的构想最终总会变味，格子间也不会例外。因为格子间的隔板增加了大量办公物料成本，资本方并不愿意过大投入。最初的格子间，桌子有较大的弧度，因此也有较大空间。但为了节省空间，许多企业将弧度越缩越小，直至变成90度直角。隔间的那三面墙，原意是为办公者提供自主和自由，却逐渐演变成一个能在更少空间塞入更多员工的狭小区域。
原本为自由灵活而设计的格子间，变成了一个个单人牢房，并不比工厂流水线的工位好多少。有人戏剧性地将隔间和监狱进行了比较。给此种类比提供依据的是，在诸如德克萨斯州等地区，监狱系统处理过分拥挤的方法，就是仿照满是隔间的开放式办公室，来重新设计监狱。有着典型20世纪90年代特色名字的尤尼克公司（Unicor，组合式的名字往往是并购后的结果）雇用监狱犯人来制造隔间的墙板，有时候还生产隔间里面用的椅子。到了晚上，当白领们离开隔间回到家中时，这些犯人却是离开生产车间回到监狱的“隔间”里。
《颠覆》中引用了美国作家汤姆·沃尔夫的预言：21世纪初的城市，将与1927年并无二致。在1987年12月为《美国观察者》撰写的文章中，他认为“21世纪的面貌会是一种倒退，精神氛围也会倒退”。在他看来，人们回望这一世纪时，会讶异于技术以如此野蛮的速度向前发展，灾难又是如何潜伏其中。沃尔夫还提到了格子间——“光秃秃的米色办公小隔间，把身处其中的工人变成了零部件”。
相比疫情期间倡导的远程办公，回归的开放式办公室是更早冲击格子间的形态。上世纪末，互联网泡沫带来了狂热幻想，硅谷作为时代大潮的引领者，员工高度流动，自由思潮汹涌，成为希望之地。硅谷的公司们对格子间以及其背后隐藏的等级秩序进行了颠覆，大量采用如完全开放无隔间无固定座位的流动办公室。比如苹果公司的“个人洞穴加公共区域”，英特尔的办公空间一律平等。而且，设计师们把办公室变得越来越不像办公室，不但可以工作，还可以玩耍、购物、健身、洗澡、遛狗、做饭、带孩子……，
当然，这个场景很讽刺，因为人们在折腾了几十年之后，又回到了开放式空间这个起点。
谷歌的办公室设计脑洞最大，它全球的几十个办公区都极具特色，员工可以在热带雨林里写代码，在鸡蛋壳或浴缸里休息，在办公室里滑滑梯，在吊床里头脑风暴，在酒窖里边品酒边工作……
但正如《隔间》中所写的那样，拉近了看，就会发现画面并没有那么美好。照搬工厂车间的模式，使得办公室工作也变成了麻木的重复性劳作。互联网公司最初标榜的是“享受工作”，但它越来越像个阴谋——它们打造了一个如家一般舒适自在的环境吸引你进来工作，目的却是进一步迫使你将工作等同于生活，并理所应当地要求你做得更好。
而且，开放空间让人无隐私感，加上空间流动性太强，导致大家沟通只流于表面，人和人之间因为空间的固定性而形成的稳定关系被打破。
许多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师将墙壁和隔间视为法西斯式设计，在他们看来，开放式办公室宽敞自由的形态能为人们创造民主的工作环境，但事实证明，大多数使用开放式办公室设计的公司并没有这个念头。
远程办公呢？有句话说得好：“工业革命将人们赶到办公室，而数字革命又将他们赶回家去”，不过，这个过程似乎也很波折。
1979年，IBM为了节省办公室空间，就让5名员工在家安装绿屏终端机用来办公，开创跨国大企业在家办公的先河。但在2017年，它将员工召回办公室，如果不接受就离职，引发巨大争议，甚至被视为变相裁员。
当时，IBM在全球173个国家的38.6万员工中，有40%是远程办公，为IBM节省了近580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省下的成本约为20亿美元。可是在远程通信和协作更为便捷的时候，IBM却取消了远程办公。IBM的说法是，远程办公模式已经无法跟上软件开发和线上营销的节奏，及时响应客户需求。
当然，在家办公的人还是越来越多，2018年，美国已经有3.4%的劳动人口，约470万人至少有一半时间在家办公，有16%的公司在实施全员远程办公。同时，全职远程办公者的满意度比到公司上班的人高出22%，83％的受访者认为远程办公能让他们更快乐，远程办公者的离职率也更低。
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期间，远程办公简直是企业福音，不少公司正是通过远程办公缩减成本活了下来，疫情期间更是如此。《颠覆》中写道：“过去，办公楼的公司领导层等级森严，建立在指挥控制的结构基础上，通常要求员工在自己的视野范围内工作。然而这种模式似乎已然过时，领导方式正在改变。灵活的团队、可应变的体系、分散式工作及自组团体都在改写管理规则。”
在这种改变之下，城市也开始出现变化，“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中央商务区正逐渐被重新定位，脱胎为智能商业区或创新区。此类新区域有着可供混合使用的功能，能前所未有地融入更广阔的城市生活，并且通常以一种全新方式聚集在交通枢纽、高校或购物中心周围。2020年代是战略性城市化的时代，与1920年代经历着经济繁荣与萧条周期的办公室时代一样躁动不安、瞬息万变，但目标已全然不同。”
《颠覆》中继而写道：“家庭、休闲、工作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如果说办公室曾是工作的机器——参考建筑师勒·柯布西耶的‘住宅是生活机器’的说法，那么它的概念模型所基于的将不再是硬工程工程学的分类，指利用人工结构对自然过程进行‘可控的破坏’。与之相对的软工程，指的是运用生态学原理和实践，利用植被和其他材料软化环境，提升景观审美。隐喻，而是软生物隐喻。过去，人们总是被困在室内角落的某张桌子前，窗户遥不可及；现在，工作空间充满了光线和空气，还有沙发、植物、高档咖啡机、开放式厨房、冰激凌角、音乐室等。”
技术的改变也显而易见，“过去100年间，现代办公室的运行依赖于在现场操作实体物件和系统的工作人员。如今的工作基础设施却正在消失于‘云’中。以数据为主导的全新工作场所出现了，成为跨越时间、地点、空间的数字化工作连续体的一部分。智能手机、传感器、应用程序是21世纪版的秒表、办公桌、塞满纸张的金属文件柜。”
新冠疫情爆发后，许多人都尝试过在家办公。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很美好，没车的不用再挤地铁，有车的不用再找停车位，可以躺在床上办公，可以边煲剧边办公。
但很快人们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因为虽然省下了通勤时间，但不等于多了摸鱼时间，反而从996变成了007。甚至许多传统行业，也通过远程办公变成了“互联网企业”，反而让人苦不堪言。
当然，在家办公一直是许多人所追求的目标，在国外早已成为一种潮流。在美国超过八成的公司引入了远程办公制度，超过3000万人在远程办公，占总工作人口的16%至19%，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疫情期间的尝试，并不能说明在家办公有多糟糕，因为疫情居家带来太多心理压力，并投射于远程办公中。
相比之下，疫情终会过去，而人类追求自由的梦想永不消失，社畜对于办公室格子间的痛恨，同样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