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作者：叶克飞
农历新年期间，有几个舆情事件让我感觉很无聊，一是湛江游神，一是莆田那位口音特别的“黑龙江游客”，还有山西万荣的出租车事件，当地文旅等部门在春节期间开展“景区门票可抵优惠券”活动，游客凭景区门票可以在县内合作酒店、餐饮单位和出租车消费时享九折优惠，但有关部门对商家只有政策要求却没有补贴，出租车司机得自己贴钱，如果不配合被举报，还得承担收费金额的十倍罚款。事情闹大后，万荣文旅出了道歉通报，并对出租车司机进行补偿。
我觉得无聊，既因为事件本身的荒诞，也因为当地回应。
湛江游神事件的通报引发了不少质疑，不过在我看来，这几年将所谓传统民俗捧得太高，一些城市因陋习而出圈，本身就是荒诞的。这次事件中，很多人聚焦于“被冒犯的神灵进行谴责”，更是智识低下的表现，完全对不起义务教育。
莆田一再想把“福建口音的黑龙江游客”给圆回来，不是最好的舆情处理方式。哪怕大大方方承认自身失误，也比拼命想圆回来却把事情越闹越大要好——这本来是一个特别小的事情，一开始甚至只是个笑料，可当地的百般遮掩反而暴露了更多问题。
至于万荣，文旅部门很可能只是背锅侠，它更像拍拍脑袋想出来的事，文旅只是执行者。
在三则回应引发的大片质疑和嘲笑声中，我看到的不仅仅是公信力的问题，还有藏于通报后的那些基层公务员的人生。
不在体制内的人不会知道，他们所质疑和嘲笑的通报，即使看起来含含糊糊，或者漏洞百出，实际上都耗费了许多人的心力和时间，而且经过了层层审核，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后才得以发出。在这个“无用功流程”里，基层公务员就是最底下的泥。
我从不否认一点：如果从世俗角度出发，以中国人对“生活”的判断标准（更看重金钱、权力和人脉等物质层面的东西，对尊严、兴趣、梦想等情感层面的东西相对漠视）来衡量，体制内是如今大多数人最好的工作选择，没有之一。除了极少数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选择人生路径的塔尖群体之外，绝大多数人很难找到比体制内收入更为稳定的工作。所以，考公考编的热潮一点都不奇怪，未来只会更热，毕竟“35岁失业”叠加大量行业走向消亡，留给普通人的选择太少太少。
而且，在AI时代，公务员很可能才是永不会消亡的职业。即使日常工作可以被AI代替，但工资里包的其他工作却是AI不可替代的，比如所谓的“沟通协调”，离不开中式的人情世故与官场哲学，它需要人来完成，又比如开会时充当布景板，酒桌上接受服从性测试，都无法用人工智能代替。
但如果把稳定收入和持久性先放一放，聊聊职业成就感和自主性，那很可能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不否认有些人会找到成就感，也不否认有些人肯做实事，但任谁都不能否认，有些压抑是客观存在，做实事也需要门槛，想做事的人往往会受困于大量无效工作，或者必须通过各种妥协，才能在辗转腾挪中干一点实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大量无效会议、套话文件，一件事情极尽复杂和低效的层级流转才是工作常态，即使将这一切美化为沟通协调、“大文章”、高站位，也不能否认无数人作为“体制布景板”的事实。日子“凑活着过”当然可以，但成就感真心欠奉。但偏偏这部分人又是普遍而言综合素质相对较强的群体（考公考编的门槛越高，样本意义就越大，即使那些抱着躺平心理去考，或是只会考试不通实务的人，智商也肯定在线）
至于稳定收入，也不应太听信那些短视的说法。想想三十年前的情况，就知道现在跟二十来岁小年轻描绘他们四十多年后的退休美好图景有多么不靠谱，这事儿是无法预测的。而且体制内的收入必须依托于体制外创造，当一代人只有考公考编一条出路时，考不上的人又如何在体制外创造足够的财富呢？如此简单的逻辑，许多人就是不愿意看见。
说回开头这几件事，春节期间碰上“舆情”，对于相关的基层公务员来说简直是灾难。必须回应，而且必须尽快回应，但回应并非自己做主，而是需要各层级领导开会研究定调，之后还要层层审核。在定调和审核过程中，调整又会随时到来。一份简单的几百字通报，也许全是空话套话甚至还有假话，但可能要花几天时间甚至需要干个通宵，期间大量时间用于等待、请示和扯皮。
类似的感受在体制内太常见。漫长却无效的会议，却要坐在下面听几个小时，辛辛苦苦准备了半个月的单位总结，不过是用完即弃的文字垃圾，各种一窝蜂运动式的大行动，充斥着虚头巴脑的东西……
即使那些体制内的边缘群体，那些原本自由度相对更高的领域，成就感似乎也越来越低。大学如衙门，后勤部门的大妈颐指气使，年轻教师受困于“非升即走”。多半没编制却被管得死死的记者们，在跑会和通稿中浪费生命，职业生涯没写过一篇值得留下的东西，晚年提及最大成就时，可能是“跟过五任市委书记，写了无数没有一句话真实兑现的‘大文章’，而且五任都落马了”。
也有人会认为，成就感来自于个人跃升，位置高了，做事的空间就大了，值得炫耀的隐形福利也就更多了（比如孩子入学）。但这个思维很有欺骗性——
一来，如果所谓的“尊严”来自于层级变化，那就意味着你在成为“人上人”的同时，还要对比自己层级更高的人卑躬屈膝，这不是真正的尊严。在一个“争当人上人”的社会里，“适应社会”者不管多么成功，都必须面对一个特别无助的逻辑系统——如果你默认“争当人上人”的社会规则，那么就必须承受“总有人比你官更大、钱更多，有可能占有或侵犯你权利”的现实，因为总有一些东西比法律更大，使之无法保障你的权利（包括你引以为豪的特权）。
二来，有些压抑感与层级无关。开几个小时的会，讲话的人和听的人同样在浪费人生。即使前者意气风发，也不过是庸常而不自知。
当一个人拥有相对稳定且有足够话语权的平台时，很难认清自己的庸常，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要发现并摆脱这种庸常，也确实不容易。
我发现自己的庸常，大概是2007年的事情。那年我27岁，开始重拾写作。2001年时，我大三，开始在一些媒体上写专栏，尤其是《南都》的“每日专栏”，每周一到周五各一篇，算是稿费的第一桶金。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1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0870元，平均每个月是905元，但我当时每月已经能拿到一万元左右的稿费，成了一个有钱没地方花的学生。记得那时每次去学校邮局拿稿费，几个工作人员总会一起凑过来惊叹，然后把我好一通看。
但工作后，稳定岗位和收入让我有了惰性，我用美其名曰“忙于工作”的理由掩饰惰性，循规蹈矩地在职场上打拼了几年。
直到有一天，去开一个会，会场里几百号人，一起听毫无营养让人昏昏欲睡的套话。我带了一本书，一边读一边忍住打瞌睡，突然有一个瞬间，我在问自己：“你到底在做什么？这就是你这辈子的人生吗？这样的时间，难道不能做一些让自己真正有成就感和快乐的事情吗？”
于是，我重拾写作，又开始写专栏、出书。唯一遗憾的是，我当时并未放弃工作，直到2019年才彻底成为自由人。没有早早离开去找寻自己的真正价值，是我一生最后悔的事情。
但我仍然庆幸，我可以在27岁那个看似在职场上最意气风发最多“憧憬”的年纪，及时发现自己的庸常，然后试图走向人生的另一条轨道。
所以，每次有人问我是否应该考公考编时，我的答案都是：“如果没有更好的机会，甚至连能混碗饭吃的特长都没有，那么从现实角度出发，考公考编就是最好的选择。但如果可以，请尽量从小开始努力，拥有掌控自己命运的能力，看看有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毕竟，买下你四十多年人生的，如果不是成就感和快乐，起码也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算上压抑感和各种虚耗，数字应该更大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