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探索与争鸣杂志 ，作者：刘博 项飙，原文标题：《刘博 项飙 | 把自己作为方法 把世界作为对象——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与田野观察｜访谈》
什么是把自己作为方法
（一）自己是观察的通道
刘博：2020年，您和吴琦老师共同出版的《把自己作为方法》在海内外引起热烈的讨论，从书中内容来看，既包括您个人学术成长历程的总结，也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和建构知识的新路径与新方式。北大王铭铭教授认为，《把自己作为方法》最成功之处，是将众多“无我”的“客观表述”转化为样样都“与我相关”，以含蓄的方式触及一个尚待明晰揭示的“方法层次”。就您看来，“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提法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关注？
项飙：我很感念王老师的鼓励！把自己作为方法引起一些关注，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它比较容易操作，又具有不可替代性。因为你自己的经验的内在结构，有且只有你自己能反复进入，而别人经验的内在结构，个体是很难作为旁观者去观察的，哪怕是亲人你都搞不清楚他在那一刻的行为、情绪、推理、记忆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对于你自己的经验，你是唯一一个能从内里去理解和反思的人。这种反思常常会带来独特、不可替代的洞见。
第二，个体与社会之间存在真实而强烈的割裂感。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我们可能在学术写作中很擅长讲“个体和集体”“个人和社会”是辩证统一、彼此嵌套的，会引用很多理论，列出大量例证。但一旦回到生活中，比如你在准备考试、撰写论文、处理家庭关系时，这种统一感往往变成对立的关系。你会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和世界是两个不同的极。你想要改变周遭的环境，常常有“撞南墙”的挫败感。同时你也意识到，自己其实很难真正与社会达成和解。你一方面劝自己“就先这样吧”，但第二天醒来又会觉得“不甘心”。这种反复，就是我们作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真实体验到的张力。而正是这种张力，激发出一种“自我对象化”的冲动，才开始反过来审视自己。这其实也是“把自己作为方法”的一部分。但我更想说的是，当人和世界走到两个极端之后，往往会出现两种反应：一种是英雄主义式的奋进，甚至一根筋地要“改变一切”；另一种则是退缩和无力感，会觉得“我只是时代的一粒尘埃”。时代哪里只有一粒尘？它充满了尘！你觉得无力，不是因为看见太多尘，而是看见得太少！你看不清这些尘是如何彼此作用，就成了雾霾。所以重点不是说“生活难”，而是你能不能把这个“难”看清楚、看准确。如果你看不清，就容易陷入两个极端：要么极端奋进、要么完全退缩。而“把自己作为方法”正是要提供一种中间状态的可能性——不是理论化的协调，而是一种生命感知式的判断力，一种日常知觉上的平衡感。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重新连接起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所以，“把自己作为方法”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人怎么生存的问题。
第三，“把自己作为方法”不仅仅是为了认识世界，更是在回答我们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这个方法不是认识论的方法，而是生活的方法，主要目的不是形成结构化的知识，而是形成一种态度和视角。先有生活态度，然后把它用到学术研究里面，这才是重要的。研究自己，是以自己为对象而不是把自己作为方法；在自己家乡做研究，也不是以自己作为方法。以自己作为方法可以研究跟你完全无关的东西，譬如我看见那个东西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为什么觉得那个反应奇怪？你所处的社会位置、你身上所携带的情绪预设和历史经验，共同构成了你对某些事物的判断方式。当你看到某个现象，产生出“奇怪”的感觉，这正是认识世界的一个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你可以进一步探究，这种“奇怪感”背后到底隐藏着你与这个世界、与你身边人之间怎样的关系，比如看到一场陌生的葬礼仪式，你可能觉得它令人不适甚至反感；但也可能会产生崇高感、敬畏感。这些复杂的情绪背后，是你与这个仪式之间的社会关联。当你一方面了解了仪式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反观自己如何感知它，这种双重理解便构成了通向社会知识的过程。
（二）方法是一种态度与姿态
刘博：“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核心理念是什么？我们想借此解决什么问题？
项飙：虽然书名叫《把自己作为方法》，但其实我们真正讨论的，并不是“自我”，而是“方法”。我们可以用一个做菜的比喻来解释这个问题：你炒菜的时候需要各种厨具，但关键还是菜好不好。厨具是手段，不是内容，也不是目的。同样，“把自己作为方法”并不是把“自我反思”作为终点，而是借助自我这个通道，去看更大的社会结构。
书里谈的内容是我对中国社会以及全球变化的一些观察。重点不是个体的生活细节，而是如何形成一种“在地化”的观察方式。也就是说，研究要从我们自身的生活出发，但最终要超越日常常识的视角，建立起一种既扎根又抽离的思考路径。所以，“把自己作为方法”这个表述，强调的是把“自己”作为观察世界的方法，而不是研究的主题。它的落脚点其实还是“世界”本身，是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系，通过对联系的强调，形成结构性的理解。
结构有很多层含义。第一，它不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多面的；第二，这些面向之间是有联系的，而不是各自独立的；第三，这种联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第四，这些相对稳定的关系背后，都有历史条件和政治经济背景的支撑。从结构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经验也可以有“内在结构”和“外部结构”之分。所谓内在结构，是指你经验中的不同侧面是相互关联的——比如，你的记忆、你的情感、你对某些事情的认知，其实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方式就是结构。而外部结构，就是你的经验和别人的经验之间也存在关联，它也和你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有紧密关联。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讲述自己“是怎么做的”或“是如何成长的”，表面上看好像是在讲“我”的故事，但如果你能把这个经验真正打开就会发现——其实，世界就在里面。你不是在讲“自己”，你是在借助自己的感知和经历，把世界的一部分显现出来。
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它肯定不是单纯讲故事、讲经历。“把自己作为方法”是在说，我们能不能把自身的经验当作可以分析的材料，把它当成一个结构性的东西来看。如果方法是工具性的，那它只能服务于特定问题，而把自己作为方法并非应对具体研究问题的操作性技术，是一种面对不确定性世界的稳定姿态与思考方式，它意味着在任何问题面前，都能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一套稳定的思维与行动逻辑。把自己作为方法绝不是“讲自己”，它是通过讲述“我”，去打开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结构。你要讲清楚的是，个体是如何与某个现象、某种结构建立起联系。只有这个过程被揭示了，叙述才具有分析意义，而不是私人抒情。这才是“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要义。
（三）以自己为媒介通达世界
刘博：关于“把自己作为方法”，您更倾向于将它视为一种理论框架，还是一种开放性议题？
项飙：我认为，“把自己作为方法”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标准化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它最初的提出，其实和是否做学术研究并没有直接关系。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遭遇一些难以厘清的困境，有时即使你已经想明白了，也未必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与世界继续打交道。“把自己作为方法”，就是从这种持续的困境中生发出的一种回应方式。它的出发点很简单：你开始追问，“我为什么会觉得纠结？”你也许会意识到，别人并不会这样想，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这个时候，你开始从自身出发，去拆解这种感受背后的结构和背景。这个过程并不是为了获得对“客观世界”的确定性认知，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与这个世界之间应当如何相处。所以从哲学角度讲，它其实更接近一种实用主义的思路。实用主义并不执着于寻找绝对真理，而更关心某种认识是否“有用”、是否“有效”，也即，是否有助于改善我们与世界的互动状态。
刘博：很多人在做研究时，特别是在文献综述或理论框架的搭建过程中，会将“把自己作为方法”与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反思性人类学（reflexive anthropology）甚至位置性研究（positionality research）放在一起讨论，您认为它们之间有何联系与区别？
项飙：如果要将“把自己作为方法”引入学术研究，那它与“位置性”（positionality）的关系几乎是不可分割的。“位置”（position）在英语中包含社会角色与立场观点的含义，比如，你是谁，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之中，你对某个议题持有什么样的观点？而“位置性”是说我为什么这么看一个事情，为什么从这里出发，为什么觉得这个事情的侧面是有趣的，而另外一个侧面可以忽略？比方说，我是一个男性，或者我是一个学生，这些是“位置”。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是男性，同时是一个学生，现在已经获得中产的位置，又是个小镇做题家，很多种背景交织在一起，它便不是一个特定的位置。它意味着我有这么一系列的生活经历，让我对某些问题会更加敏感，然后对某些问题有独特的理解，这些是“位置性”。以自己为方法并不是简单地讲“我今天怎么想”或“我是如何看世界的”，更不是一种平铺直叙的个人观点表达。它所强调的是将自己多年的人生经验，尤其是自己与社会各个部分之间所建立的复杂且丰富的关系，作为一种分析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它与“位置性”确实非常接近，但仍有细微差别。“位置性”源于后现代思想中对知识单一性与稳定性的挑战，强调知识的多元与建构性。“把自己作为方法”更贴近实用主义哲学的立场。实用主义虽然同样否定知识的绝对性，但它的重点并不是知识的多元与无法判断，而是强调在具体情境中作出有效判断的能力。
关于“把自己作为方法”与“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二者虽然在表面上都涉及“自我反思”，但实际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前者的落脚点在于世界本身，研究的主体是某一客观的社会现象，而“自我”则是进入这个现象的一个中介、一种入口。我们之所以关注某个现象，是因为我们自身的经历与这个现象在社会与历史层面上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换句话说，当下的现实情境通过“我”这个主体唤起了“我”的一系列历史记忆，而这些记忆往往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是外在观察难以捕捉的。这种方法不是为了“讲述自己”，而是借由对自身经验的调动，深入理解和分析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世界。后者的研究对象是“自我”，方法可能是通过记忆分析、叙述策略等手段来呈现自身生活史或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前者的价值在于通过调动自我经验，使研究者得以更深入地看见现实与历史的结构性问题。即便某些现象在直观层面上与研究者自身无关，通过“自我”这一中介，也可以激发出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洞察。这种方法的最终目标，是进入并揭示现实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而后者的方法路径可能不同，它往往聚焦于个人经验与身份建构的自我叙述，其效力在于讲述自我、记录自我，但这也可能产生某种负面效应。也即，当研究停留在对“自我”的描述时，反而可能削弱了透过自我深入世界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民族志可能会稀释甚至取代本应指向社会结构与历史关系的分析张力。
关于反思性人类学（reflexive anthropology），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都在说反思，“把自己作为方法”其实是一个具体的反思性的表现方式。但是这种反思不是向内的反思；而是说如何在反思自己的同时，也反思你与世界之间持续互动的关系。“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前提不是设定一个稳定、客观、封闭的世界，然后来审视和世界相对的自己。它的逻辑恰恰相反：我们每个人对世界的理解，本身就是在参与式的互动中被建构出来的。你怎么看待世界，世界就可能怎么回应你。比如，你如果一开始就把世界当成开放的、愿意回应你的，那么你可能会更加投入，也能获得更加正向的反馈；反之，如果你把世界看作一个冷漠僵化、必须去赢得认可的东西，那你与世界的互动也会变得焦虑、防御、工具化。“把自己作为方法”强调的是一种横向的反思——不是一种线性、内疚式的“我当时错了”“我不够勇敢”的道德自省；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关系性的反思：我所感受到的，是如何在我与世界的关系中被塑造出来。
什么样的自己可以作为方法
（一）打开真实的自己
刘博：可以作为方法的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自己？
项飙：自己是一个真实的自己，直白地说就是你自己。首先需要澄清一点，“把自己作为方法”并不意味着研究对象必须是自己本身。你研究动物、研究古代绘画、研究遥远的社会现象，都可以把自己作为方法。这里的“自己”不是研究的对象，而是理解世界的起点和通道。有一种常见的误解是：只要把自己的经历、感受讲出来，就是用了“把自己作为方法”。但其实很多时候，人们只是在用他人的标准、社会的框架来把自己对象化了。比如一些退休的人喜欢写自传，有的自传很有趣，但有的没法看。为什么会没法看？因为他们的自传是把自己作为对象，以别人作为方法，以别人的视角，以别人的框架，以别人的标准来把自己对象化。他们考虑的是，别人会怎么看我、别人认为重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去追问我真正的经验感受、我的结构性位置是什么。
有人说：“我自己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啊，怎么从自己身上看世界呢？”“以自己为方法”就会问：为什么你觉得一切都很正常？什么叫正常？正常本身是一个社会构造的方式。正常不是一潭死水一样，在正常的塑造中肯定存在很多波澜，也许是你的记忆将其遏制了。当时你可能是很不爽的，但是后来想想这样也正常，“我原来年纪小”“那个时候比较年轻”，你自己把当时“变成正常”的感受压抑了。当时不快的情绪再到后来对这种情绪的合理化，都是构造正常状态的具体环节。正常里面可能有很多东西不合理。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因自己和正常之间的摩擦而痛苦，只不过我们不愿意去正视。你把这种摩擦抓住，通过理论思维去挖掘，那些仿佛无法说、不值得说的东西就在你眼前显得很具体。
人人都是金矿，每个人都是由复杂的社会关系构造出来的，个人的情绪、思维、记忆、经验都是相互作用的，只要你去深挖，里面都是有道理可寻的。把这个道理挖出来，你就可能对今天的生活与存在方式形成更好的理解，也可以对下一步行动形成一个清晰的背景。哪怕你觉得日常生活无聊，怎么将无聊讲清楚也是重要的。比如，社交媒体上的某些评论让你很愤怒，气头一过你也可能觉得自己很幼稚。但是这种愤怒可能是很有意义的，它不会是无缘无故冒出来的。首先，你当然要把那条评论或事件本身理清楚：它到底在说什么，发生了什么？然后你再去问自己：为什么我会因为这个特别生气？类似的事情也发生过，我却没那么大反应，那这次的“气”是从哪儿来的？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愤怒其实不是单纯情绪反应，它往往指向那个言论中隐藏的某种结构性的东西。到最后，你研究的其实已经不是“我为什么生气”这个情绪本身，而是把“气”当作一个方法，一个入口。你的气是一种直觉，但同时又是对观察对象一种精准的把握，通过它去洞察一个问题的深层结构。这就是“把自己作为方法”特别重要的一点——它不是一套固定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种生活感知的方式，是你如何从自己的日常经验出发去认识这个世界。
（二）挖掘日常的自己
刘博：当个体尝试“把自己作为方法”来开展思考和研究时，我们常会面临一个问题：在看似琐碎的日常经验中，究竟该如何提取、凝练有价值的内容？
项飙：个体经验一定要“有价值”吗？我倒觉得，这个前提本身就值得商榷。更重要的是：你的经验是不是有趣？如果一个人不能以“思考的主体”或“叙述的主体”去表达自己的经验，也就是说，你没有用一种自信、流畅、有意识的方式来讲述自己的生活，那么哪怕是最特别的事情，听起来也只会像“这不就是谁都经历过的日常吗？”所以，关键不在于事情本身多么重大，而在于你赋予它什么意义，你能否从中分析出点什么东西来？这就要求你先建立一个清晰而强有力的叙述主体。让别人觉得某个经验有趣，其实就是让别人感受到这个讲经验的人的真实的主体性。一年发表10篇文章的经验也许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写一段话时的具体纠结才是有趣的。也就是说，在讲述经验时，这个“我”必须以一种明确、自觉的姿态存在于话语之中。只有这个位置确立了，那些来自过去的细节、记忆和感受才会被激活，变成可以进一步分析和探讨的材料。
这里其实涉及两个“我”在同时运作：一个是“经验性的我”，一个是“分析性的我”。你生活中的经历是“经验性的我”的一部分，但要把它转化为研究和写作的材料，就要启动那个“分析性的我”。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讲过一段特别生动的经历——你小时候在农村小学读书时，爸妈给你零花钱买零食，你总是去买辣条。和小伙伴们玩捉迷藏时，你会把辣条藏在有蜘蛛网的角落，辣条会粘上灰尘和蛛丝，你就吹一吹，然后撕一半分给伙伴，叫他们“别出声，多蹲一会儿”。这种画面你其实并没有刻意记住，但当你讲述的时候，就自然浮现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经验具有非常强烈的“场景性”。它们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片段，而是具体的、有画面感的感知经验——你能想起那个粮仓一样的地方，辣条的味道，黏腻的触感，小孩蹲在角落的样子。这种具体感，就是“把自己作为方法”中关键的素材来源。而要利用这些素材，第一步不是上来就套概念，而是要先复原这些细节、感受、动作和关系，然后才能进入分析。很多时候我们记住一件事，并不是因为它“重要”，而是因为它在我们与他人、与这个世界之间，构成了一种有密度的关系。那种密度，就是经验背后的结构性。而当你觉得“好像没什么可讲的”的时候，这本身也值得分析。为什么你感觉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事？这可能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注意力的流失与感知力的弱化。如果我们对日常失去注意力，那么生活很可能也会随之变得无意义。
如何践行把自己作为方法
（一）警惕经验主义与自恋性写作的陷阱
刘博：可能有人觉得，因为您已经变得比较知名了，所以您的经历听起来才显得“有意思”。在您看来，“把自己作为方法”是否意味着一种学术门槛的“降低”？这种研究路径真的适用于所有人吗？普通人如何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通过反思与表达进入具有方法意义的思考层次？
项飙：“把自己作为方法”确实是一种研究门槛的降低。学术研究的一个困境就是门槛降不下来。你想降，但是很多人会说这是“名人效应”，一般人学不了，所以又重新把门槛抬上去了。
这至少导致两个问题：第一，硬是把门槛抬上去，好像只有那些已经成名的人——明星、教授、政治人物——他们的生活、言行才值得被倾听，才“有意义”。这种对于“成功者”经验的过度聚焦，推动了一种“鸡毛也能飞上天”的追星文化，把琐碎经验变成舆论热点，把个别现象误当作普遍真理，从而导致了一种知识生产上的无序化、浅表化。第二，它让普通人不敢讲自己系统的经验，即便要讲，也要模仿名人的样子，把自己的经历碎片化，以便和名人的碎片衔接上。名人去哪里打个卡，你也去哪里打个卡。这样的实践里能有什么深度？
传统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往往以高门槛自居。你要懂理论、会模型、用大数据、能做统计分析。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种写作、表达和分析的方式很疏远——看不懂，也不敢靠近。“把自己作为方法”是说，尽管你不懂这些技术，也可以作系统的甚至是很深刻的思考。就像健身，在西方要去健身房、用器械，但在中国、印度等地，很多锻炼是靠身体自身完成的，如瑜伽、打坐、太极、武术，不需要额外设备。这种方式不等于“降低质量”，但确实降低了门槛，使得更多人可以参与。这种锻炼，不在于工具，而在于意识与方法。学术研究也是一样。关键不只是素材收集能力，而是思维方式。你要能跳脱出那种“遇事就要找解决方案”的工具性思维，而要用更系统的视角去理解你的生活经验。这时，“把自己作为方法”其实就变成了一种思想训练法：只要你能够看清楚、掰开、讲明白你经验中的那些“刺”，你就已经站在了理论的门口。
具体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就是要把自己的经验打开，然后在经验内部作更深入的观察和反思，从中看出一些“道理”来。比如你之前提到的童年记忆：为什么小时候吃的某种零食，会让你至今都记得？也许是因为那时候你生活中没那么多干扰，你会特别珍惜那一点点的东西。你的注意力是高度聚焦的，那种持续的关注感，反过来就变成了一种力量，让你和这个世界建立起真实的连接。你带着这个思路来看现在的生活，会发现我们每天都太忙、信息太多、注意力被不断分散，很难专注做一件事，也很难真正珍惜一些微小但重要的东西。于是，你与这个世界之间的联系变得模糊而抽象。你忙于完成任务、获得认可、递交表格、请求推荐信，这些看起来都很重要，但生活内在的联系感、实感却慢慢消失了。这时你就需要追问更深层次的东西。而确实也有人会说，“你能说出这些，是因为你背后有一套理论支撑”。这当然没错——完全依赖个人经验的确很难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所以就需要学术工作者介入进来，把这些经验中的“感觉”梳理出来，转化成可以分享、可以传播的思考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你今天决定“我要把自己作为方法”，明天就能立刻做到。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学习与训练的过程，但我希望这种学习是有效的、生活化的。“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背后，确实是一种有门槛、但更贴近日常的知识路径。
刘博：对于有倾向采用“把自己作为方法”进行思考和研究的人，我们该如何防止走向自恋性写作和经验主义堆砌的路径？如何把“讲自己”和“观世界”结合起来？
项飙：我自己在线上经常和很多青年朋友聊天，他们有非常多的反思。问题是，他们的反思中通常只有自己而没有别人，你看了之后就不太明白他们的经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或者是那样的。这样就自然导致了经验主义堆砌，就是说把什么都像流水账一样堆砌写一遍，讲不出前因后果和中间的道理来。如何避免呢？思考生活里的其他人，自己如何与别人交往、如何与社会和世界互动，你需要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当前的一个挑战在于：“把自己作为方法”如何实现从个体经验向结构性理解的推进。许多年轻人在20岁出头开始尝试书写，他们能够细腻地描摹自身经历，但是难以将这种自我叙述进一步转化为对外部社会的分析与理解。理论上，这种“外推”的能力需要通过社会科学的理论学习与持续阅读加以培育。但是在我们目前的教育体系中，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于“感知”与“理论”的分离。在许多高校课程中，学生在课堂上接触的理论是抽象的、宏观的叙事框架，日常生活中自发生成的感知与思考被视为“私人”的、无关紧要的。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当学生进行写作时，往往将写作割裂为两种路径——私密的自我表达与公式化的“理论套用”。他们在学术写作中将理论当作“从天而降”的套话生硬嵌入，而不是作为工具来提出问题和理解经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把理论与感知结合起来。
我觉得可以在两方面努力。其一，在集体讨论与同行反思中，努力把自己的经验和别人进行分享、比较、碰撞，发现经验之间的共鸣与重叠，从而识别出潜在的结构性问题，实现从感知到分析的转化。其二，重新激活社会科学理论的生命力，使理论阅读不再是语言符号的堆叠，而成为能够调动个体经验、激发深层思考的思想工具。这正是历史上那些真正有力量、有生命力的理论之所以能够流传不衰的根本原因——它们具有让人“重新想自己”的能力，进而思考更广阔的社会问题。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理论的生命力抽离，理论走进了教科书之后，依靠这些理论产生了很多文章，但是许多都是没有思考而是直接套用的。
很多年轻人觉得这样的理论学习太无聊了，他们毅然想换成“把自己作为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理论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没有理论的参与，经验就容易被牵着走，成为零散的、情绪化的素材。因此，重新阅读理论、重启理论思考，是“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必要部分。这要求理论阅读也需要转变视角：不要把理论当作陈列在书架上的名言金句，而要把它们当作活生生的人在特定历史处境中对现实的回应。比如，读孔子，我们不能只是重复“孔子说了什么”，而要设想如果他生活在当下，面对今天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他会如何回应？他过去的观点为什么具有穿透力？我们要从“他怎么想”进而去理解“他如何回应了一个真实的社会处境”，并借此体会其中可能的理论价值。这种代入式、生成式的阅读，才是激活理论的有效方式。
所以我们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把自己的经验问题化，然后作为分析的对象；二是在理论阅读上，也要把理论的东西经验化。也即，把经验问题化，把理论经验化。
（二）问题感与急迫感：从经验感受到知识生成
刘博：有学者认为，“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核心是“个人经验问题化”，是研究者在进行相关理论思考时将个人经验的“带入”；但是不少人将这种个人经验从问题化转向了叙事化，把对人与社会、世界关系的思考过程变成了讲自己的故事。您认为应该如何应对这种“窄化”叙事的困境？我们该如何处理理论与经验之间的距离？
项飙：“把自己作为方法”有两个重要的立足点。第一，它是要认知世界。现象学、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等哲学都在提醒我们，我们不只是单纯地认知世界，而是要回应世界，并对世界产生一定的行动效果。如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就无法很好地认识世界。第二，我们也不会天然地对“自己”感兴趣。对自我的认识是通过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感知和理解慢慢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认识外部世界和认识自我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你在观察和参与世界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反应与独特性，进而反过来影响你对这个世界的判断和行动方式。
所以，这里自然就回到了存在主义的一个核心命题——“我是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先验的答案。“我是谁”不是人一出生就确定了的，而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如何与他人互动的结果。身份是实践出来的。因此，把自己作为方法不是从一个确定、清晰的自我出发来分析世界。恰恰相反，它强调要不断打开自我、消解固定的“自我”概念，借此去看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你并不是先有一整套自洽的经验体系，然后才去分析这些经验。你只有零碎的生活片段和情绪感受，这些都“溶解”在日常中，而“自我”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载体，帮助你将这些碎片组合起来，进行表达与反思。在这个意义上，把自己作为方法更像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思维方式，它与佛教中的“正念”（mindfulness）类似——要求我们关注自身与周遭的关系，在当下感知中形成理解与判断。
戈夫曼说，自我不等于我们扮演的那些具体角色，但却是这些角色的组织载体。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儿子、父亲、恋人……这些社会角色非常真实，它们是我们得以与世界互动、获得生计、履行责任的基本形式。但任何一个角色都不是“完整的自我”，也不能穷尽“我是谁”。自我当然是存在的，但它并不具有一个本质性的、稳定的核心。它更像是一个衣柜，挂着各种衣服（角色），自我所体现的是一种带有结构性的连贯性。自我的连贯性不是因为它有固定不变的本质，而是因为不同角色之间存在一定的组织逻辑与历史联系。你并不需要一个完整的“我”，而是要在生活里捕捉那些经验的碎片、判断的起点与互动的痕迹，通过它们来认识世界，也认识自己。
欧文·戈夫曼著，冯钢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
刘博：我们过于关注自己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及其细密度，会不会放大个体的经验，造成个体经验的霸权，从而挤压共识的生存空间？
项飙：细密是说互动的细密。比如在一次聚会，你突然觉得好像和不少人找到“共鸣”，你可以把这个“共鸣”处理成一时兴起，过去就过去了。你也可以把“共鸣”处理成一个高密度的经验，高密度就意味着你要思考，“共鸣”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些人的什么经历，跟我的经历在什么地方上是重合的？如果沉醉于自己的感知，回到我们最早讲的，它就不是“把自我作为方法”了，而只是把自己的故事说一遍而已。
如果把自己作为研究方法，那么培养“问题感”就很重要。“问题感”是说研究者觉得哪里是有问题的，是需要去解释的，也即这里有些事让你纠结，有些细节值得去面对。你无论是做研究去证实，还是写日记去记录，“问题感”都是你深究细节、注意到互动的高密度的重要动力。这个“问题感”呈现出来后，读者看起来也觉得很有启发，尽管你或许不能完全说清楚问题在哪里。没有清晰结论、但是有“问题感”的细节，反而给读者空间，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诠释。
“问题感”往往是和“急迫感”联系在一起的。“急迫感”是我觉得这里有个问题，从历史上看它可能是很小的问题，但是对我个人来讲，现在变得急需面对。“急迫感”是个体经验与身处的环境造成的，这本身就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急迫感”还是个人对于某个结构性状态的直接的感触，是把个体经验、结构状态和历史联系起来的关键节点。即使你暂时还无法用结构性分析的语言清楚地讲出来，也没有关系——关键在于你要抓住这种“急迫感”，把它作为一种问题意识的起点。在这个感知的基础上，去梳理你觉得值得被梳理的生活细节和经验——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出发点。重要的不是一开始就讲清楚全部的道理，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一种思考的方向感。就算你并非做学术研究，仅仅是写非虚构作品、日记、家书，这个方法同样成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关注细节都是因为我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感”和“急迫感”，只不过我们的“问题感”和“急迫感”是模糊的。而研究和写作就是要把“问题感”和“急迫感”呈现出来，在这样两感的参照下，高密度的经验就有了丰富的含义。
数字时代的以自己为方法
（一）社交媒体与自我镜像
刘博：当前世界，科学技术成为巨大的建构性力量，突出表现在社交媒体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算法推荐系统通过精准追踪我们的点击、停留、转发、点赞，似乎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是谁、我们喜欢什么。在这种高度个性化、却又由外部技术驱动的信息环境下，我们逐渐变成了“被内容选择的人”。您怎么看这种被动接受内容的机制，它是否与“把自己作为方法”中所强调的主体性和自我反思能力产生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又如何更有效地运用“把自己作为方法”，去回应数字时代对自我认识与行动能力的挑战？
项飙：在社交媒体时代，算法和大数据的推送机制确实对“把自己作为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我们常说“小红书越来越懂我”，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AI和大数据系统通过记录你过往的行为数据，建立了一个“自我”的模型，并通过不断的推荐与反馈，来确认和强化这个被演算出来的“你”。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自我”的含义。
哔哩哔哩个性化内容推荐与偏好设置界面
现在的“自我”已经不再是你身体内部、心理内部的一个主体性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被外部化成一个由数据构成的、模拟性的“我”。这个模拟性的“我”其实是对你某一部分行为偏好的放大。关键是它放大的只是你已经表现出来的一部分，这个自我是不完整的、片面的。问题在于，当这种片面被不断强化，它便成为你理解自己的主要参照。久而久之，你会误以为这个被算法确认的片段的自我就是真实的自我。比如你在某一议题上被大量推荐和点赞，你可能就会觉得“我在这个议题上有权威”，甚至认为“这个世界都是同意我的”。在这种情境下，“把自己作为方法”首先要有更高的警惕意识。警惕什么？就是要意识到你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而不是能被算法轻易归约的。你的自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法输出，而必须要在不同经验、情境、关系中动态生成。正因为如此，我们要知道，在“被理解”和“自我理解”之间总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是好的，我们要以此为基础去展开我们和世界的互动。
警惕之后，你又会对自我的意识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在社交媒体时代，数据所呈现出的自我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确实源于某种我们原本就有的表达与偏好。但问题在于，这些内容以特定方式被放大和简化了。要理解这一点，可以回到我们对“自我”的传统认识。人在没有与他人发生关系之前，是没有明确的“社会性自我意识”的。你可以有身体层面的自我感知，比如饥饿、疲劳，但所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这种自我意识一定是通过和他人的互动投射才逐步建立的。在过去，这种互动投射是具体的、细致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反馈有场景、有语境、有过程。你在不同场合呈现不同面向，这些面向共同构成你对自己的认识。这是一种“累积性的”“细节性的”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形成。但在社交媒体上，这种投射被放大为一种扁平的、可计算的形式。比如点赞量、转发数、评论方向，快速生成了一种“被看见”的感觉——仿佛世界是整齐划一地在与你共鸣。久而久之，投射的丰富性和差异性被抹平，自我也变得夸张、粗放和单一。社交媒体把今天互动的细节抽离了，互动频率高、空间范围大，但是互动的细腻程度不见了，因此我们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通过这样的自我观察和反思，你不只要认识到“我”有不同的表现，而且要进一步理解这些差异是如何被社会环境、技术媒介以及交往结构塑造出来的。所以，从理论角度来看，“把自己作为方法”在数字媒介时代其实变得更重要了。如果不用“把自己作为方法”，我们很难理解线上社交媒体的特殊性。因为社交媒体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它改变了传播方式或信息结构，更深层次的是，它通过人的心理感受、自我认知，进一步影响了我们的社交行为。这种变化是内嵌在经验之中的，只有通过对自己状态的反思才能意识到。很多年轻人之所以热衷于做社交媒体研究，其实不仅是因为这个现象本身很新、很重要，更是因为他们在研究中试图更好地理解自己。他们可能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但背后确实有一种通过理解媒介来反观自身的动机。而我们在学术训练中要做的，是加入一种“反向操作”：不是从“我有什么特别”出发去解释线上表现，而是深入理解社交媒体的结构性特征——它的互动方式、可见性逻辑、算法推送等——从而理解这些特征是如何塑造了我们对自己的感知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说，通过“把自己作为方法”，最终达到对媒介机制的深入理解。而一旦你理解了媒介，你对自己的认知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对自己也将有更好的把握。
（二）AI迫使我们重新做人
刘博：在您看来，“把自己作为方法”并不是在讲个人的故事，而是在通过自我经验去揭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结构。数字时代基于人工智能（AI）的知识生产体系导致了真实世界的某种“去经验化”，这削弱了人对经验世界的感知能力。我们该如何理解AI在人与世界关系中的位置？个体又该如何应对这种“去经验化”的知识生产趋势？
项飙：我没怎么使用AI，无法得出一个支持还是否定的结论，但我很高兴看到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在进行各种尝试与讨论，AI的确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我目前没有观察到AI产生正面影响的案例，但是看到很多人使用AI从事文本的生成与润色的工作，它确实提高了效率与精准度。但这也是坏处所在，原来我们写作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累？因为文本写作是一种高强度的思维训练，它将语言、意象与事实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写作正是在人与世界的错位之间进行持续的校准，通过表达将思考、经验与现实重新连接，邀请读者一起进行思考。现在AI写的东西很精美，生成的文本越来越标准化，但是你看不到个体在写作中的挣扎、思维的摩擦，这样的文本是没有生命力的，像塑料壳一样的精美但却是死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AI在某些方面的帮助。例如，在检索、信息整理或处理细节上，AI可以提高效率，但它并不能替代真正的思考。真正的思考是必须通过写作完成的。如果青年学者把写作交给AI，其实是在放弃思维训练。这种放弃挣扎写出的文字是无意义的，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目标，从来不只是对现实进行信息模拟或数据概括，而是要通过独特的理解与表达，重新激活对世界的感知与意义创造，通过你自己独特的视角帮助他人理解，从而给别人新的力量感。这一点，我认为AI做不到。在这个意义上，AI的好处就是加剧研究者的紧迫感，更加强调关于意义阐释的研究。
换言之，AI迫使我们重新做人。AI的出现并不是让个体反观自己建立主体性，反而是消磨主体性的。AI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在短期内能帮助研究者提高发表的速度，这是捞小便宜的表现，但是如果你继续从事描述性、总结性的研究，你很快会发现玩不过AI，你会发现用AI拼凑出来的文章高度“同质化”，这就促使你不得不回到那些AI无法取代的领域，即思考、感受、表达、共鸣。这也就是我讲到的人在写文章时的“挣扎”。人必须重新面对“挣扎”，面对世界的复杂与不确定，面对语言的局限与失真，与别人建立共同的感受，在思想层面形成可共享的东西。这种“挣扎”恰恰是主体性生成的时刻。主体性不是一个建好的有四面墙的房间将自己与世界隔离开来，而是个体在理解与表达的艰难中不断形成的。当我们努力把语言与感受对齐，与他人建立思想共鸣，这种沟通的努力、表达的艰难，正是“重新做人”的过程。它既是内在的反思，也是对外的连接。在这个意义上，AI的出现反而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人之所以为人，在于能在理解与表达中承担那份不确定的“挣扎”。
比如，我们会收到很多人用AI写的一些申请书和推荐信，你能很明显感受到他们的语言流畅、表达精准，但我们阅读的时候，你会感到“无感”，在你脑中留不下印象，AI式的写作带来的无感，并不是说我们对AI反感，而是不真诚。即使我们日常书写表达不完美，但是我们能从中感到作者交流的冲动、迫切感和真实想表达的意图，AI让我们看到语言正在失去沟通性，成为一种非交流性的表达。AI生成的东西就像“塑料花”一样，精美但没有生命力，当大家都使用AI进行精美的书写、表达，世界就会被“塑料花”所覆盖。只有当你看到一棵真正的草时，你才会被触动。研究者对于AI的使用，应当像在世界被“塑料花”淹没的情况下守护那棵真正的草。
布朗大学2025-2026申请季新规：
用AI写文书将被判为“申请欺诈”（application fraud）。
刘博：您提到的“塑料花”，是非常形象的比喻。我们可以将AI时代的知识生产与人际交往理解为一种“塑料化”的过程，形式标准且精美，但是内在缺乏生命力，它将个体真正有价值的情感与实际表达的意思分离开来。
项飙：我认为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也是可以成立的。“塑料化”不同于“标准化”。它不仅仅是形式统一，更强调一种高精度的可塑性与没有生命力的质感。AI是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定制内容，但是它的基质是“塑料化”的，形成一种“透明不透气”的意象。AI将塑料化推广成一种知识生产的危险趋势：形式极度精密，内容却渐趋失去生命力。如果从治学的角度来理解AI，把知识生产简单理解为用“照相机式”的方式去描摹世界、把世界“定格”为某种结构图景，那么这部分工作很容易被AI接管。但真正的治学不应止步于“把世界画成一张地图”，而要转向对意义的诠释，并在诠释过程中建立并锻炼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不再是远距离、上帝视角的“制图者”，而更像与读者手牵手穿行丛林的导游：把自己带入，把经验打开，以自己为方法去揭示人与世界的关系结构。AI能做的是外在形态的生成，而人要做的是内在意义的诠释。
把自己作为方法与知识生产
（一）知识的公共化
刘博：“把自己作为方法”在社会科学与公众领域激发了很多的讨论与变体，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被解释为如何通过自己来感受世界，这促进了一种内向的思考范式，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把自己作为方法”是否会产生一种新的知识伦理？
项飙：要去论证一个东西是不是“新”的，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但是“把自己作为方法”肯定是一种知识生产方式，更值得关注的是它的特色而不是“新不新”的问题。这种知识伦理认为，知识不是一面镜子、不是画一张地图，知识是一个搅动器。画地图的意思就是你站在世界外面画一个地区，你看路线往哪走。知识是景观，是你在森林里面走，你看到森林是怎么样，然后你才想去怎么走，而不是像地图一样告诉你森林的边界在哪里。无论知识作为景观，还是搅动器，都需要主观与客观相融合，自我和探索相融合。它的目的不是寻求一个客观的真理，告诉你世界的本质。它的目的是要对读者有用，让读者觉得有力量，觉得可以作为工具对他的生活有帮助。
刘博：“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探索过程中，如何通过“自我”向外建立研究的公共性，使得读者看了之后有力量？又如何向内建立对他者的敏感性，关注他们为什么和我一样/不一样？
项飙：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些我们可以称之为“范畴”（category）的东西来实现公共性。这个“范畴”跟我们通常说的“概念”不太一样。概念一般是指称性的，一个概念应该指一个相对明确的状态、一个对象，有比较清楚的定义和边界。但是像“悬浮”，它其实不太能被界定得那么清楚，它更多是一种经验状态，是大家能够识别、感受到的东西。所以它可能更适合被当作一个范畴来看待。“范畴”的特点在于它本身带有一种问题意识，不是简单定义一个事物，而是能引发感知、引起思考、促使人把自己的处境和这个范畴联系起来。像“附近”也是这样，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概念来操作，很容易讲不清楚，因为它不是边界明确、功能清晰的定义；但作为范畴，它却有启发性，能触动人去思考自己的生活环境、关系网络、社会位置等。我的意思是说，研究的公共性并不一定是在讲很大的议题，而是在于能否提出一些能够唤起共鸣、引发思考的范畴。当然我也知道，对大多数学生尤其是硕士阶段来说，直接要求他们去提出一个具有公共性的“范畴”，可能不太现实，甚至对博士来说都未必容易做到。但这也不是说学生的研究就没有公共意义。科学本来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哪怕是一些“半成品”的研究，只要它在概念、资料、问题意识上有推进，未来就可能成为更成熟成果的一部分。所以我的问题是：在学生阶段，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想一想，除了“提出范畴”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更可达的方式，能让学生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公共性？这点我现在还没完全想清楚，但这是一个值得继续讨论的议题。
我觉得我们做研究最终的一个理想状态，是要把研究落实到一些具有思想性、能引发公共讨论的东西上。而“公共性”和“思想性”在这里其实是一致的。所谓“思想性”，并不一定非要有一个很系统的理论框架，它可能就是提出了一个让人感到重要、能引发共鸣的问题。举个例子，比如《人物》杂志上那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并没有明确提出什么概念或理论范畴，但它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困在系统里的意象。这个意象本身就构成了问题意识，也正因如此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反响。它触发了很多人对自己所处社会位置的反思，这就是它的公共性所在，同时也揭示了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的工作状态，本身也是具有公共价值的。所以说，提出一个有效的问题，就可以是有思想性、有公共价值的。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建立对他者的敏感性。很多时候，一项研究可能在对具体个体的理解上做得很细致、很敏感，但它本身未必触及更广泛的社会结构或共通经验，那就不一定具有强烈的公共性。“把自己作为方法”与对他者的敏感性其实就是一回事。因为“把自己作为方法”强调的不是“我是谁，我怎么了”，而是我如何通过自身的感受和经验，去理解和触碰到社会中那些真实的人与关系。所以，如果你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我要把世界作为分析的对象”，那你自然就会走向具体、走向他人，不需要额外加一个“我也要更关注别人”的提醒。但如果你将“把自己作为方法”理解为一种封闭的、不断内省的过程，那确实会很容易把别人当作背景或道具。这个时候，即便你想去人为地强调对他人的敏感，也会显得不自然、调动不起来。所以，我想强调的是，关键还在于你一开始进入这个方法时的姿态与目的。你是想把自己作为一个入口去看世界，还是只是在梳理自己？这决定了你之后所能展开的那一套理解路径。只要你的出发点是面向世界的，是具体的、是开放的，那么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张力与关联，就自然会显现出来。
（二）AI的拟人化与人的AI化
刘博：当AI侵入我们的生活并改装“自己”，“把自己作为方法”是否会走向把AI作为方法？AI正在如何影响当下的学术实践？
项飙：我觉得谈论这个问题需要在中国与海外的视角中作理想类型的比较。为什么AI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第一，中国社会对AI等新技术持更开放态度，落地速度快；第二，中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离较显著，AI与社会科学的亲和度高，短期内容易“出成果”；第三，“非升即走”的制度压力促使不少学者加速对AI的创新使用，来提升研究速度。现在AI的震荡比较大，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面对AI肯定要闯出一条新的路子，AI迫使我们采取行动、凝聚共识，去探索AI尚未取代的新的方向，包括促使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更加紧密地结合，从对事物的结构性描述转向更具深刻意义的诠释。但需要警惕的是，对AI的情感依赖，比如当AI被拟人化、顺着用户情绪说话时，使用者容易从交流走向依赖、从思考走向被引导。人与人交流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在彼此的互动中更新对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是没有办法预计的。你自己小时候和妈妈吵架、隔壁小孩对你的嫉妒、你和邻居赌气等这些丰富而独特的生命经验，AI在人的经验上、情感的方向性上是没有办法完成对“自己”的替代的。
AI的拟人化的确是一种需要警惕的使用方式，同时也带给我们反思自己的契机——“人的AI化”。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AI的出现其实是一件好事，它迫使我们中断人的AI化进程。这是什么意思呢？“人的AI化”早在AI出现前就已发生，八股化、无情感的文献整理、以发表为目的的流水线写作，本身就是对人的感受与语言的预先“塑料化”，AI的到来只是放大并再次显化了这一问题；同时也倒逼我们意识到“人的AI化”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你无法与真正的AI对抗。
刘博：人将AI作为反思和认识世界的对象，这是不是让我们意识到一种普遍存在但并未被我们察觉到的人与世界之间的距离感？
项飙：其实这种感觉就是“间隔”，“距离”是一种对差距的排斥，而“间隔”是直接面对。间隔是处于两种行动之间的状态，既能向前行动，也能向后反观。在AI时代，“把自己作为方法”实际上更加紧迫了，AI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加扑朔迷离，现实世界之上又有AI生成的拟像世界，世界更难被看清楚了。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回到具体的自己，在自己的范围内摆脱AI的幻觉，从自己的身边出发看清世界；另一方面，世界是复杂的，你想在某刻完全看清这个世界实际上不可能，你也不可能把所有事情想明白了再行动，你必须同时前进，同时看清。尽管世界是模糊的，但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想法来行动，关注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来的，在这基础上先小步行动，如果有较好的效果，那么就在了解自己想法的基础上继续行动，在不确定中“边走边看”——摆脱幻觉、还原感受来源、以小步验证累积判断。
（三）有机化的思考
刘博：“把自己作为方法”，对以知识生产为方向的社会科学研究可以提供何种借鉴？
项飙：“把自己作为方法”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社会科学的民主化、公共化，让思考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它不再把研究限定在一个资源充足、经过专业训练的群体当中，而是让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可以去思考、可以去观察、可以去建立对社会的理解。研究和思考，并不一定要通过一整套训练或者一个团队来完成。每个人其实都已经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思考，以自己为方法只是把这种思考进一步系统化，让它更接近研究的状态。
除了社会科学的民主化，它让大家在生活里有更加系统的思考，把生活往研究推了一步，每个人都可以去反思自己的生活。如果进一步从认识论或者方法论的角度说，以自己为方法的出发点不是一个宏大框架或结构设定，而是从经验性的生命议题出发，从那些日常生活中让人真正感到“卡住”“难受”“困惑”的地方出发。“把自己作为方法”既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它把生活里的思考和研究里的专业思考都“有机化”。有机化是什么意思？比如我们去开学术会议，有些人上去念论文非常无趣，但是他们念完论文下来吃饭的时候去吐槽，讲的东西都是很有趣的，这就是从无机变成了有机。那他们为什么偏偏挑那些没趣的东西去写成论文？因为他们觉得“写论文就该是那样的”，好像必须是某种“标准化”“学术化”的形式，才叫研究。而生活当中有急迫感、问题感的东西，只能够在吐槽的时候聊。但这个研究就是无机的，就像义乌的塑料玩具，塑料就是无机的，可以随便加工，哪怕你涂得鲜艳但本质还是塑料，长不出让人有思考的新东西，它不是森林里面的树，田野里面的风，缺乏有生命力的触感。
那么，什么是“有机的思考”？“有机”指的是思考源自对生活中真实问题的深切感知，这种问题往往不是用现成的学术话语来处理的，它可能非常微妙、直觉、具体，难以立即表达，但却极具问题感和急迫感。为什么很多人认为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一个核心原因在于，他试图回应一些难以用语言捕捉的生存性问题，比如“此刻我的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不是用系统的理论去解释世界，而是以一种感知驱动的方式，探索“人之为人”的经验基础。与之类似，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也是从一种细腻的生活感知出发，他不是提出宏大理论，而是在对语言、意义和生活世界的微观观察中进行有机化的思考。“有机”一定牵涉社会心态，涉及意义的问题，需要洞悉对于处在情境里面的人来说，这个事是什么意思，否则就是在外面看一看。“有机”也不一定说要以自己为方法，但是“把自己作为方法”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