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PP评论 ，作者：郭海
2026年2月28日，美以对伊朗发起联合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刺身亡，伊朗随即展开多维度反击，不仅向多国美军基地发射导弹，更于3月1日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冲突骤然升级。特朗普次日提出与伊朗新领导层对话，却遭伊朗强硬拒绝。
IPP执行院长、研究员郭海认为，这场由地区冲突和高层暗杀引发的地缘政治危机，正迅速牵动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神经，美伊双方也由此进入“边打边谈”的特殊博弈阶段，中东地区的战略平衡被彻底打破，全球能源市场与经济发展也面临严峻挑战。本文围绕伊朗政权稳定性、海峡封锁的全球经济影响、美伊谈判可能性三大核心问题展开分析，同时剖析了美国此次军事行动背后的战略逻辑与潜在风险。郭海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先高后低”冲突模式，恐怕正将美国乃至世界推向更深的战争泥沼。
郭海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执行院长、研究员
2026年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开展联合军事行动，对伊朗多个城市发动空袭，并对伊朗高层进行暗杀。当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证实遇刺身亡。期间，伊朗也对美国发动了一定程度的反击，向位于以色列、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3月1日，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3月2日，特朗普表示，愿意与伊朗新领导层对话；但伊朗方面回应称，不会进行谈判。
几个关键的问题是：伊斯兰共和国政权会遭到颠覆吗？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对全球经济影响几何？美以和伊朗是否会继续谈判？
2026年2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监控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图源：白宫。
第一，伊斯兰共和国政权会遭到颠覆吗？
特朗普声称，此次行动的目标就是“政权更迭”。在一个似乎是提前录好的视频中，他表示，伊朗人民正迎来“几代人以来唯一的机会”，去“接管你们的政府”。但现实状况并没有那么简单。从伊朗政治体制的结构特点和其国内局势而言，虽然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害，但伊朗的政体并不会在战火下就此瓦解。
对于最高领袖身亡的情况，伊朗政府已有后备方案。根据伊朗宪法，国家最高领袖由专家会议负责选举、监督和解职；如果最高领袖身亡、辞职或被解职，专家会议需尽快推选并任命新的领导人。目前，伊朗总统等三人临时代行最高领袖职权。专家会议正在讨论哈梅内伊的继任者。
伊朗的国家机器并没有停止运转。在制度设计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高度分散化，面对内外动荡有着较强体的制韧性。虽然哈梅内伊作为最高领袖，主导了伊朗最重要的政策制定权，但至少在形式上，伊朗政体有着“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即议会掌握立法权、总统及其内阁掌握行政权、法院掌管司法权。此外，哈梅内伊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常规军是分开运作的。这意味着，即使宗教领袖被杀死，伊朗政府依然可以正常运转。
伊朗政治精英内部并没有出现可以导致政权更迭的严重政治分裂。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有强硬派和改革派，两者有路线之争，而在反美、反以色列战略问题上没有根本争议。而且，美国和以色列此次行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伊朗的波斯民族主义。许多伊朗群众视哈梅内伊被杀为波斯民族的“国耻”，其愤怒情绪很容易被调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哈梅内伊死去，伊朗也不可能被亲美派系掌权；相反，恰恰由于哈梅内伊的死，新一届的伊朗领导人在对美、对以政策上会更加强硬。
虽然在美西方的长期制裁下，伊朗因经济困顿，多地已经爆发民众抗议，但历史地看，在政治精英内部没有出现严重分歧和斗争的情况下，民怨本身很难形成有组织的反政府运动。在利比亚的卡扎菲政府案例中，当时利比亚反对派与美西方的军事介入里应外合，推翻了卡扎菲。但这种情况在伊朗尚未发生。美国和以色列也没有像小布什政府发动的“反恐战争”期间那样，派遣地面部队进入战场。
2026年3月1日，伊朗国家电视台证实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逝世。图源：路透社
第二，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几何？
总体来看，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将对全球经济形成“短期通胀冲击、中期增长放缓”的双重压力。对于对能源进口较为依赖的经济体而言，短期会面临输入性通胀，而中长期则面临内外需承压的风险。
作为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的关键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的海运原油与液化天然气运输。一旦通行受阻，即便并非完全中断，仅仅是运输风险上升、保险费用飙涨与市场恐慌预期，也足以推动国际油价剧烈波动。3月2日，国际油价已上涨8%，达到每桶78.78美元。有美国智库分析认为，国际原油价格会上涨至每桶130美元的高位。
能源价格的跃升将通过燃料、发电、化工原料等渠道，迅速向全球产业链传导，引发广泛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资本流向美元资产与黄金，大宗商品与股市波动加剧，全球增长预期下调，形成“能源冲击—通胀抬升—增长放缓”的连锁反应。高度依赖外部能源进口的经济体，如日本与韩国，将在能源成本上升与生活负担加重的双重压力下收缩内需。若油价长期维持高位，欧洲国家也可能因通胀反弹而延后宽松货币政策。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使得进口需求减少，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
2019年4月30日，伊朗士兵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图源：新华社
第三，美以与伊朗是否还会谈判？
哈梅内伊被刺后，特朗普旋即提出，愿意与伊朗新任领导谈判；伊朗方面则坚决拒绝了谈判选项。虽然伊朗方面态度强硬，但在未来，美以和伊朗之间更可能出现的是一种“边打边谈”的局面：贸易封锁、局部冲突、代理人战争、网络攻击、暗杀行动与外交接触并行不悖。
美国的目标是推动伊朗去核化和确保以色列在中东区域的霸权地位。特朗普很清楚，正如朝鲜半岛危机的历史所展示的那样，一旦让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战略优势的天平将不可逆转地倒向伊朗。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悍然发动军事行动的主要动因。但由于美国国内和西方盟友对特朗普的行动持保留态度，特朗普政府很难无限制地继续向中东投注资源，更不可能亲自下场或派遣大规模地面部队。特朗普政府会继续采用“离岸平衡”模式，以以色列作为代理人，与伊朗进行缠斗。
另一方面，伊朗的主要目标是确保自身的政治生存。在延续伊斯兰共和国政体的核心利益上，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的神职阶层高度一致。伊朗的反制措施是通过军事袭击以及代理人的军事行动，给美国在中东的盟友（海湾国家和以色列）施压，并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等地缘经济手段，给美国及其盟友（特别是海湾国家）造成最大的成本压力，以期把美国拉到谈判桌上。
预计，美伊双方会进入一个长期消耗战。直至双方都认识到不可能通过升级冲突来达成各自的目标，中东地区才能形成一定的战略平衡。
2026年2月6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前中）率团前往位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会谈地点。图源：新华社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领导人的“斩首行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现代战争的范式。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属于政治谈判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至少对于美国而言，当代战争已不是从低烈度冲突向高烈度冲突不断“升级”的谈判过程，而是恰恰相反，即先从高烈度冲突开始，把对方对冲突代价的认知锚定在一个高成本领域，然后再通过“边打边谈”，逐步降级。
这种“先高后低”的冲突节奏，体现出一种成本锚定战略：通过展示极端手段的可行性与决心，使对手在后续谈判中始终意识到，冲突升级的上限已经被验证，从而在心理上趋于克制。与传统“从低烈度到高烈度”的威慑递进不同，这是一种以震慑为起点的降级博弈。在此框架下，战争不再是逐层加码的压力工具，而成为重塑谈判空间的“开场动作”。
但这种“谈判”方式风险极大。其核心前提，是对对方承受成本能力与政治意志的精准判断。一旦误判，对手不仅不会因震慑而退让，反而可能将其视为生存威胁，从而采取更为激烈的反制手段。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退出机制”的缺失。任何军事行动都应服务于明确的政治目标，并与可实现的终局状态相匹配。然而，无论是在委内瑞拉还是在伊朗，特朗普都似乎没有对军事行动设定“终局”。
特朗普曾宣称要结束美国的“永恒战争”。但现在看来，他正在把美国乃至全世界推向更深的战争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