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算法”成为一种潮流，是一种找回面对复杂生活的主动性、“为自己的生活负责”的反思。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 ，作者：桃子酱，编辑：詹腾宇，头图来自：AI生成
一个在外卖平台上专门制定算法的程序员，撞倒了本平台的外卖骑手，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2021年，导演刘泰风驾车在北京一处十字路口等红灯时，差点撞到一名外卖骑手。这促使他思考以上问题，电影《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的最初构思，由此诞生。
在影片中，如果没有撞倒外卖骑手金鹏，算法工程师危力几乎不会跟外卖员打交道。他对自己的工作价值深信不疑，也没有考虑过算法会不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
打官司期间，他和金鹏的律师有一段对话。他说：“我们创造了这个软件，为大家带来了多少便利？你工作时吃不吃外卖？它给你节约了多少时间？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我们甚至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你不能否认这个。”
律师回答：“我不否认你们创造了价值，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真正创造价值的人现在躺在ICU里面。”
那么，节约下来的时间，我们用在哪里了？“全新的生活方式”一定是好事吗？刘泰风在阐述创作主题时表示：“与其说电影讲述的是外卖骑手困在算法里，倒不如说是我们所有人都困在算法里。”
在这个算法无孔不入的年代，人们被“投喂”、被驯化、被裹挟、被操控，在得到便利、缓解“选择焦虑”的同时，人的主体性也被削弱。因此，“反算法”成为一种潮流，也是一种找回面对复杂生活的主动性、“为自己的生活负责”的反思。
一、我们塑造算法，而后算法塑造我们
“在我们日益数字化的世界里，算法模型会捕捉我们输入的每一个字、做出的每一个手势（比如点赞）、每一次眼球转动或每一次（屏幕）滑动操作，并将其拆解为节点（事物）或边（属性），然后存入数据库。这个持续收集和分析我们的数字生活的时代，我称之为‘算法时代’（Algorithmic Age）。”在《你必须成为一个算法难题：重构社会—技术契约》（You Must Become an Algorithmic Problem: Renegotiating the Socio-Technical Contract）一书中，美国学者何塞·马里查尔这样写道。
“算法”原本是一个技术概念。当它通过一系列运算决定我们看见什么、信任谁、获得何种机会，如何被评价，并在更宏观的意义上影响我们的理性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它便从一个纯粹的技术概念演变为一个社会学概念。
我们塑造算法，而后算法塑造我们。著有《“体贴”的算法：数据如何重塑生活空间》的美国学者马克·谢泼德以声誉经济为例来说明：社交媒体活动产生的数据，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价值、服务获取机会和就业前景。从优步司机到爱彼迎房东，声誉成为星级评分经济中的货币形式，个人或机构的社会地位由点赞、关注、分享和转发量衡量。
算法再高效，如果不懂人的实际需求，又有什么意义？为此，马克·谢泼德提出了“‘体贴’的算法”这一概念——它不仅能高效地处理数据，还能考虑到人的情感、需求和价值观，即重新建立算法与人类的连接。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和媒体人洪晃对谈时也表示：“如果你只想要最高效的服务，那么算法将会越来越多地接管（你的生活），但在很多领域，体验比效率更重要。”
他举的例子是去书店买书。在网上买书可能更便捷，但书店提供的是一种体验——也许你在那里邂逅了久未谋面的朋友，也许淘到了一本你没有想过要看的书。这些意外之喜，比功能性的购书行为要重要得多，因为这是无法被复制的实体体验。“我的意思是，算法或许可以有办法直接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但最有趣的事情往往是在途中意外发生的。”
算法就像“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的“厄里斯魔镜”，在镜子里能看到什么，取决于站在镜子前的人“内心深处最迫切、最强烈的渴望”。比如哈利想念父母，他会在镜子里看到父母和自己；罗恩希望出人头地，他看到的则是当上级长以及学院魁地奇球队队长的自己。
所以，是全盘接受算法推送的“精准个性化服务”（包括跟谁恋爱、结婚），还是保有主体性，把算法视为“体贴”的伙伴，就看你怎么选。
二、算法人生vs.反算法人生
科幻作家陈楸帆在小说《人生算法》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人，跟现在的人工智能一样，也是有算法的。最底层是生存算法，指人在百万年的进化中，为了趋利避害而写进人性底层的东西；第二层是遗传算法，即遗传和优胜劣汰；第三层是心智算法，决定一个人成为独特个体——如何感知世界、如何决策。也许还有第四层，那就是爱的算法。
尤瓦尔·赫拉利也有类似观点：生物即算法——每种动物（包括智人）都是各种有机算法的集合体，经过数百万年自然选择演化而成。
人类与机器算法的本质不同，在于人有主观能动性。就像何塞·马里查尔所说，当个体以算法难以预测的方式行事，就成了统计学意义上的“异常值”，以至于根本无法成为一个可以通过算法解决的“问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英瑾与博士研究生马赛知远合写的论文《算法迷恋症：形式主义宰制及其德性出路》指出，从哲学层面来理解，“生命”的自主性会自动破坏算法的机械性。按照这个说法，今日发展得如火如荼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还算不上有“生命”，“目前诸如DeepSeek等大语言模型所展现出来的过于讨好用户的行为特征，恰恰意味着这些大模型缺乏自己的能动性”。
文章中写道：“尽管今天的社交媒体推荐算法的确是利用了人类心智架构中那些貌似可以被算法化的部分（如从众、猎奇等），但既然人类心智架构的本质在于其‘生命性’而不是‘算法性’，机器算法对人性的宰制就很难走向彻底。人类心智的生命性总会引导其追求自身通向自由的路径。”
如果用“算法”来描述人生，那么，既有“算法人生”，也有“反算法人生”。电影制片人、播客创作者关雅荻在2025年12月推出的题为《如何拥有一种‘反算法’的生命力，即一颗无法被计算的‘天真的心’？》的播客中，分别定义了这两种人生：算法人生——追求短期流量和外部指标，陷入焦虑与内耗，“过度计算反而陷入焦虑”；反算法人生——注重内在价值、真实性和长期信任，获得轻盈生命力，“凭着热爱与直觉开辟蓝海”。
自我算法化，住同样的房子、开同样的车子、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食物、去同样的地方打卡……在如此模式化的人生中，人不再是鲜活个体，而成了算法塑造的标准化产品。
实际上，人生不是单行道，应该有许多分岔的小径，不同的方向指向不同的可能性。也允许有瑕疵，更免不了犯错，这才是“反算法”。
三、反方向的钟
每个“反算法”的人，都有自己的方法论，比如“逆社会时钟”。
1976年，美国心理学家伯尼斯·诺嘉顿提出“社会时钟”概念，简单来说，就是到了什么年龄就该做什么事情。与此概念对应，过着算法人生的人，严格遵循社会时钟，与大多数人保持相同的步调，并获得一种安稳感；过着反算法人生的人，则主动偏离社会时钟，走出不同的人生轨迹——毕业后的间隔年就是给自己按下暂停键，而哪怕是1小时的午休gap，也算小小地偏离了轨道。
豆瓣上的“逆社会时钟”小组，目前有超过9万名成员，有不少人在小组里分享自己的逆时钟经历：“裸辞的31岁，成为电影剪辑助理和调酒师学徒”“38岁拿到CA法学院offer”“48岁开始学英语，准备转行做销售”“33岁一无所有，依然过得开心”“离开医院，去做潜水员了！”……
小组说明写道：“纽约时间比加州时间早3个小时，但加州时间并没有变慢……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都有自己的步程。”
尤瓦尔·赫拉利每天坚持冥想两小时，进行“信息断食”。在他看来，当代人被海量信息淹没，需要更多时间来消化信息，留下高质量信息，并清除垃圾信息。他每年还会参加为期30天或60天的长期冥想精修，其间不再获取任何信息，不上网，不用电子邮件，不上社交媒体，不用智能手机，甚至不看书，把时间留给信息消化和排毒。
“我们几乎从未观察过我们的生活和世界的真实情况，因为我们的头脑在不断地制造幻想、错觉和故事，我们被困在这些头脑产生的故事中，与现实脱节。对我来说，冥想是一种接触现实的练习。冥想的关键在于感受当下发生了什么，让头脑更加清晰，保持平衡，不被外界的噪声和内心的杂念所干扰。”尤瓦尔·赫拉利在受访时说。
这是对算法的断舍离，而并非逃避。跳出“永远在线”的状态，从算法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具有自主性的使用者，让自己掌握主动权，掌握对自身注意力的分配权、对美好标准的定义权、对生命意义的阐释权。
毕竟，我们的生活，终究要由我们自己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