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不仅是生命之源,更是贯穿历史的政治语言与权力符号,它塑造文明,也触发冲突,其控制权决定了社会与国家的命运。 ## 1. 水作为权力与冲突的媒介 - 水已超越其自然属性,成为一种政治语言和权力符号,是大国竞争与地缘政治的核心因素。 - 围绕水的分配,社区、国家与国际组织不断重新评估关系,水资源争夺常是历史性灾难的导火索。 ## 2. “燃烧之城”:古代水资源冲突的缩影 - 波斯古城Shahr-e Sukhteh(燃烧之城)的覆灭,普遍归因于长期干旱,但新研究推测可能是上游敌对势力筑坝改变水流所致。 - 若推测属实,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水资源冲突导致文明崩溃的案例之一,城市遗址留下了4800年前成功的脑部手术痕迹和早期棋具。 ## 3. 苏维埃工程:对水的系统性规划与控制 - 苏联时期,水、电、农业被纳入同一系统规划,努列克大坝等工程试图重新排列季节与河流,使水成为一个“被想象”的前景。 - 解体后,上游的塔吉克斯坦与下游的乌兹别克斯坦共享的想象破裂,河流变得紧张,跨国界的水协议面临挑战。 ## 4. 人工冰川:传奇技术与未竟的野心 - “冰川嫁接”技术传说中曾被用于军事防御和农业灌溉,苏联曾计划在帕米尔高原建立人工冰川系统作为巨型蓄水工程。 - 这些大胆的设想多停留在计划与文本中,如同被时代中途叫停的梦,并未完全实现,但其想象本身曾是一种力量。 ## 5. 植物远征:生态危机下的政治暗流 - 为应对美国1930年代的“尘暴”危机,农业部派遣远征队前往亚洲草原寻找抗旱植物,公开任务是生态救援。 - 然而,领队洛里奇与部长华莱士的通信揭示了远征的另一层意图:传播一个融合多种教义的神权政体乌托邦思想,最终因政治风险过高而夭折。
“事关必要”:水、权力与记忆的编年史
2026-03-05 13:09

“事关必要”:水、权力与记忆的编年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假杂志 ,作者:假杂志编辑室


在过去两年间,跨界水协议曾被暂停。大国间的水资源竞争迫使社区、国家乃至国际组织重新评估水的分配。水已不仅是自然物质,它也是一种政治语言、一种权力符号,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的核心因素。


围绕《If Need Be》这本书,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几个水作为“资源”的故事,和大家穿越中亚的干旱地带、蒙古草原、古代波斯,以及美国大平原。在这些彼此遥远的地理空间中,水既是自然资源,也是权力结构;既支撑生命,也是冲突的触发器。


艺术组合Pejvak像一位不可靠的叙述者,在八卦、传说与历史事实之间游移。他不试图厘清真假,而是让不同版本并置,让神话与档案互相干扰。水的争夺,被置入对历史书写本身的争夺之中。


谁拥有解释权,谁就拥有河流的源头。


被焚之城


我出生于波斯,一个被称作Shahr-e Sukhteh的地方,它被后人翻译为“燃烧之城”。事实上,这座城镇最后的灭亡,并非因毁灭性的烈焰,而是因为其遗址之上覆盖着厚厚的炭化层——那是五千多年前高度发达的冶炼、陶器烧制与手工业生产所留下的沉积,是长期劳动的痕迹,而非一场终结一切的焚毁。


真正使家乡消失的,是水。


“燃烧之城”遗址,图片来源于伊朗旅游网站


人们普遍认为,这座城市最终因长期干旱与水源枯竭而被遗弃。近期研究则提出另一种可能:上游敌对社会修筑堤坝,改变了水流格局。若此推测属实,那么这座城市的覆灭,或可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水资源冲突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最早例证之一。


彼时,渔人的远歌掠过湿润的空气。我数着:一千匹马,两千丛芦苇,与枫树与白杨之间缠绕的微风。满载刀剑、狼牙棒与丝绸、棉布的骆驼队缓缓而行。歌声传入寂静的屋舍,越过堆叠的陶罐与器皿,漫入昏沉的后院,在潮气中交织。珠宝、玛瑙、红宝石、翡翠手镯与戒指,米袋与香木,与远方渔人一同从内河航向远方。


这件作品借鉴了历史上“ab anbar”的建筑形制——一种建于伊朗古代的大型地下蓄水池,用以储存与调节水源。


我曾等待远行的爱人,那位往返于印度河与乌尔的商人,却始终未归。千日过去,他没有回来;我向诸神献上收成,他仍未归来。那是在哈蒙湖畔,五千年前,山羊还会跃起啃食树叶的年代。


在“燃烧之城”出土的一具约12—13岁少女头骨上,发现了距今约4800年的脑部手术痕迹。她曾接受脑积水矫正手术,并在术后存活了一段时间。彼时,这座古城正处于丰饶时期。


在“燃烧之城”发现的棋具(约公元前2500年),包含棋盘、棋子与投掷器,被视为早期双陆棋的源头。



《The Wind Traveler》是一段穿越时间与空间的旅程。故事始于哈蒙河(Hamun River)葱郁的河岸,围绕一位来自古老“燃烧之城”的棋具匠人展开。他踏上向北的旅途,试图寻找社区中异常中毒现象的源头。


炽风、洪雨与烈日将希尔曼德河推向东方。哈蒙湖向北退缩,湖水离城而去。柳树愈发稀少,芦苇渐薄,溪流干涸。农人与田地之间横亘着龟裂的大地,远方的地平线消失无踪。我粉碎石块,锻造铁器,换取家中的酒、面包、鱼与鸭,而酒与面包与鸭的价格,已是三个月的劳作。


在此,关于“燃烧之城”的故事既以刺绣书法的形式呈现,也化为声音经验。观者间或可以听见一种名为tahrir(花腔式颤音、梅丽斯玛)的声乐技巧,其灵感来自夜莺的鸣唱。


炉火终灭,死亡张翼,再没有悠扬的渔歌。我们仰望天空,口唇如土地般龟裂。跳跃的山羊只剩陶罐上的图像。那是四千年前,城市退入沉默的年代。我们寻找出路。耐心原是希望的无声摇篮曲,而希望只在梦中开花。若沉溺于忍耐,沉默将扼杀希望。于是我们带上所需,离开无主之地。


那已是千年前的往事——绿色山谷的时代。


苏维埃、大坝与冰川嫁接


我是在瓦赫什河边看到那句话的。混凝土闸门被水汽打湿,字迹有些褪色,却仍然清楚:обҳаётаст——水即生命。


它被写在努列克水电站(Nurek Dam)的泄洪口上,正对着峡谷。水从高处落下,声音盖过说话声,像是持续不断的背景噪音。


这座大坝太高了,像一座山。站在下面,很难判断它究竟是在拦水,还是在制造另一种地形。有人告诉我,这是世界第二高的大坝。无论如何,它已经在这里几十年了,横在由帕米尔山脉冰川融化的瓦赫什河上。河水越过大坝,继续向下游流去,但它的节奏、和不确定性,都已经不再属于河流本身。


在当地,谈论水,不可避免就会谈到边界。塔吉克斯坦位于上游,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下游。在苏联时期,这样的区分并不重要——水、电、棉花和粮食被视为同一个系统中的不同环节。1991年之后,协议失效,政权解体,河水突然需要跨越国界解释自己。上游和下游不再共享同一套想象,河流也因此变得紧张。


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习惯于谈论“将要发生的事情”:即将被引来的水、即将变绿的荒地、即将稳定下来的气候。河流被纳入计划,季节被重新排列,地图上出现一条条笔直的线,横穿沙漠、山谷与边境。水不再只是流动的东西,而是一个尚未兑现、但几乎无人怀疑的前景。


我在旧照片里看到这种前景的样子。照片的边框用了19世纪费尔干纳谷地shohi伊卡特织物内衬的图案,俄罗斯木版印花棉布反复出现,纹样像蚕茧,一层裹着一层。


这一组照片复制品梳理了1930至1950年代间,为扩张费尔干纳谷地(中亚)及其周边棉花种植而推进的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影像记录了灌溉渠系与相关工程,呈现水资源如何被系统性地调配,以支撑单一经济作物的规模化生产。


年轻的工程师站在尚未完工的坝体前,背景里是裸露的岩层和被标注过的河道。照片并不解释这些工程是否真的完成,它们只负责证明一件事:这一切正在被想象。而在那个年代,被想象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力量。


在更高纬度的地方,想象变得更加大胆。


为了应对旱灾与粮食危机,苏联提出要“改造自然”。水开始被写进计划、图纸和口号里。大型灌溉系统、水电站、防护林带同时展开,像是要一次性解决所有不稳定因素。


传说与技术在这里交错:人们早就知道如何在阴坡保存冰雪,让它们慢慢生长;也知道如何等待融水,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到了20世纪,这些零散的经验被重新拼接,变成一种可以被放进图纸里的设想。


正是在这个语境中,一个奇怪的构想出现了:在帕米尔高原建立一套以人工冰川为核心的巨型蓄水系统。古老的冰川嫁接理念,被重新翻译成工程语言。伊朗马克思主义诗人阿博卡西姆·拉胡蒂(Abolqasem Lahouti)被派往山中某个未公开地点,他的任务不是测量冰层厚度,而是为这一工程写作,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冰川写成集体劳动的成果。



这组细密画讲述了一位波斯神学家据说曾在吉尔吉特与巴尔蒂斯坦(今巴基斯坦北部)推广“冰川嫁接”技术,以人为方式培育人工冰川,阻断被喀什噶尔袭扰者利用的山口通道。


传说中,Genghis Khan的蒙古军队,正是在面对这样一座人工冰川时,被迫暂时停止扩张。“冰川嫁接”不仅具有军事防御的传奇意义,也在历史与当代被山地农民用于储存与分配水源,在干燥的夏季为灌溉提供持续供水。


我没有找到那项工程真正启动的证据。留下来的,多是计划、片段、未完成的文本。人工冰川、大坝和灌溉系统在纸面上被并列,在现实中却从未完全重合。它们留在闸门的标语里,留在档案照片的构图方式中,也留在那些从未真正实现的计划里,那些计划并非失败,更像是被时代中途叫停的梦。


植物远征军


1934年秋,华盛顿。农业部内部备忘录开始频繁出现“外来抗旱植物”“亚洲草原经验”等字样。大平原的风沙已经连续数年侵蚀农田,堪萨斯、俄克拉荷马与得克萨斯北部大片土地弃耕。时任农业部长(后任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在会议中强调,单靠本土技术难以迅速扭转局势,必须寻找“生态类比区”:气候条件相近、长期与干旱共存的地区。



尘暴时期(Dust Bowl)指1930年代发生在美国大平原的一场大规模生态与农业灾难。长期干旱叠加过度机械化耕作,使表层土壤失去植被固定,在强风中被卷起,形成持续数年的巨大尘暴。大量农田荒废,数百万居民被迫迁徙,生态危机迅速转化为社会与经济危机。


这场灾难不仅暴露了单一作物经济与工业化农业模式的脆弱性,也成为国家层面重新规划土地、水资源与农业政策的重要转折点。


1934年底,远征计划成形。1935年初,由探险家尼古拉斯·洛里奇领队的团队启程,经上海北上,进入日军控制下的满洲地区,再向内蒙古草原推进。公开任务是收集抗旱植物样本与固沙草种,评估其是否可移植至美国。


档案中的路线图标注了几个关键停留点:哈尔滨、张家口、库伦(今乌兰巴托一带的交通节点)。在这些城市,远征队需要与地方官员、日本驻军与苏联领事机构分别交涉通行许可。电报往来频繁,语气谨慎。


问题逐渐出现。


其中,档案里还有一张张密密麻麻的手写批注:华莱士与洛里奇之间的通信。表面上,他们是在谈“抗旱植物”“固沙实验”,但字里行间透露着另一层意图。华莱士自称是其信徒,一个融合神智学、印度吠陀教义、佛教与东西方宗教元素的精神体系。他鼓励洛里奇不仅仅采集草种,更要在寺院和修道院之间传播理念,一个以精神性与合作劳动为基础的泛佛教神权政体。


《My Guru》书信汇编收录了华莱士与洛里奇之间与远征相关的书信、备忘录及其他档案文件。此次远征前往内蒙古与中国西北地区,由美国农业部委托,旨在搜集抗旱植物,以应对当时席卷美国大平原的“沙尘暴时代”(Dust Bowl)危机。


档案里甚至有手绘地图,标注了修道院、山谷和冰川位置。洛里奇的行程与植物远征重叠,却像穿行在另一个维度:他带领的随行队伍,除了科学人员,还有一些反共“白俄”,他们的任务并非采集,而是守护与扩散这个乌托邦般的思想网络。


当时苏联、日本与中国的情报人员早已注意到这一行程,边防站、电报与传令官不断发送警告。洛里奇在日记里写道:“风声里都是监视的眼睛,白雪覆盖山峰,仿佛每一片冰都在注视我们。”最终,他们抵达苏联边境时,外交危机已不可避免:远征被迫中止,所谓“科学任务”化作虚构的宏图,散落在草原与寺院之间。农业部对外声明强调“后勤与安全风险”,但内部评估报告承认:政治成本已高于科学收益。


这些通信、备忘录和图纸被整理在档案里,每一页都像是为虚构历史铺路的片段:植物、冰川、修道院、信念、政治阴影。



频道: 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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