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Vogue Business ，作者：Chuyi Lin，编辑：YilingPan
在Taylor Swift的Eras Tour现场，一串由塑料珠、字母与符号组成的友谊手链，被频繁地摘下、交换、重新戴回手腕。它们并不昂贵，也并非官方授权，却在短时间内成为全球巡演中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之一。
在Taylor Swift的Eras Tour现场，由塑料珠、字母与符号组成的友谊手链。
这场巡演最终创下超过20亿美元的历史级票房，而手链的流行，几乎完全来自粉丝的自发创造。它连接了线上与线下、消费与情感，也让人清晰地看到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粉丝不再只是文化的接受者，而是文化本身的共同生产者。
在eBay、Klarna等平台，与Swift相关的手链与配饰搜索和购买量激增，成为巡演经济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正如The Guardian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次“发生在虚拟世界之外的真实社群实践”。而Financial Times则更进一步提醒，在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下，粉丝与偶像之间的距离被前所未有地拉近——参与、创作、消费与情感开始高度重叠。
但问题并不止于“粉丝是否更亲近了偶像”。真正值得被讨论的是：当情感被系统性调动、被组织化、被货币化，追星正在变成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机制？
从参与到创造：
粉丝文化的“自发生长”
友谊手链的流行，源头并不复杂。有粉丝认为，它来自Taylor Swift专辑《Midnight》中单曲《You’re On Your Own,Kid》的一句歌词：“编织友谊手链，把握当下，品味此刻。”一首歌中的一句歌词，变成了一种被粉丝识别出来的情绪暗号。
对22岁的Swift粉丝、手链店主张姓博主来说，制作手链并不是一项商业决策，而是一种几乎不需要解释的行为。“我看到时代巡演现场粉丝们都戴着自己制作的友谊手链，可以代表各个专辑、单曲或歌词。”她会反复聆听新专辑，从歌词中提炼象征元素，再将其转译为珠子、挂坠与排列方式。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套只在粉丝之间流通的视觉语法——它不写在任何官方说明里，却拥有极高的辨识度。
在这个阶段，追星仍然是一种轻盈而亲密的文化参与。手链更像一种“社交通行证”：在电影院、演唱会或街头，只要看到对方的手腕，身份便被瞬间确认，陌生人迅速变得亲近。
这种由粉丝自发完成的文化生产，与品牌主导的周边体系形成鲜明对比。它不依赖授权，也不强调稀缺，而是基于共识与情感识别。粉丝第一次以“创作者”的身份进入文化链条。而这种进入，并非通过被邀请、被授权或被认可完成，而是通过一次次具体而私人的制作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悄然发生。
当热爱变成劳动：
站姐体系的隐形代价
但当参与升级为长期投入，追星的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27岁的潼潼有超过8年的追星故事，曾运营一个拥有数十万粉丝的明星站子。尽管拒绝透露她的爱豆是谁——“反正是国内曾经的顶流”——她还是与Vogue Business分享了作为站姐的难忘经历。
她的记忆由机场、高铁、凌晨、相机、电池和修图软件构成——追星不再是观看，而是一种高度消耗体力、金钱与情绪的劳动。
站姐体系的核心逻辑并非“拍得好不好”，而是持续、稳定地在场。一次成功的拍摄只是开始，真正的压力来自源源不断的产出要求：角度要不同、画面要更新、速度要更快。粉圈不断进化，审美与期待持续抬升，而站姐却无法保证每一次都处在最佳位置。
张凌赫站姐图
图片来源：weibo@MoonlitHug丨0929x1230
当问到“会给想要做站姐的人提供怎样的意见”时，潼潼直言“还是慎重”：“它很烧钱，你也会无形中给自己套上一个枷锁，把自己框在那里。你要承受图拍得不好的压力。爱豆可能塌房。到最后你甚至可能问自己，我给爱豆出图了，我给他做了这些，他为什么不能做些什么来回报我。”
在这里，一个关键矛盾逐渐显现：站姐承担了专业级的内容生产，却始终被要求维持“纯粉丝”的情感定位。当劳动被去职业化，付出便很难被合理评估。
潼潼坦言，她从未真正盈利。追星一年，支出往往是五位数起步，生日应援、包场、物料制作，甚至可能达到六位数。回头看，这段经历带给她的，并非金钱回报，而是一整套社会技能：摄影、新媒体、组织协作，以及对权力结构的直观理解。
被组织的情感：
内娱、韩娱与“付费证明爱”
在更大尺度上，粉丝行为并非完全自发，而是被娱乐工业持续塑形。
在资深粉丝Mimi的描述中，饭圈像一台精密机器：后援会、数据组、应援负责人、美工、文案各司其职，粉丝的行动被明确指令化。
“普通粉丝一般都会按照后援会的想法去做。后援会发出指令，普通粉丝跟着走。韩娱的站姐和后援会基本没有任何关系，互相不怎么接触。后援会如果需要图片，会向站姐要授权，或者生日时联合办活动。”Mimi说道。“内娱的话，很多演出、录制名额都通过后援会分配。站姐如果想要票，也需要向后援会申请。所以在内地娱乐圈，后援会的地位还是很高的。”
她进一步解释了中韩娱乐体系的差异。两国的区别集中体现在“接触机制”上。韩国娱乐工业通过签售、演唱会、见面会，持续制造粉丝与艺人的可达性；而内娱则长期保持距离感，使粉丝只能通过数据与消费来证明忠诚。
cortis公开签售
图片来源：xiaohongshu@w最爱H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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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aespa
“（部份）内娱饭圈是一种‘洗脑模式’，后援会每天都会不断给粉丝洗脑，跟粉丝说‘我们需要你，你必须做什么’，让粉丝沉浸在这种氛围里，觉得一定要奉献自己、燃烧自己。韩娱在2021、2022年的时候也有过类似阶段，后援会会催大家买专辑、冲榜单，但后来韩娱粉丝觉醒了，觉得冲这些没用的数据，不如把钱花在自己身上。”Mimi表示。
由此内娱形成了一套隐性逻辑：你是否是“真正的粉丝”，取决于你投入了多少。在这种结构下，粉丝不仅是消费者，更是维系艺人可见度与商业价值的基础设施。情感被量化，投入被排名，参与逐渐演变为一种义务。
Mimi如今的生活被切割成多个并行运转的单元：一边是公司的日常工作，一边是为追星而反复调整的签售与行程安排，同时还要维持自媒体账号的更新节奏，以及直播的固定时段。追星不再只是情绪投入，而是一种需要被精确管理的时间结构。
RIIZE恩爽2月行程安排
图片来源：weibo@Springmorst
在她看来，社交平台的成熟彻底改变了这一切。“社交平台的发展，让追星变得更加容易了。以前有很多信息差，不管是去签售还是去演唱会，都比以前想的要麻烦、要难，现在没有那么多信息差了，也方便了更多人追星，也方便了我自己追星。”信息透明降低了参与门槛，也让追星从一种需要“抢占资源”的行为，变成了更公开、也更高频的日常实践。
但这种便利并未让整个生态变得更稳定。她注意到，内地娱乐圈的偶像路径正在发生明显转向。“前两年还有很多人追内地娱乐圈的爱豆，虽然那些爱豆也没有什么舞台，就是参加选秀、上一些节目，但近几年内娱大家都争着去做演员，好像想要大红大紫，只能去做演员。以前很多爱豆也改行努力去做演员，现在没什么人还想当爱豆了。”在她的观察中，偶像作为一种职业形态正在失去吸引力，舞台、作品与长期经营的缺位，使“当爱豆”变成一条难以持续的路径。
更直观的变化发生在粉丝行为本身。“而且内娱饭圈越来越没有秩序了，经常能看到机场有一堆代拍怼着明星拍，以前没有这么混乱，顶多碰到时代峰峻的艺人出来会乱一点，现在稍微来个明星，就有一堆人围着拍。”公共空间被反复挤占，围堵、代拍和跟拍逐渐常态化，边界感不断被消耗。
她将这种失序理解为一种长期压抑后的反弹。“我觉得可能是粉丝压抑太久了，发现如果正儿八经做粉丝，只能做资本的韭菜，什么都得不到，还不如‘黑化’，去蹲机场、做私生、跟车，所以内娱现在越来越混乱了。”在她的叙述中，传统意义上“守规矩”的粉丝角色不再被奖励，反而被一种更激进、更越界的参与方式取代。
情感入市：
粉丝经济挑战法律规则的边缘
在这种高强度的情感投入下，粉丝经济展现出其复杂性与庞大规模。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的徐宁欣律师，拥有十年的从业经验，她向Vogue Business介绍了自己经手的与明星周边贩卖相关的案件。
“虽然不方便说，”她提到，“但单说流水，足够在北京买一套房。”徐律师代理的一个客户专门做明星周边售卖，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粉丝。“一年会有五六件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这些案子的复杂程度不在于价格本身，周边就是退一赔三，最贵的周边比如卡片也就几千块钱，但复杂在于怎么界定相关的法律概念。”
NCT WISH Yushi Sakuya周边
图片来源：抖音@Yukunie_
她解释，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售卖本身，还延伸到粉丝募集行为：粉丝会集体出钱为偶像送生日礼物，或购买一些特殊周边产品。“这种募集行为在我们看来是打擦边球的。”
此外，合同纠纷也是常见问题。徐律师指出，大粉的经营模式与闲鱼或小红书上的小商家完全不同。在这些平台上，买回来的东西可能货不对版。如果粉丝在36个月内想退款，还需承担约30%的“逃单费”。“如果等了一年收到货，发现是假货或者自制商品，就会涉及后期维权、退一赔三的问题。但粉丝的情感动机很强烈，还是基于非常喜欢这个物品才会购入。而且周期过长，对方光收跑单费也能赚不少。”
采访中，徐律师甚至笑谈起自己“打入饭圈”的经历。她回忆道：“他们见面会叫‘老师’、‘宝宝’，我去过一次应援会，一进场就有很多大粉给你塞他们自制的周边物料。粉丝之间互送物料已经成为比较常见的现象。在那个场合里，除了我不是完全粉这个明星，其他人都是粉丝。不过他们在线下不会强烈安利自己的偶像，相比于线上对偶像被批判时的激烈反应，线下粉丝之间不会说‘你一定要粉我们家哥哥’。”
李松河SMTR25首尔FM线下物料互换
图片来源：小红书@J.ochoneee
她继续描述：“见到偶像当然特别疯，这种状态对于不追星的人来说，不是特别好理解。不过我倒是能理解，在那种场域下，见到明星会很激动。但见到明星之前，粉丝之间的对话我称之为‘加密语言’，他们微信朋友圈的置顶内容，我一句都看不懂，还有一些粉圈禁忌，有的能说有的不能说。我之前还给法官解释什么叫‘啪叽’，就是徽章的意思。法官完全看不懂粉丝之间的交易对话，还要给他们解释什么是跑单费，什么是他们买的东西。粉丝之间以前还互称‘妈咪’，后来叫‘老师’、‘宝宝’，法官看着都很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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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小红书@#＇Boleee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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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小红书@rosie027
法律问题在虚拟偶像的售卖中显得更为复杂。徐律师举例：“我代理的是购入虚拟专辑的客户。比如粉的是韩国的AI虚拟乐队，买专辑的行为发生在中国，双方都是中国人，但如果涉及侵权，还要看这个韩国明星在中国有没有授权机构处理肖像权或知识产权，可能还涉及跨国诉讼。AI时代，谁是创作者、谁是权利人本身就比较模糊，AI产生的东西归属于创作者还是所谓的‘明星’，是否有经纪公司，这些都不明确。但侵权逻辑并没有消失，只要第三人侵权，总会有权利人出来主张权利，只是权利人内部的权责划分比较麻烦。”
徐律师总结了明星周边产业中最大的法律风险：“第一个肯定是侵权行为；第二个是买卖合同纠纷，售卖本身可能进入民法典的买卖合同纠纷范畴。虽然很多是私下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但如果是长期售卖，比如闲鱼主页所有内容都是售卖明星小卡或周边，这个人虽然是个人，也会被法律认定为经营者，消费者可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退一赔三，这对经营者来说是风险；第三个就是募集行为，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诈骗罪，目前这种行为还处在‘官不举民不究’的状态，只要账目披露清楚，风险相对小一些，但也有大粉卷钱跑路的情况。”
而在同人文创作圈，游戏则显得更灵活。欧美市场已有多部同人文小说改编为影视IP的先例。《五十度灰》系列源于《暮光之城》，2025年末问鼎欧美出版市场畅销书排行榜的小说Alchemised则是《哈利·波特》的同人作品改编，在修改涉及原作的名字之后，目前已被制片公司买下版权，即将改编成影视作品。
这一切揭示了粉丝经济背后的复杂性：它既是一种高度情绪化的文化现象，也是一套庞大而多层的法律与商业体系。无论是实体周边、虚拟偶像，还是跨国版权问题，粉丝行为、市场规则与法律边界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创新性的生态。
追星，最终是一段个人叙事
放眼大洋彼岸，追星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全球图景。根据《彭博商业周刊》，未来十年全球音乐产业规模或接近2000亿美元，而K-Pop则占据了重要增长空间。流媒体平台推动了韩流文化的跨国扩散——音乐、美妆、美食与时尚互相交织，形成独特的文化现象。
美国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的Hye Jin Lee指出，K-Pop粉丝文化与西方有所不同：粉丝不仅仅欣赏作品，更通过消费、应援和社群行为参与偶像成长，从而建立近乎“拟社会”的亲密感。她解释，这种情感投入和金钱投入相结合，使得粉丝在面对艺人恋情或争议事件时反应更强烈，也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自豪感——“我支持对了人”。
她观察到疫情时期，许多K-Pop艺人通过社交媒体被西方粉丝更多地接纳，因为他们本来就擅长与粉丝分享生活中的一切，这种持续稳定地对粉丝公开生活细节的行为，在大家都被迫在家时，最终帮助K-Pop艺人争取到更多粉丝与关注。
Lee回顾韩流历史，从东方神起、Big Bang，到防弹少年团、BLACKPINK，粉丝群体的演变展示了从狭义狂热到跨国系统化的成长。K-Pop艺人通过社交媒体与粉丝互动，模糊了艺术家与粉丝之间的界限，而粉丝也通过慈善、数据收集和应援行动，成为偶像事业的一部分。这种文化现象不仅反映了消费与情感的交织，也凸显了社交媒体时代粉丝身份、认同与竞争的复杂生态。
尽管争议重重，几乎所有受访者在回望这段经历时，都给出了相似的答案：不会后悔。
追星带来的，并不只是关于偶像的记忆，而是关于自我成长的路径——走过的城市、结识的人、获得的技能，以及第一次真正理解“系统如何运作”的时刻。
“如果重新回到那个年纪，我还是会”——这不是对偶像的告白，而是对一段人生经验的确认。
当我们讨论粉丝经济时，或许不该只问它是否健康、是否值得，而应当承认：在高度媒介化的时代，追星已成为人们练习情感、身份与归属的一种方式。偶像只是投射点。真正被建构的，是一个个具体而真实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