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汤向阳
系统对生活之界的殖民，在当下的社会，尤其剧烈。这也是刘擎呼吁大家“重建一个生活世界、抵制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的原因。
刘擎：重建生活世界
（本文节选自《巨变时代的活法》之“刘擎在大师与大众之间”）
《巨变时代的活法》
汤向阳|著
现代出版社
2026年1月
2021年夏天，上海。
已经是晚上七点，城市里华灯初上，车流越聚越多。刘擎老师刚刚结束混沌线上课程录制，此刻正坐在车后座上。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正课和互动过程中，他始终妙语连珠，神采奕奕；此刻他也并未显露出一丝疲态，反而时不时作为一名老司机，告诉滴滴专车应该怎么走，才能避免更多拥堵；间或也回答我不时冒出来的“人生难题”。
时年58岁的刘擎称得上精力充沛。他是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是《奇葩说》第七季导师，是得到《西方现代思想》的主理人，也是混沌线下课程文理院的常驻老师，是《做一名清醒的现代人》等畅销书作者，还是自2003年延续至今、每年一篇《西方思想年度综述》的撰写者。
你或许会觉得他身份太多。但如果时间倒退得更为久远一点，他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大学生、是东华大学（原中国纺织大学）的一名教师、是诗人、是剧作家、是业余戏剧演员、是九十年代的出国留学生。当下的国人熟知这位儒雅的学者是因为他的哲学教授身份，他对社会思潮的独到观察，他温和而又精到的表达，但刘擎的丰富性远不止于此。
讲者刘擎：哈贝马斯主义者
作为哲学教授，刘擎关注西方现代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当下的西方社会思潮、人类自我观念的形成等哲学命题。前者是他的专业，后者则是现代思想发育至今，在当下社会情境下，激发的具体问题。他为混沌录制的线上课程，标题就是《如何在迷茫中找到“自我”？》
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课程里，刘擎以西方思想史对“自我”概念的理解的演变作为课程的主线。将自我理解为“分离自在的个体”，已经是当下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但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想法。相反，早期的人类与自然、还有固定的人类社群融为一体。人类自我概念的发展，是人类个体经过与自然的“脱嵌”（可以理解为“分离而致独立”），与人天生于其中的社会群体的“脱嵌”——之后，才有的观念。
这种分离当然给人带来了几乎是无限的自由——因为没有了对自然的敬畏、膜拜，也脱离了社会团体，比如宗族，对人的各种束缚。但是，因为每一次“脱嵌”都在告别羁绊的同时，也没有了以往的价值观念带来的“护佑”——神灵消失了，祖宗崇拜不见了，“上帝已死”，人类个体需要依靠自己找到生而为人的独特位置和价值，这成为了现代人们面对的困境。
这种困境及其带来的精神撕扯，在当今这样一个变化性极高的社会，尤其严重。旧的秩序、传统的价值观念都在瓦解，但新的秩序和观念却并未稳固形成。人人都知道了要有“自我”，但面对路径和标准的双重匮乏，人人都不知道何为“真正的自我”。
在混沌的课程里，刘擎这样描述现代人面临的精神处境：“一方面没什么不可以，一方面实现能力受限且判断负担过重，是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基本结构。正在在这样的问题当中，我们才会感到自我是出了问题。”
因为有了对自我的疑问，“所以这时候人会开始有一种哲学性的思考。哲学性的思考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非常高深的人才做的事情，或者哲学工作者、哲学家才做的事。人就是会对自己发问，因为我们知道反思是人的内在精神结构的一部分。”
那究竟该如何去定义自我？刘擎提到了一个概念：叙述性自我。这一概念提醒人们，我们无论处在何时何地，都可以通过讲述一个“讲得通”的关于自我的故事，来完成对自我的构建。这里有两个地方要注意，第一是，“讲得通”，英文里叫做make sanse，就是逻辑要合理，也要符合人们通常的认识，要有连贯性。你不能今天一个故事A，明天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B。如果是这样，人就精神分裂或者人格分裂了。第二，既然是故事，那它就可以永远“重新讲述”——你永远可以重新开始，只要你愿意。
那这个关于自我的故事，是不是真的就是我想怎么讲都可以？刘擎特别提醒大家：“我们要深刻地理解这个世界跟我们的互动关系，特别是你要把世界跟你的互动关系，作为资源，作为材料，来塑造自己。就说来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你要明白它背后所依据的观念，这个观念的来龙去脉，你是要以反思性的看的方式来理解、来观察、来审视这些观念的。”而这种对于自我、生活及其背后的观念的理解、观察和反思，“这个本身就叫做哲学，这种精神、这种素养就叫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多多少少地带有哲学的这样一种气质或者精神，只是说他自觉与否、主动与否，在多么精到的这样的一个意义上，以哲学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和世界的互动。”
在这样一种把知识与当下人们的真实体验链接的过程当中，普通大众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被迅速拉近了。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已经不缺走出书斋的学者，但能够用精到的语言和生动的案例来阐述高深的哲学知识，并把这种知识性的输出与几乎每个人的生活体验结合起来，刘擎或许是那个做得最好的。
在接受《十三邀》许知远访谈时，最后出现了一个小细节，刘擎回忆了自己十岁的时候跟父亲说，“昨天我犯了个更大的错误，你没有打我；今天我犯的错误小得多，你却打了我，这是因为昨天你心情好。所以你打我，其实是你受自己的情绪支配。”自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打过他。刘擎说，他感受到话语的力量。
这种感受一直伴随刘擎至今。在这个沟壑无处不在、有效沟通稀缺的时代，他是那个在任何场合都会坦诚相信“沟通的力量”的少数派。他说，他是一个“坚定的哈贝马斯主义者”。于尔根·哈贝马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之一，提出了著名的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理论，强调沟通的真实性、理解性、真诚和公正。
刘擎说：“交流沟通当然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大家知道巴以冲突很厉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这多少年都解决不了。但有一个慈善家，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每年办一个夏令营。他从巴勒斯坦招阿拉伯的年轻人和以色列犹太年轻人在一起，做一个音乐夏令营。先不让他们交流什么，大家就一起来演奏一个音乐。当那个夏令营结束以后，大家就发现，好奇怪，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仇恨？我们明明可以把对方看成一个人的。”
2023年10月，在经历了多年动荡之后，巴以再次爆发大规模正面冲突。几乎与此同时，一本名为《柠檬树》的书籍中译本面世。这本书通过追溯两个人——巴勒斯坦难民巴希尔和犹太定居者达莉娅，错综复杂的人生，将阿以冲突通过非常具体的个体之间的故事展现出来。将两位主人公联系在一起的是一座位于拉马拉（原属于阿拉伯人定居点，现属于以色列）的石头房子。1930年，阿拉伯人巴希尔的父亲艾哈迈德建了这座房子；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的激烈冲突中，艾哈迈德一家，连同年幼的巴希尔，开始被迫流亡。而房子的新主人达莉亚和父母是来自保加利亚的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后，巴希尔回到了自己出生时的石头房子，受到了房子的新主人达莉娅忐忑但友好的接待，由此开启两位主人公——阿拉伯人巴希尔·哈伊里和犹太人达莉娅·埃什肯纳兹——之间的对话，也开启了他们，乃至两个家庭，之间艰难的友谊。这段友谊跨越两个民族之间纠缠半个多世纪的仇恨，持续了四十年的时间。在真挚的对话中，他们一直试图超越否认、靠近彼此都能接受的真相。直到最后，两个人也没有停止争议和谈话——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两个人在近半个世纪跨越一切障碍的持续交谈、通信和互相拜访中，也许埋藏着最好的希望，由此可以解决人类历史上最棘手、顽固的争端之一。
刘擎对哈贝马斯的理论在当下生活里的具体运用有自己的理解。“就交往理性，它不一定说一定要一天到晚在说话讲道理，这是沟通。有人说多傻，这个世界其实就是斗争，就是相互厮杀，这才是深刻地看到了世界真相。我认为看到这一点不需要多深刻，你只要有动物的意愿和本能就行了。我认为看到爱，哪怕它有的时候很微弱，看到爱的力量，看到人沟通能够改变的力量。这可能被看作某种天真，但是比那种所谓现实主义要更加深刻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执念吧。”
这自然会招致他人的反对，实际上有很多人都认为刘擎“太理想主义”，看不到世界的堕落，人与人彼此理解的困难，也看不到当代生活中的种种生存艰难和精神困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他举了一个名叫“陆庆松”的人的例子。这是一位被《人物》杂志报道的“普通人”。在这篇名为《陆庆松：螺丝不肯拧紧》的文章中，他的履历是这样的：“陆庆松，贵州独山人，10岁半被选拔进京，成为国家重点培养的音乐专业人才，读中央民族学院（注：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系的预科班，15岁上大学，学了三年小提琴，两年作曲，20岁大学毕业，进入清华大学任教，在音乐教研室工作，带乐队、上课、演出，25岁离开清华大学，履历自此之后的近30年是同一行：自由职业。”
离开清华后，陆庆松靠当钢琴家教挣吃饭的钱，靠住得远节省花出去的钱。他的工作日从星期天早上开始，到星期天晚上结束，他只在周末定闹钟，早起进城教小孩子学钢琴。剩下的日子每天睡到自然醒，练琴、看书、骑车、踢球、打网球，陪弟弟聊天、做饭、种花、玩游戏，偶尔见见朋友，大部分时间一个人独处，直到今天。
《人物》讲述了这个与主流叙事完全不同的人生故事，里面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段落是关于他的活法的评价：“他的活法是北漂生活的一种不常见答案，一条少有人选的路。租一辈子房，干一辈子零工，一辈子不看领导眼色，不跟甲方打交道，从没写过工作汇报，也不用开会，所有的成年人生存焦虑，他都不思考——买房、贷款、学区划片、996、绩效、职称、晋级……这些常规意义上的人生大事共同构成了城市生活，把人卷入日夜奔腾的大机器，一天又一天，焦虑研磨出更多焦虑，压力像齿轮旋转、加速，紧紧咬合在一起。一颗螺丝停了下来，向自己的人生提问——我不拧紧，行不行？”
刘擎坦承，他非常喜欢《人物》的这篇故事，非常喜欢陆庆松这个人。他说：“在各行各业都会有这样的人，他还有很多人有这样一种另类的生活，而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在生活的片刻，我们都会找到自己热爱的、投身的这样一种时刻。我们跟同事的关系，跟朋友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在许多时刻我相信你都会体验到那样一种超出功利的，超出取用模式的，超出唯我论的那种美好时刻，这是希望的理由。所以我想鼓励大家的是，片刻美好的体验只是生命海洋中的岛屿，而我们要重建一个生活世界，要抵御这个系统对我们殖民的理想，是开辟新大陆的世界。”
刘擎所说的“生活世界”和“系统”仍然来源于哈贝马斯。这位德国哲学家在《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把人的行为分为两大类：交往行为和工具性行为。交往行为以语言为基础，通过真诚、真实和正当的语言行为在人与人之间达成理解和共识；而工具性行为，则是人们采取“工具理性”以达到自己的各种目的的行为，随之而来的便是“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概念。
前者源于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奠基人埃德蒙德·胡塞尔，指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没有被制度化和市场化的社会生活领域，例如家庭、文化、非党派的政治生活等，其最主要的功能是社会整合；而与生活世界相对的系统，则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制度化结构和已确立的工具行为类型。金钱和权力是两个大的子系统。
“牛津通识读本”《哈贝马斯》写道，“现代社会存在于系统和生活世界的脆弱平衡之中。但是，由于系统内嵌于生活世界之中，实际上又是寄生于生活世界之上，所以生活世界享有优先权。生活世界是独立又自给自足的介质，而系统却不是。系统只能在来自生活世界的意义资源的基础之上运行……问题在于，虽然系统内嵌于生活世界并依赖生活世界，前者却倾向于侵蚀、取代甚至是破坏后者。这种现象即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它破坏了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平衡，进而造成不稳定。例如，处于家庭这一“生活世界”之中的兄弟姐妹们，本来彼此之间一直通过交往行为和睦相处，然而有一天却因为财产问题争得头破血流，直至互相决裂。
系统对生活之界的殖民，在当下的社会，尤其剧烈。这也是刘擎呼吁大家“重建一个生活世界、抵制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的原因。
陆庆松的故事还有下文。《人物》杂志编辑部后来为他举办了一场名为《安顿春天》的演奏会，并进行了线上直播。结果，超过5万人观看了这场不起眼的音乐会，他的演奏得到了22万次点赞。《人物》为此刊发了另外一篇文章：《陆庆松「安顿春天」音乐会：一个礼物的故事》
“陆庆松开始弹琴的时候，大家自发地开始在评论里报地址，在西安，在武汉，在上海，在乌鲁木齐，在北京地铁七号线的下班路上，在加班的办公室里。人们把直播链接分享给了自己的父母，看完对谈之后，打电话给自己的哥哥和姐姐。评论区一度呈现出一种家常对话，其中一则留言是，‘我刚回到家，儿子，你也在听音乐会吗？’”
人们的回应似乎与刘擎的评论殊途同归。在课程最后，刘擎说：“他（陆庆松）不是佛系，他也不是躺平，他是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他并不是第一流的演奏家，他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正式的公开的演奏，但他就是练。我们知道幸福生活里面有一个秘诀，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有它内在的价值——你做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好的，而不是说做这件事情它给你带来另外的功利性的好处。我非常非常尊敬他，默默无闻的，在音乐界没有什么大名气，但他觉得他自己活得很好。这就是一个动人的美好故事。”
在课程最后，刘擎鼓励大家跳出对自己、他人和生活本身的“取用”模式，敢于跳出系统之外，重建自己的生活世界。“我们要看到生命是一个进程，它永远可能重新启程，你的故事永远可以被重新讲述。而且支持这种希望的证据是，尽管这个世界已经好像被这个工具理性被系统支配了这么长，仍然没有被它全盘决定。在这个世界当中，你会发现，周边有很多很多动人的故事，美好的故事。因为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人的存在是不断地成为什么的自为之在，你永远可以重新开始，可以Becoming。”
课程上线之后，同学们反应热烈，提了很多问题。刘擎老师在回答问题之余，推荐了一本书牛津通识读本《人生的意义》。这本书里，有这样一段话：人生的意义不是复古某个问题的解答，而是关乎以某种方式生活。它不是形而上的，而是伦理性的。它并不脱离生活，相反，它使生命值得度过——也就是说，它使人生具有一种品质、深度、丰富性和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