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徐思乱想 ，作者：北村徐公
但总觉得什么也没说也不好。大而化之地谈什么平权，没有那个知识底蕴，也不具备那种资格。鲁迅先生在那场演讲里说得实实在在，就是劝自己的女学生们努力学习赚大钱，那我仿效先贤，也想说一点特别具体的事；加上最近发现去年那场《卿本著者》的风波居然在圈内都没传遍，少不得借机炒炒冷饭。
【来龙去脉】
《卿本著者》这本书是汉学家方秀洁教授Herself an Author的中译本。主要内容是讲明清女性在不能参与社会生活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文学创作来探索与表达她们的自身定位。这些闺阁诗人的生平与作品，是方教授耗费很大心血搜罗到的。这本身就是扎扎实实的史学贡献，也很值得翻译回到长期以来忽视了这方面问题的中文学术界。
因此这本书的中译本2024年2月一推出就非常成功，很快就加印，入选多个好书榜单。
大概一年后，2025年4月有读者在社交媒体贴出译者的译后记，表示质疑，引发舆论风波。
译者是周、陈两位男性学者。周是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陈是另一所大学的助理研究员。按理来说，两名学者的译后记能有什么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译后记呢？
全文就不贴了，总之两人在译后记互称“soulmate”——这很说得过去啊；
说这本合译作品是两人“灵与肉、身与心交融的见证”——逐渐疑惑；
“天日昭昭、不畏流言”——梁静茹都要鼓掌；
还祝愿“我们的儿子也能够快乐健康成长”——嗯……嗯？
质疑与批评主要来自几个方面：
一是读者们认为译后记应该多聊聊这本书，不是聊译者的个人生活。
二是读者们怀疑两个人是情侣——这怀疑也很合理。
三是读者们怀疑“我们的儿子”的来历。
还有一些非常可爱的读者因为这件事开始细读译文，发现了许许多多译文与原文相差很大的地方。
最后，一部分读者愤怒了，认为男性译者糟蹋了女性学者作出的学术贡献，从而得出一个结论：男人不能完全理解女性学者的原文，女性学者的书就应该交给女性译者来翻译。
事情发酵了很久，已经收拾不住，出版社就下架了这本书，说明要在更正内容后再行销售。
【走火与下架】
近一年后我回头看整个事件，其实会有一种浓烈的挫败感。书，的确是下架了，但事情不是走到正确的路上的。就好比一个应该接受法律审判、明正典刑的罪犯，居然是脚下一滑没了的，虽然结果一样，但正义没有得到伸张。
在我看来，译后记不是译者序、不是译者导读，翻译是一种二次创作，译者在工作过程中（特别是很长的历史书或者跨领域研究）是非常辛苦的，何止十月怀胎，只要编辑能容忍拖稿，每一本书都可以跟哪吒一样怀三年。终于翻完啦、终于交稿了、终于清样咯、终于要印了——译者在这个时候想在译后记里聊聊自己这一年（或几年？）遭遇的喜怒哀乐，学术性低一点，个人内容多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
至于两个译者是爱人、是父子、是爷孙还是网友，我觉得都不重要——如果有人介意取向非主流的人的产品，那也应该抵制库克时代的iPhone啊，很合理吧？
还有儿子怎么来的，批评声音都认为，那个“我们的儿子”的出生，可能是采取了生理与财务上剥削女性的行为，于这本书来说是非常不适合的。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可谁有实锤“我们的儿子”是怎么来的呢？
甚至到现在也没有实锤两个人是情侣啊。
即便他们的的确确是情侣……
两个不能生孩子的伴侣，完全可以领养啊。
“儿子”也可能是个猫猫狗狗啊。
怎么一到私德领域就开始有罪推定了呢？
因此，这本书的下架结局，我觉得是一次枪支走火。只不过这次它碰巧打中了一个罪犯。
【审判】
是的，我认为这个中译本非常应该下架。
原因与性别、代孕、取向，都毫无关系。简简单单，这译文就不合格。
豆瓣上有非常多位可爱可敬的读者，整理了大量翻译偏误。我们在这里随便聊两个。
1.原文
The desired age appears to have been between thirteen and fifteen,when these adolescent girls were reaching puberty but were still malleable and could be trained to provide sexual and domestic service.
译文
“做妾的理想年龄介于十三至十五岁之间，这些时值妙龄的少女们含苞待放、来日方长，假以调教，则有裨于房事与承嗣之业。”
从技术点上一个个说，这段译文已经足以令人发笑：
“appear to have been”直接被简化成普通系动词“是”了；
反而是非常简单直接的“adolescent”（青少年），变成了“妙龄”；
“reaching puberty”（将到/刚到青春期）变成了“含苞待放”；
“still malleable”（有可塑性；容易改变的）则压根没有翻译，反而冒出一句原文没有的“来日方长”；
这句话问题很大，要知道，译文的“来日方长”是与“含苞待放”并列的修饰语，“少女们……来日方长”这句话如果没有恶意（什么恶意我不解释），那也至少有语病；
“provide sexual and domestic service”也有一点复杂，“domestic”确实也有“繁衍”的含义，所以“房事与承嗣”不算错（如果每个妾都能保证生男孩的话，毕竟生了女孩可不算“承嗣”啊）。但你不论怎么辩解，译文总都漏掉了“domestic service”更主要的“家务劳动”一层含义啊。
从语气和立场上，这段译文给我一种禽兽不如的感觉。
我们想想看，原作者方教授——一名专修文学的学者、叶嘉莹弟子——她没有优美字眼来描述少女年华？她原文冰冰冷冷地说：
刚到青春期的少女（没有青春与欢笑更没有什么自由恋爱），就因为她们年纪还小、很容易就被洗脑，就能调教成专门给人暖床、生孩子、做家务的服务人员。
难道是方教授对这些少女们态度冷淡？冷淡她还写什么！这一段文字的冰冷，就是命运对历史上那些少女的冰冷，这份冰冷传递到读者心里，就能让读者（特别是很少中国知识背景的英文读者）明白妾、姬这类非正妻的家庭角色有多么可悲。学术写作的温度，不一定是高温，也可能是这样的低温；但低温不是无情——只有深刻的理解才能唤起真实的同情与共情。
反过来呢，译文倒是一派风花雪月：她们可都“含苞待放”啊，不必着急，“来日方长”可供慢慢“调教”，最后是对“房事与承嗣”很有裨益的——这已经不是语气了，译者的立场和视角，从作者的“少女”上挪开，实际上变成了“男主人”的视角，只有他们才会看见“含苞待放”的“妙龄少女”，兴冲冲地表示“有裨于……”
那我只好召唤小阁老了：
当然，原文书名并不是一个完整句，还是一个很少见的同位语结构。但短语立场非常清晰：“她”不是作者，而是“她自己”就认定自己是作者——没有比这三个单词的简单组合更有力的女性作为主体的口号了。
而译名的“卿”则不然。我们翻开《辞海》或者《说文解字》，这个字一是古代官名，不表。二就是第二人称，实用场景可以是君称呼臣、夫称呼妻，那么“她认定自己是作家”，就变成了某个“他人”由高向下地对着“她”说：“你原本是个作家呐”——自我认定成了他人授予，主体性自然荡然无存。
中译本如果翻译不准书名，那真就可以不用看了。
可这本书不是因为翻译质量下架的。如前所言，罪犯是枪支走火打中的。这是程序不正义的惩罚。
【上诉与甩锅】
译者没有沉默。他们否认了“情侣”的说法，说这不过是译后记的一种语言表达。同时向豆瓣质疑最强烈的网友发出了律师函。当然，几天后，网友们发出了复函。
上诉无效了。后来，我就一直没听说两位译者再有发声。
既然是程序的非正义在表面上实现了实质的正义，那么肯定还发生了很严重的实质非正义。
一本译著的出版，除了有译者外，还要经过出版社的三审三校。我国相关部门今天甚至对各个社的出版图书有非常具体的错误率要求，即差错率不得超过万分之一（《图书质量管理规定》），这样才是合格图书。而语法类差错，每处要计作两个差错（想想那个“少女……来日方长”）。
可出版社呢？出版社的声明里承认的错误就是：“经复核，译后记中涉及译者个人生活的部分表述语义含混，可能引发多重解读。我社在审校过程中对非学术性辅文的敏感性认知不足，未能充分认识相关表述可能引发的争议。”
可你们的审、你们的校呢？这样一本译著，下架仅仅是“非学术性辅文”出了岔子吗？
——当然是了。毕竟，这件事已经尘埃落定了嘛。
【性别与翻译】
应该说，这起事件在很多地方都让我意想不到。
一般来说，取向少数的群体很容易与一向受伤害的女性结盟起来。这次事件里，一些女性读者是坚决反对可能是少数群体的两名男性译者的。
让我特别担心的，就是一部分网友提出的“只有女性译者能充分理解女性作者、只有女性译者才能翻译女性作者”的主张。
一部分当然是为了自己担心。虽然翻译没什么营利空间，我还是非常珍惜这份业余职业身份的。
我倒不是担心作为男性译者，这个主张会影响到我的工作；毕竟男性作者还是要多于女性作者的。我担心的是，万一我想翻译的某一本书，是男性与女性作者联合撰写的，那我该怎么办？如果是一男一女合著，那我应该半男半女吧？可论文集呢，譬如一本八男三女合著的文集呢，要找个什么性别的译者？
性别的社会化差异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这种差异会在很多方面长久地累积起来，最后塑造我们彼此沟通的结果。那一方在理解另一方的某些表达时肯定存在一定的分歧与障碍，至少是隔膜。比如……可能很多女生没见过“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的宣传标语？再比如，当年某作家认为月事是无关痛痒的小事，等等。
但这种隔膜是不是不可能跨过的呢？我觉得不是这样。我一个资质平平的普通男生，例文1那一段的低温对我也一样是触目惊心的，不需要女性来专门解释。
即便我们认同性别会干扰到阅读理解，即便一部分男性译者在体会某些女性视角下的表达存在障碍时，三审三校很难是全男阵容——正常情况可能是反过来的——那至少就能保证一本书在产出过程中是存在两种性别的声量相互作用的了。
——只要他们真审校了的话。
同时，如果要以性别框定翻译与理解，那么在男性作者更多的情况下，女性译者的职业空间反而被女性读者的号召挤压了，这肯定不是我们乐见的情况。实际上，优秀的女性译者当然有能力理解男性作者的文字，就正如优秀的男性译者有能力理解女性作者的文字一样；而不合格的译者，不论男女，他们可能读谁的文字都有曲解。
至少我认为，在走向平权的斗争中，没有男和女的对峙，只有好和坏、对和错、新和旧的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