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青野有枯荣 ，作者：青野Tsingyeh
在智能手机的时代，一场战争的波澜，会在第一时间扩散到世界的每个角落。那些图像、文字和波动的市场，会漫过日常筑起的安全感长城，挑衅着每个人的神经，也掀起人内心深处的淤泥。
就像这些天，我经常感到一种奇怪的孤离感：眼前这条和平的、看起来连小偷小摸都不会发生的街道，或许某一天也会和轰炸联系起来。又比如我看到，赌盘网站上有人预测：我们会见到核弹被再次引爆吗？——不是有生之年，而是最近几年。答案的分布是：好像有些可能。这是一个Meme式的问题，但能不能付之一笑，取决于你在什么时候看到它。比如现在，你或许会反问自己：这真的不可能吗？
这种名为恐惧的感情，在21世纪显得颇为异质。而在人类历史并不遥远的过去，一百年前的1930年，它已被小罗斯福清晰地表达过——
“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只有恐惧本身，一种莫名其妙的、丧失理智的、毫无依据的恐惧，它把人转退为进所需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
这句话说在一场名为大萧条的巨浪之后，也说在一场名为世界大战的漩涡之前。它总结了“咆哮的二十年代”，也开启了疯狂的三十到四十年代，更忠告了更远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避免世界被恐惧主导，否则，任何进步都可能沦为空谈。
那么，当我们重新面临“转退为进”的任务时，也值得直面那些潜藏的恐惧：在人类漫长的冲突与战争历史中，我们究竟学到了什么？
有一种普遍的理解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指数级发展的技术文明，似乎总是远远超越了打圈徘徊的政治文明。不过，后者的发展往往只有在回望中才能看清——因为断层如此明显。比如，在20世纪以前，战争就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手段。
以今日的眼光看，20世纪前绝对是个糟糕的世界：没有价值团结的意识形态、没有牢固的同盟、没有经济利益的捆绑；哪怕在“文明秩序”的中央，战争的发动和停止也不需要太多约束，只有纯粹的策略。不同于基辛格所说“（今日的）国际政治多数是阳谋”，那个时代的策略大师更像是在“自由搏击”，反而有着胜于今人的狡诈。每一方都有理由指着地图说：这是为了我们的荣耀和安全；如果我们不去抢，落入别人的手里就麻烦了；如果不在对手膨胀前夕或陷入困境时予以痛击，那么等对手站稳脚跟，麻烦的就是我们了……这些逻辑，往往会把“或然”的风险变成“实然”的战争。哪怕考虑到“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这一经典判断，它的出现也未免过于稀松平常：15-19世纪的欧洲，几乎是世界上战争频次最高的地区。我们不得不想起查尔斯·蒂利那句著名结论——“战争造就国家，国家发动战争。”
当然，生活在其中的人，并非没有觉察到其中蕴含的危险。从三十年战争（1618）、七年战争（1756）到拿破仑战争（1803），随着大国利益的延伸和国家机器的成熟，欧洲以越来越密的节奏被牵入全面战火，没有哪个大国能够置身事外。那些聪明的头脑们，一边纵横捭阖、秣马厉兵，一边也暗自担心：或许终有一日，会触发一场毁天灭地的大战吧？——死伤惨重，王冠落地，政治版图彻底重画。
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随着俾斯麦的解职，欧洲最大的地缘灾难逐步降临。它以德意志帝国在海陆上陷入多面包围为标志，以巴尔干的贪婪为起爆点，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动荡最终吞噬了欧洲。而最后，光明也确实到来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确实见识过了“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现在回看，已经很难想象欧洲内部会再度出现19世纪那样的冲突。
欧洲战争史的骤然落幕，提供了人类历史上一个罕见却值得期许的光明案例：在一个冲突和暴力蔓延了近千年的区域内，历史恩怨仍然可以被消弭。只是，要达到这个结果，条件也相当苛刻：它需要域内力量接受由外部权力结构（美国）主导的政经秩序，对应的是整个区域走下神坛的过程。不过，和平的共识终究还是成型了。历史也这样反馈人们：和平往往是由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缔造的，大乱之后才有大治。
当然，政治制度也会衰败。那么这句话反过来也成立吗？战争是由习惯了和平的人发动的吗？——答案是模糊的。仍要注意，人类社会的进步也是一个不易倒转的棘轮。20世纪最终到来的和平，虽然没有抹除战争的风险，却实质性地提高了战争的门槛，消解了战争作为一种实用主义工具的许多意义。国际法自然是最直接的成果；而对于那些更相信权力而不相信国际法的人而言，也需要注意到，观念、力量和参与者的格局都已经改变：
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抑制了随意划分政治版图的欲望：你或许很难相信，今日的俄罗斯还会将伊斯坦布尔视作“沙皇格勒”，尽管这座城市对莫斯科而言是几百年来的地缘心结。
大众政治提升了战争发起的门槛：政治和外交不再只是密室里的玩物，至少不全然是。政治家得向更为宽广的存在负责，而前者往往也会发现自己被绑在后者的战车上。也因此，地缘越来越像一种长期战略，而不是短期战术。
核威慑：没有人会把核废土视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标志；哪怕真有这种人，把他们过滤掉也是政治体系的应有之义。
商业和市场的力量：经济增长已经成了当代国家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
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我们找到了替代战争的手段，但这也使“战时”和“非战时”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
思维惯性：越不习惯用战争解决问题，就越少会用战争解决问题。至少，这是一个正反馈。
所以，尽管我们从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已经越来越习惯于见证秩序的衰败，以及衰败所引发的动荡，但我们仍可以相信，有些东西并没有变，或者至少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今天的政治与战争，终究不再是旧时代那种可以被轻易发动、被常规化处理的事务；它们运行在另一套约束之中，也因此已无法与历史上的情形简单类比。
不过，也正因为现代战争的政治、经济和道义成本都更高，它反而会以一种更危险、也更现代的方式发生——预防性战争、先发制人和速战速决。
对战争速度的追求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我们在二战战场上见到过德日对“速战”的狂热——它们都意识到，如果无法快速结束战争，战争机器就会被自身和制裁拖垮。当然，那样乐观的战争预估，仍然要把计划做上数个月。而到了更现代，这种对速度的投机变本加厉，进化成了对“精确轰炸”“斩首”“X日战争”的执着。这要归功于当代精确制导武器和制空权优势的放大，但也基于一种现实：经济后果的权重上升，使长期战争的损失已经高到得不偿失，除了“速胜”，其他几乎都是空门。
也正因如此，“速胜”往往是一个大国陷阱。远的德日，近的俄乌和美伊，这些案例都展现出一些共同规律：“速胜”会在开局阶段展现出最极致的效果，但这并不能保证它收场得漂亮。它的问题不仅在于对双方军事能力的错判，更在于过于简化地处理了对手——速胜的假设，是把对手视作一个现代国家：拥有集中的权力架构和高度复杂的经济网络，只要打击其关键部位，甚至完成斩首，就能在全面战争降临之前解决问题。但事实往往相反：最初为了避免陷入泥潭而发动的战争，反而最容易滑入泥潭。
不过，当代大国屡屡陷于其中，对未来而言反而未必是坏事。我相信，人类是有学习效应的：看到失败，就会尝试从中学习，并生出警惕。一个结论就是：忘战必危，好战必亡。而什么是“好战”？我想，那首先是一种态度——“把战争作为一种轻妄的、机会主义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无论人们如何定义一场战争的正义性，以这种态度考量战争，其实就是好战的表现。
讲了很多大的方面，最后我想谈谈，作为个人，如果不可避免地卷入战争，应如何自处。因为我们都要承认，有生之年亲历一场战争的可能性，并不为零。
万事开头难。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冲击，身处其中的人，或是被狂热裹挟，或是只剩下失落、背叛与创伤。这是一个社会剧烈动荡、尖锐对立的阶段，几乎所有人都会被浓重的情绪所笼罩。不过，人终究会看清战争的根本面貌，也会对这种状态逐步脱敏。
前些日子我读《破碎的生活》，更早以前也读过一些英国的战时文学，直觉感到：无论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人，对战争过程中的苦难，多少都有些轻描淡写。“回避”或许是幸存者自然的心理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生活总会以一种区别于宏大叙事的韧性继续下去：只是你会习惯轰炸，习惯伤亡，习惯数字，习惯戴上头盔东奔西走——虽然那不同于和平年代，但那仍然是生活，仍然是日常。
如果你在战争中没有必须赴死的理由，那么争取活下来，便是个人在战争中最正当的目标。这不是一种怯懦。正如我们曾写道的：世界终究属于活下来的人。重建与反思，都是他们才能完成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并不轻松，它决定了一个文明赓续的质量。
战争的最后，是把人变回人的时刻。
我隐约想起，多年前看到一位日本作家（很遗憾，我不记得他的名字）这样形容他见过的终战：
头顶的B-29向远处飞去，没有投下炸弹。
田边的村夫懒散地说道：战争结束了。
一阵喜悦涌上心头。
“我要回东京去。”
——他这么说，自行车沿着田间的小路奔驰起来。
这是一个人从战争强制捆绑的命运中，彻底解放出来的时刻。
正如我们在《如何在世界大战的年代生活》一文中引用的句子：
“我们终于开始拥抱正常的生活，以及它的起起落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