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冰川思享号 ，作者：青柳
无论是“反内卷”的政策信号，还是对消费、生活质量的强调，其实都在释放一种新的情绪：这样拼命加班下去没有出路。
2026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呼吁，减少内卷式加班，建议优化劳动法关于工时、累计加班工时、加班工资等规定，有步骤地与欧盟等发达国家接轨，强化监察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陆铭不是唯一一个关注“加班”问题的代表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也表示，“奋斗=加班”的观念是不对的，正常情况下不需要加班，“领导不走我不走，反复做表格改方案，这种内耗毫无意义。”
要知道，前几年董明珠还在采访中说，“你可以打辞职报告，可以回去休闲，没有问题，我觉得是自己的选择。就像我一样的，三十几年没休息过”。如今几年过去，也可谓是画风大变。
毫无疑问，今天职场反加班绝对是舆论场上的政治正确。可惜的是，从体感上看，超时加班现象并没有多少缓解。
类似的新闻随手一搜就有：26岁工程师高强度连续加班后家里熟睡中猝死，这两天也有网红“王炸姐”熬夜直播猝死……
整治职场超长加班，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01
中国打工人加班有多严重？
2026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达48.6小时，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也远超劳动法的规定。
早在1994年，中国就通过了劳动法。根据现行劳动法，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
另外，根据智联招聘《2025职场人加班情况调研报告》，38.7%的职场人几乎每天加班，长期透支导致身体机能下降、慢性病年轻化、心理问题高发。
这些数据放在世界范围里，绝对都算是“勤快”的。
根据美国智库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球平均每周工作时长约为38.7小时。而排名“靠前”的几个国家——荷兰（26.8小时）、挪威（27.1小时）和丹麦（28.8小时）等，更是令人羡慕嫉妒恨。
欧盟也曾经发布报告，2024年欧盟平均加班率为6.6%，哪怕排名最高的国家——希腊（12.4%）、塞浦路斯（10%）、法国（9.9%）也不过如此。而排名最低的国家也是令人泪流满面，保加利亚（0.4%）、拉脱维亚（1%）、立陶宛（1.4%）。
为什么就中国的打工人这么“卷”？
02
要说这是有什么职场加班文化，那肯定是不存在的。加班哪有什么文化，就像酒桌文化一样，凡事加上“文化”二字，大多是为了和稀泥。
加班现象严重，不过是权利结构的反映罢了。
正如陆铭委员所提出的那样，“强化监察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加班严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执法力度不够。
可以看一个案例：辽宁营口一男子加班后猝死，其父母以“过劳死”为由将公司诉至法院，索赔82万余元。最后法院一审判决，公司存在过错赔偿26万元。
而这个案子耗时多久呢？接近一年多。事发于2024年12月，而直到“近日”才得到裁判结果。这里我们对判决本身暂且不论，至少成本高（耗时和获偿的比例失衡），怕也是不争的事实，何况这还是一审。
再看另一个案例：2022年一男子猝死，家人称其工作基本没在晚上10点之前结束过，加班到凌晨是常态，去世前一夜开会至凌晨4点，而直到2024年，家属还在为其工伤认定而准备起诉。
这都是已经出现“猝死”的极端情况了。至于日常里还没“闹大”的加班，打工人又有什么办法？又有几个用人单位因为“加班”问题真被处理？
而另一个无法忽视的原因，恐怕也和高强度的竞争环境有关。
这可能是“追赶型”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如果经济增长更依赖于“生产”而非“消费”，那么就一定意味着某种层面的供过于求，那么必然会拉长工作时长，这是成本最低的应对方式。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反内卷”在多个重要场合被高频提及，一些重点行业其实已经开始有所动作。此前，17家车企宣布将供应商支付账期统一至60天内；33家建筑类企业联合发出建筑行业“反内卷”倡议书；多家国内头部光伏玻璃企业计划集体减产30%，等等。
不过，生态的改变不会一蹴而就，更何况这还只是部分行业。一种以超劳动时长换生存空间的策略，早已贯穿于整体职场。
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地方加班、单休都几乎是默认的——“大家不都这样吗？”这其实也能部分解释何以执法显得力度不足，如此普遍的话，哪怕真要查，也是法不责众，怎么可能覆盖得过来？
03
其实解决的药方也不难找，也能看得出来各种整治措施都在路上了。
比如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再次提及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那么提高治理强度，当然是一个直面问题的解法。
再比如现在对消费的强调也达到了相当高度，各地发放消费券补贴等，人们早已都不陌生了。在各种表述中，消费出现的频次也是相当密集。这当然也是有助于缓解加班的——生意好做了，企业也就不必再通过不断压榨工时来维持竞争力了。
不过，是否也可以有一个具体的切入点，那就是机关单位和国企等“体制内”带个头？
比如陆铭委员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就建议，发挥政府部门、国央企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各级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等率先严格执行工时制度。
事实上，在谈论加班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就想到大厂、民企，却可能忽视了，一些体制内单位同样是加班“重灾区”。
比如2025年印发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就提出切实把基层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具体办法包括精简文件、精简会议、规范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管理等。
至于国企加班，也算不上罕见。2023年清明假期前一天，网传某国企员工因清明节被强制安排加班而“怒怼”领导，多个话题冲上热搜。后该国企单位辟谣：非集团所属成员单位和员工。
但随后有媒体采访了不少国企打工人发现，“996是常态，都不能算加班了”“现在国企都是合同聘任制，与民企其实区别不大了。同样要追求利润和效益，加班文化就比较盛行”，这些都是他们真切的体验。
假如机关单位和国企能带个头，在全社会就可以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并彻底否定职场加班的合法性，毕竟这些单位多少有风向标的意义。
其实，劳动者权益保护相当多的“第一步”，都是从这些单位开始的。
比如“双休”的依据就来自于1995年5月1日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第七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日。今天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双休，就是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开始的。
而关于打破年龄歧视，近些年也是从体制内开始破局的。比如2025年，国考报考年龄不再限制35岁，而是放宽到了38岁以下。对于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报考年龄更是放宽到43周岁以下。也曾引发巨大的关注。
体制内的单位肯定不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但有更强的信号意味。仔细想想，虽说大厂的加班令人吐槽，但无论是大小周还是N倍工资，大厂至少给员工加班提供了一种不甚完美的解法——用钱砸，花钱买员工的加班时间。
体制内单位倒更可以从制度层面形成示范。一旦这些地方先形成稳定、可执行的工时模式，多少能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底线共识”。
04
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有点沮丧，加班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心里并没有底。
对于一个仍处在发展与转型中的经济体来说，效率、竞争与工作时间之间的拉扯，可能注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命题。
但变化也并非没有发生。无论是“反内卷”的政策信号，还是对消费、生活质量的强调，其实都在释放一种新的情绪：这样拼命加班下去没有出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整治超长加班不仅仅是劳动保护议题，也是一种发展方式的调整。当社会开始更重视生活质量、劳动尊严与时间分配时，“拼时间”的增长逻辑也许会慢慢松动。
或许正因为如此，加班问题才显得如此顽固——它既是一个具体的职场问题，也是一个时代命题。而真正的改变，也往往不会来自某一次高分贝强调，而是在制度、产业和观念的多重演变中，一点点发生。
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吧，让打工人能松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