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非严肃De说 ，作者：六角橘狂魔
大家好，我是六角橘。
我最近关注的话题很多，包括德国是否完了、人工智能、亚裔在德国。每个题目都很大，没有一个能短时间内理清楚和写明白的。干脆，今天就写点儿小的，写一件小事。
上周六，坐德铁从汉堡去汉诺威参加活动，我后面坐着一对德国父子。
孩子还很小，但已经会走路，也会说话，说得还不清楚，可以和他爸进行一些简单的对话：
“我们坐的是哪辆车？”
“是73号列车。”
“火车好快！”
“对，但这是对面那辆火车。”
坐高铁从汉堡到汉诺威大概一个半小时。这一个半小时，小孩子嘴就没停，这位爸爸也陪着说了一个半小时。
对孩子的每个问题，他都耐心回答，也没有故意模仿孩童的语气。
我坐在前面，暗暗佩服这位德国爸爸的耐心（这里没有忽视妈妈们的意思）
但是，乘车的后半程，父子间爆发了冲突。
可能是小孩眼睛最近查出了什么问题，需要每天点眼药水。在火车上，该点眼药水了。
爸爸说：“来吧，我们点眼药水吧。”
小孩拼命拒绝。
在允许小孩闹了一会儿后，爸爸再次尝试，用同样的句子和同样平和的语气：“来吧，我们点眼药水吧。”
小孩闹得更凶了，还夹着哭腔。
再次安抚了小孩大概五六分钟后，这位爸爸第三次用和前两次同样平缓的语调说：“我们上眼药水吧。”
小孩仍然拒绝。
我在前面昏昏欲睡，心里暗自庆幸自己没孩子；换做是我，分分钟钟有想打孩子的冲动。
等我从昏睡中醒来，听到后面的爸爸还在上眼药水，但这次，他换了一个办法，他建议说，“来，让我们一起弄。”
我无法站起身来扭过头，去看他到底怎么操作。但我能想象，无非是和小孩一起抓住眼药水的瓶身，往眼里挤。
但听上去，小孩仍不配合。虽然先是答应了爸爸的建议，但弄到一半，他就要自己抓住瓶子自己挤。
爸爸赶紧制止，说，“不行，你一个人弄不行，必须我们俩一起弄。”
小孩哭闹着就要自己夺过瓶子，爸爸坚持道：“不行，我们必须一起弄，你一个人弄不了。”
中途我在汉诺威下了车，我下车时，这个眼药水仍然没点成功。父子俩正处于角力的中场休息阶段，可能歇一会儿，这位爸爸还会再次尝试。
到了汉诺威和朋友见面吃饭，我说起了这件事。除了就自己对孩子没耐心开个玩笑外，这件小事让我联想了很多。
我想起中国同事经常和我抱怨：和德国人开会时间长、效率低。感觉在开会这件事上，中、德双方矛盾不可调和。
一方是专业能力突出的中方同事，个人能力强、技术强、一眼看到问题所在，但可能受语言所困，无法精准表达，也生气为什么这么点小事德国人自己看不明白，一定要反反复复说，浪费时间。
另一方就是反反复复说来说去，一定要让双方达成共识的德国同事。在第一遍无法说服中方同事后，就重复的话再说一遍，再说第二遍，第三遍。直到中方同事无奈点头为止。
如果一种方法说不通，德方就换一种方法再试，比如两人一起做这件事。中方同事就更炸了，这么点破事，需要浪费两个人的时间吗？我一个人解决不行吗？
中、德方开会，像极了这对父子。中方像那个孩子，表达能力有限，可能只会粗暴表达不乐意；而德方是那个超级耐心，一定要达成共识，又无法放心把事完全交给孩子的爸爸。
我想，如果想解决这种矛盾，中方同事可能必须明白德国人成长的环境，他们可能就是在这种反复沟通、确认，充满耐心的环境下长大的。
而德国人可能也需要明白，中方同事不是那个三岁小孩，也许，真的可以让他自己试试？
这个眼药水事件还让我联想起了效率和权利。
我们中国人做事特别喜欢强调效率。你说这位德国爸爸做事有效率吗？绝对没有。他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眼药水也没点成。
如果换成我妈和我小时候，分分钟扒开我的眼皮，夹住我的腿，抓住我的两手，三下五除二，等我反应过来之前，眼药水就点完了。两三秒的时间，那个利索，哪容得我哼哼唧唧。
所以你说讲求效率这件事，是制度造成的，还是教育造成的。是制度促成了教育，还是教育反刍了制度？
要说民主，那肯定是没有效率的，因为要沟通、要交流、要妥协，要给即使是一个三岁不到的孩子以权利，不能强迫。
我去汉诺威参加的活动恰巧叫《中国人的童年》。主讲嘉宾赵远虹老师被问起，是怎么开始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
她回忆起1981年自己的女儿在中国出生，身边的中国同事们都拎着大包小包来看孩子。
没想到，自己的德国丈夫大手一挥：“不能看。”
“为什么不能看？”
“因为小孩有睡觉的权利！”
赵老师说，这是她第一次听说，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原来有自己的权利！从那以后，她开始关注中国孩子的成长。
说回效率，有人也许会说，讲究效率难道不对吗？给孩子上眼药水难道不重要吗？这个德国爸爸是给孩子权利了，可最后事情没做成。
但问题是，是不是事事都要讲究效率？如果不讲究效率的后果我们能承担得起，那是不是可以把效率稍微往后放一放？
如果这个小孩在那天下午的火车上，不按时点这个眼药水就会瞎的话，这位爸爸一定会采取其他的手段。
可明显，迟一点上眼药水并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这又让我想起李松蔚的《心理学讲义》，这本书里的一句话“你可以什么都不做”拯救了我，治好了我的拖延症。
倒不是我不拖延了，更有效率了，而是只要我承担得起后果，我不想做就不做了。
我不再列to do list，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做自己当下最想做的事情。试下来，做的事情反而更多了。
上星期，我们公众号在小红书上开了同名账号，把公众号已发表的文章用AI换成小红书风，发表在上面。
对上次那篇《德国完了吗》的文章，小红书上有条评论很有意思，说这是精神分裂的AI写的。
我看了笑了，没觉得被冒犯。我想说，不是AI精神分裂，是原作我本人就精神分裂。写一个题目时，我很少会主打一个论点，然后搜罗证据来证明这个论点。
我更喜欢就一件观察到的事情，分裂出多个角度，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发散的大脑，我喜欢思维像大树一样，开出枝枝杈杈，我还担心这枝枝杈杈不够茂盛。
我不会立一方，站一方，而更喜欢当一个“精神分裂的人类观察家”。所以，这篇火车上德国父子上眼药水的事件，也是如此。
希望你喜欢，也感谢你的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