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数旗智酷 ，作者：唐鹏
凯尔·卡查伊于2022年出版了《Filterworld：how algorithms flattened culture》一书，他在书中表达了算法抽空、风化和扭曲文化现实的担忧，并首次提出保卫“品味”的严肃性。2026年3月，作者在《纽约客》最新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硅谷科技圈男士们现在如此痴迷于“品味”》的文章，在一片vibecoding的极度乐观主义思潮背后，那些早已财富自由、马放南山的硅谷大佬们开始亲自下场写代码。四年之后，作者的预言似乎成真：当以免费和无限复制的互联网内容通过算法分发让人们感到焦虑与厌烦的时候，一个对文化审美持有绝对性标准，对公共价值持有不容让渡的底线的“策展人”就会像记者、律师、公共知识分子一样成为社会抵御堕落的“文化传教士”与历史继承人。
在一个物质得到巨大的满足，任何欲望的实现都变得唾手可得，精神生活又颠沛流离的时代，否定一个人的“品味”实在是一件相当严重的事情，甚至严重到像否定一个人的人品、认知以及传播上完厕所不洗手又或是生不出孩子这样恶毒又肮脏的谣言。
据说，硅谷的那些白人精英们最近开始关注“品味”，我想大抵是中东的酒池肉林已经无法激起他们的味觉，抑或是湾区的别墅、派对和绯闻不足以弥补他们在旷日持久的无节制的数据曝光中丧失的激情。他们懂什么“品味”吗？不过是想以“品味”的名义重塑无节制、不停歇的消费意义。他们怎么理解“品味”呢？那不过是一种伪饰，比如买上几十上百件不起眼的深灰色T恤，让自己隐匿于公共舆论的视线之外，然后花上几千万美金偷偷摸摸挖一个避难掩体，一面手上握着几十亿用户冒充一个世界主义者的精英，另一面又像个中世纪的小地主一样保护好自己庄园内的小逍遥，尽全力拒这个恶鬼上身的时代于千里之外……
凯尔·卡查伊在《Filterworld》一书中提出，品味是一种抽象的、难以言喻的、不稳定的东西。而算法需要清晰地、颗粒化、像素化地确定每一个可供阅读、观看和消费的对象。品味与道德无关，它代表着对“世界上什么是好的”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品味超越了肤浅的观察，超越了将某物定义为“酷”。
00.
18世纪的机器人与21世纪的智能体
作者在书中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1769年，哈布斯堡帝国的一名公务员约翰·沃尔夫冈·里特·冯·肯佩伦制造了一台“土耳其机器人”送给奥地利哈布斯堡女皇玛丽亚·特蕾莎当礼物。这个神奇的装置是由一个1.2米宽、0.5米深与1米高的木柜子与上方一个儿童大小的人形装置组成，这个“人”穿着长袍、戴着头巾、留着夸张的胡须，趴在棋盘上。它不仅可以左手移动棋子，还能检测对弈的人是否作弊并发出警报，同时做出各种面部表情。
就是这样一台诞生于中国乾隆年间的神奇机器，以至于让当时的世界英豪们趋之如骛，1783年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前去与之下了一局，到了1809年，连拿破仑·波拿巴这样不可一世的枭雄也前去与之对弈。巧合的是，他们都输给了这个“土耳其机器人”。世界为之哗然。
而真相是什么呢？是这个“土耳其机器人”的箱子内部蜷缩着一个身材矮小的象棋专家，是他在全程操纵着棋子与人类下棋，而所有对外展示的内部机械装置都只是为了“展示”，并没有任何作用。而这个秘密直到了近100年后的1860年才被揭露出来。
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现今的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以及“龙虾热”——我们被一系列有目的、有技巧的叙事圈套与设计引导进入一个机关算尽的智能迷宫，被一种“算力即智力”的狂热过度承诺与怂恿而寄托了诸多不切实际的智能幻象，但最终的真相，或是事先编排好的动作由一个活人用遥控器指挥，或是无聊的人只配得到有限且与期待相去甚远的智能。那些我们看到和听到的都只是为了“展示”的需要。
由于智能体的疯魔化发展，已经隐入舆论尘埃关于“智能”与“智慧”的讨论又开始甚嚣尘上。大家都装作20年前那些关于“智能城市”还是“智慧城市”的讨论从没发生过一样，于是开始像得了失忆症一样一本正经地讨论起来，似乎将“智能”框定为一种技术本能，将“智慧”命名为一种人的特权，就算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成功。
我们曾经喜欢将基于互联网的群体行动宣称为“网络民意”、“在线协同”，并视之为“无组织的组织力”、“网络集体智慧”的象征。其根本含义在于，我们承认这一切的背后是真实的人与具体的理想在行动。而现在，大模型将人类几千年的知识、各行业的专有语料进行喂养训练，然后突然长成了一个能通过专业级考试、回答疑难问题、研制出癌症疫苗以及制造炸弹的“超人类怪物”，我们反而不承认它具有“智慧”了，我们反复用这个说辞将作为人类的自己与吞食了人类几乎所有知识的大模型进行区分开来，我们只承认它生产的一切内容都是“人工制品”，意思就是看像去像“皮”但其实不是皮的“人造革”。
虽然每一项新技术的背后都隐藏着政府、NGO以及军方的赞助与推动，经历了从军用到民用的过程，但似乎我们总是愿意相信技术红利是每个人应得的权利，就像佛祖普渡每一个牛马一样。这导致一连串的技术浪潮都被强行赋予了浓郁的草根理想内涵，物联网、元宇宙、区块链等等都被设想为一种尚未被命名的未来乌托邦的降临。技术不过是对现有社会结构与阶层利益的固化与塑形。这放在互联网时代是无论如何也令人难以接受的，而AI大模型改变了这一切：大资本获得大算力就对产业有决定性话语权。具有深度思考与品鉴能力的人，才能从AI Agent那里获得力量。
“网络平权”已成为过去，“智能平权”正在崛起。前者需要的是流量，后者需要的是token。
网络平权运动，曾经是互联网原教旨主义一代引以为豪的使命。世界是平的，“扁平化”成为一种信息民主化与管理民主化的乌托邦信仰。而时至今日，我们似乎正在意识到，“官僚制”也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恶心与一无是处，批评“官僚制”还是“官僚制的弊病”好像是两回事。科层制规则与秩序孕育不了多么伟大的创新，而加入了网络协同机制与算力驱动的扁平化则可能引导你走向一种你可能从未见识过的“毁灭”。正如作者所言，“扁平化是最低的公分母，是一种平均性，而平均性从来不是人类最自豪的文化创造物的标志”。
“网红脸”、“TikTok声音”、“霸总短剧”等即是扁平化需求背后由算法工业流水线统一裁剪内容的新表现。算法识别了人的内心需求，然后诱导人们用工业化的方式加上服从性的心理，去学习和规训自己的口音、行为与表达，而你的奖赏将是继续由算法为你攫取的点赞、评论与转发。
所谓“人设”，所谓“你适合怎样的平台”，其本质就是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与生命意义，置入到一个算法模具中进行辗轧或修正，直到你符合“算法美学”所需满足的数据指标。“网红”的实质就是流量的宿主，流量会永远寻找新的宿主，而那些不被流量偏爱的就是需要被抛弃和蜕去的壳而已。
所谓“扁平化”，并非一种使命或精神，也不是一种理想，而是由网络平台的技术结构、商业模式、利润构成等进行决定。扁平化的背后是由无法人的无偿劳动与时间作为代价的。它们将之美化为“为每一个提供麦克风的发声机会”，或“为每一位创作者提供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但它们没有说：平台和算法只选择和推荐符合自己盈利模式的人，其他都是网络波涛之下的流沙。
01.
算法就是一种“猫鼠游戏”
算法的核心在于分类。弗朗西斯·培根在16世纪写道：“知识就是力量”，但在互联网时代，对知识进行分类可能更有力量。而如何对商品、街道、事件、人群等进行分类，就成为了现代社会治理的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算法就是公平、平等、正义的反义词。而城市治理的领导者说，希望“用算法赋能城市的公平正义”。
对于平台而言，算法就是系统与用户之间的”猫鼠游戏“。当用户试图顺从或逃避检测时，算法将扭曲语言本身。比如抖音和快手上的视频播主用一些替代性词汇来回应平台算法的敏感词管理，用“帽子叔叔”代替“警察”、“duxi”代替“xidu（吸毒）”、“打球”代替“做爱”、“地球号”或“绿泡泡”代替“微信”等。此外，用户也尝试将一些算法现实下的“偶然获利”（流量突然暴涨）臆想为自己敲开算法之门的“方法论”，比如有快手用户认为在自己的介绍栏感谢快手的运营官方就可以获得流量推荐。
这就像一个经典的卡夫卡式迷局：我们与一个不可见、不可理解且不断变化的对手作斗争，还不断将因对手的神经错乱导致的失败归咎于自己的无能。我们总想清晰地看见一个游戏规则的条条框框，而事实上算法的设计者自己都不清楚自己设计了什么。
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逃脱算法焦虑了。因为多看了两眼短视频，下一秒就会给你推视频中卖的商品。拿着手机说话也不敢大声，下一秒信息流就可能出现你说过的产品。当然走路也要小心，你路过的商场马上就可以给你推荐购买内容。在餐厅吃饭也要小心，估计吃完饭还没到家，你就能在抖音中刷到刚才饭桌上那个陌生人的短视频……算法焦虑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用户和算法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对称关系。它就像一个赌场的“出千者”，它看了桌上所有的底牌，而你则只能凭借运气以及寡不敌众的技术性回避，来打由它发给你的牌。
大数据歧视也好，算法焦虑也好，已经不再成为一种可供讨论的问题，而是成为了一种无法拒绝的现实。那些掌握了数据的大公司一致的腔调都是如此：有了更多的用户数据采集汇总，我们才能更好为您提供更为个性化的定制服务。如果要想不骂街地评价这种论调，我想这样问一句：数据画像越来越丰富的单个用户，在你们眼中像不像临近过年的猪？问题不是采集多少数据，问题是是否合法合规并征得同意地采集数据，且利用这些数据做了被用户允许做的事。
对平台企业而言，喜欢与厌恶是一种利润来源，当然，焦虑与困惑也是。算法就是不断制造困惑与解决困惑的工具。平台通过不断调整算法推荐规则来惩罚和对抗那些已经适应算法的用户，通过以各种方式制造流量的障碍来重塑平台的盈利模式。“就像对高度的恐惧与高度无关一样，对算法的焦虑也与算法本身无关。”算法焦虑的本质可能是——我们很难接受自己正在被算法改变的样子。
02.
品味就是制造不舒服的感觉
品味似乎是民主的反义词，”多数人的暴政“似乎就是对品味的反证。品味是一种审美能力与意识上的挑战，它直接决定参与对品味认定的人的勇气与毅力。比如网上流传的一张洪晃在严冬参加时尚活动的穿着装扮，如果放在早上的菜市场，她就是一个北京大妈，但她的穿着出现在时尚现场，就代表她的世界观与选择。相比于见识，品味有时与勇气有关。
品味是一种反潮流。算法让我们从“买什么是什么”、“吃什么是什么”，进化到了“看什么就是什么”、“点赞什么就是什么”。是的，的确如此，你点赞什么，你就是什么，或者说，你迟早会变成什么。拒绝服从潮流并拥有自我选择的人被认为“有品味”。
我从来不认为流量可以代表什么，但当看到越来越多的图书出版人、媒体人都将“流量”挂在嘴边的时候，我觉得流量显然已经成为一种理所当然与想当然并存的评价方式。特别是当媒体内容以浏览量、图书以销量、视频以点赞量等来衡量其价值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在京东看到很多图书下面的好评：发货快、包装完美、没有破损、纸张摸起来很舒服……就像评价一条内裤或一块抹布一样评价一本书。然后它们还制造各种各样的图书榜单，来满足作者的虚荣心。
你很难想象，一个象征着人类知识与文明成果的载体，一个承载了传递自由、尊严、良知、人性等美德的圣物，最终它在算法扭曲过后的人们眼中成为一种与鞋拔子毫无二致的商品。
算法制造的丝滑与满足感，开始让人逐渐习惯于“思想的舒适区”，没人愿意和敢于去做思想上的历险，他们只是为了找到自己的同类。作者在书中提到一个段子，是2017年谷歌工程师切特·哈斯在Twitter上写的一个笑话：“一个机器学习算法走进酒吧。酒保问：‘来点什么？’算法说：‘其他人都在喝什么？’”笑点在于，在算法文化中，正确的选择总是大多数人已经选择过的。但即使其他人都在喝，也许你只是不想喝威士忌酸酒。
根据孟德斯鸠的说法，品味“无非是一种能力，能够敏锐而迅速地发现每件物品应该带给人的愉悦程度”。迎合“大多数人的品味”可能是算法推荐的唯一目标，而存在的悖论是，当品味成为一种大多数的选择，它往往就丧失了品味的本质。孟德斯鸠曾精辟地指出，惊喜是品味的一个基本要素，它可以疏远我们，也可以挑战我们。但在算法世界，用户的普遍趣味是不容挑战的，挑战用户就是挑战商业模式的本身。
在算法的皮鞭之下，在一连串由点击、选择、滑过构成的快速决策链背后，品味的概念变成了一系列越来越精细的偏好，喜欢A而不是B，而不是更深层次的整体自我意识。品味被简化为一种瞬时的判断和选择，而非一个持续深入的审美探索、认知博弈的过程。所以，你不会真的以为你在小红书收藏了一堆网红播主的链接就以为自己有”品味“吧？
由于品味是一种迟钝的、缓慢的、难以言明的东西，而算法世界与数据机器的强烈需求又是将一切变得快速且可计算。于是，在数字世界构建品味的假象就是——用词语、颜色、LOGO、声音等，不断强化那些代表某种“品味”的元素。而其实，这种东施效颦的做法早已与品味背道而驰，浅薄而粗鄙。
令人意外的是，这在影像时代正在成为一种以“嘲讽式模仿”为特色的所谓新赛道：比如用树叶、草编织成为时装抱着各种蔬菜在山间小道走模特步，比如油头墨镜西装革履叼着雪茄开着手扶拖拉机，比如满口英文单词来向全球观众以品牌发布的口吻介绍一种农产品的特征……似乎“品味”正在遭遇一种反传统的重新塑造过程，以戏谑的方式，以将深度思考包装为自嘲的方式。
品味是一种对速朽的、瞬时化的抵抗。算法将一切压缩为时间的标志物，比如3秒让用户注意、1分钟了解什么、1.5倍速观看等等，而空间则不在讨论范围之列。在一切都被加速的现实下，我们已经习惯于将一切视为“过眼云烟”，而忘记了从春天到秋天是一片叶子逐渐发芽、生长、开花、结果直至枯黄、凋谢的全过程。算法帮我们省略掉了这一切，然后我们逐渐在习惯忽略这一切。而品味就潜伏在这一个完整的过程后面。在算法世界，互动与交流得越快，相似性产生得也越快，而唯有慢下来，才能真正发现彼此的差异。差异就是品味发生的现场。
资本拒绝为导致差异产生的风险买单。也就是说，资本没有品味。它们对一个创业项目的投资标准是能不能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找到类似的参照物，是不是“中国的**”或者“美国的**”。如果突然出现一个它们从没见过的东西，错过它的将是绝大多数。所以某种程度而言，品味就是非共识的价值化生成。用作者的话来说：品味是一种想象力的练习。
在传统影像工业生产过程中，“续集”是一种保守可靠、利润丰厚的文化复制传播方式，从《还珠格格》到《飞驰人生》莫不如此。毕竟“复制成功的自己”虽然会丧失掉像素，但却是最为经济和保险的办法。在算法主导的数字空间，“蹭流量”则是最被认可的内容创作方式——当你去生产一个已经被算法和大众所认可的题材，流量自动流向你。当这种创作的捷径不断被奉为圭臬，被视为某种信条，并纳入内容创作的流程中，那么，最终的恶果就诞生了——“文化不再被创造。它只是从现有文化中精心策划、提炼，然后再反馈给我们。算法切断了新发现的可能性”，这是反科技生活方式影响者保罗·斯卡拉斯在对2010年代的电影续集和漫威超级英雄系列的无尽续集时的哀嚎。16年过去了，这种“蒸馏式”的创作思维进入到了AIGC的工具中，它不仅可以将20万字的图书读完给你总结10个观点，还能提供一个思维导图、一组PPT与一堆警句卡片。每个读书博主都如获至宝。感谢技术的馈赠，读书博主终于可以不读书了。但我还是很难想象我们的下一代会听着不读书的人摆弄着一堆脱水的知识点去理解这个世界与文明的辉煌。
未来学家杰罗德·拉尼尔说:“算法将未来限制在过去。”正如已故的英国哲学家马克·费舍尔所写的，”二十一世纪被一种压抑的有限感和疲惫感所压抑。这感觉不像是未来。“是的，一切智能的工具在进入文化的领地时，都让我们感觉在迎接一个五光十色的未来，而事实上我们被深刻地限制在过去。我们可以接受一个AI工具对一本经典的10个观点总结，但接受不了用一天的时间去品味作者的字句、情感与结构。
毕竟，品味是低效的。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将效率视为高于生命的时代。
03.
“点赞”就是控制他人、圈禁自己
“模仿理论”创始人塔尔德在19世纪预测，未来的风格差异将不是基于“空间多样性”，而是基于“时间多样性”。可能最能佐证这个观点的就是全中国的古镇与网红城市了，卖的都是从义乌小商品市场采购的清一色工艺品，立的都是同一个颜色的“我在××很想你”的路牌。为了让自己符合网红的样子，它们生怕错过一切令人发指的俗套。它们用一切自以为是的标签将自己装扮得毫无识别度。
由于网红打卡需要的素材、职业摄影师的工作需要、智能摄影装备公司推广品牌需要、旅行社设计路线需要的素材等等，世界上越来越多地的自然美景与度假胜地，因为算法驱动的流量暴涨式传播，导致它们因游客数量巨大而遭到破坏或被不可挽回地改变。这往往会让人想起国内的”百团大战“导致的外卖爆单。数字空间的内容可以被无限次消费，大不了只是宕机重启增加云空间。而实体世界一旦负载过重就会崩溃而无法修复。而数字视觉传递出来的色彩、声音往往被过度修饰，成为一种被浅薄消费的对象，但旅游的真正意义是发现生活的另一种面目，而非声光色影的刺激性消费。而一旦这种观念被平台算法不断强调，那么，在算法的眼中，“这个世界只不过是吸引一些点赞、为数字平台赚钱、然后消失、不太可能再见的内容的潜在素材”。人与世界均成为了维持算法可以不断向前滚动的燃料与附庸。
1992年，法国哲学家马克·奥格写了一本名为《非地点》的书，他在书中研究了高速公路、机场和酒店的感官体验：这些区域在全球范围内变得非常相似。它们为属于无地点区域的现代游牧民提供了独特而矛盾的舒适感。这已经很趋近于现在各个数字平台的内容、视频、按钮与商品，它们变得越来越相似，相似到让用户忘记自己身处何处。
”时间多样性“大于”空间多样性“的表现更大于，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发起商品的预售、展示让人产生视觉错觉的图片、呈现一个你以为在希腊其实在大理的空间。对空间敏感性的降低，会让现实的热量被网络流量所消解。比如一个餐厅推出一个新的菜品，这个菜品能否成功往往不是取决于厨师，而是取决于摄影师、社交媒体编辑如何在顾客的眼前呈现。你必须让顾客先在虚拟空间以点赞和转发的方式喜爱和消费这个菜品的图片，然后才可能在现实空间被人购买和食用。虽然荒诞，但这是现实。
算法垄断的世界里，一个商品的诞生，往往是先在数字世界以图文、影像的比特方式被喜爱和传播，然后才可能在工厂里以原子的方式被生产。而悖论与陷阱也正是存在其中：由于跟风、蹭流量、追逐社交媒体的热点，导致平台与算法逐步地剥夺了企业的自主权，逐步开始“为平台生产”、“为流量生产”，而非“为用户生产”，也将进一步丧失自己的创造力。
某种程度而言，影响力成为了创造力的枷锁。这是一种遗憾。
算法驱动的影响力经济，正在肢解和简化我们与数字内容的关系。首先在内容生产上，特别是AI Agent风行的当下，如何用AI一键生成N个平台风格的内容，如何一键同步发布到N个平台等工具应有尽有，越来越多的人将这炫耀为一种“内容创作者生产效率的提升”。不知道是否有人怀疑过，这是人类在将自己的劳动、时间和血肉放在数据绞肉机来提高机器的转速。“当创造文化这样的人类努力如此自动化时，真实性就变得不可能了。”
其次是我们与内容的互动方式，似乎我们与内容的互动方式只剩下一种：点赞或转发。如果要评论，那必须带有一定的补偿机制或目的，比如触景生情、熟人、领导或有求于人。2007年，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硕士布莱特·泰勒发明了“LIKE”点赞功能以来，过去20年，整个互联网其实就沦陷于“点赞”的暴政。在“点赞”的支配下，我们的每个动作都被算法信息流所强化，分发给其他人来决定自己的判断。
互联网创造了一个多元连接与选择的世界，而这个被寄予厚望的美丽新世界，却正在因为算法、流量与网络影响而堕落为一个疯狂生产“唯一标准”的极化世界——任何被追逐与置顶走红的人与物都迅速成为被效仿的唯一成功标准。
算法推送与点赞也并未鼓励原创艺术，而是创造了对现有内容的需求。各个短视频大规模的电影解读、切片、名场面拼接、语言再创作等，无一不在表明，原创艺术并未因为算力的马达轰鸣而往前前进半步，而反而对版权的漠视在透支人们对于创造力变现的信心。
算法对文化传播的”现实扭曲力场“，要求一切都需要具有”表演性“。表面上看，我们会认为增加一个网络展示空间，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理解和消费文化产品。但另一面却要求创作者和艺术家更多的时间、精力和劳动，去重新设计和制作适合数字空间受众的产品。它会挖掘和透支作为一个创作者的精神世界、隐私与资源。那些活跃于互联网（需要与粉丝用户保持沟通热度）独立歌手、艺术家、创作人等，其实应该说大部分将自己在互联网上重新“活”了一遍，将一切粉丝关注的信息转化为内容资本与个人品牌资本。算法要求的过剩内容往往阻碍了艺术，因为它占据了创作者越来越多的时间。创作者不仅需要去创作内容，他们还要被算法要挟去“表演创作”。
04.
保卫“品味”就是保卫人性
作者认为，策展人将成为未来保卫“品味”的执行人。根据1875年的一本词典，策展人的词源是古罗马“公职人员”的术语，这些职位早在公元前27年开始统治的奥古斯都皇帝之前就已经存在。他们管理城市的各个方面：台伯河的管理员、食品的采购、将水输送到城市的引水渠以及公共游戏的举办。到了十四世纪，策展人指的是从事宗教服务工作的人。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策展人就专门描述博物馆及其收藏品的管理者。
什么是策展人？本质上他应该是一种具有道德使命感与愿景的使者（比如在古罗马时代就管理着公共设施），他必须是一个对过去有情怀、对未来有远见而非一个仅仅满足于当下的人，他必须对自己呈现、推荐与管理的内容包含情感，而不是情绪。他必须是一种精通某些领域的精神向导，而不是情绪的诱导。
“品味是一种想象性的练习，目的是让人感到不舒服”。那些让人感觉太舒服的东西，往往是来自人类最低层次的需求，比如食物与性。当算法帮助人做选择的时候，策展人唯一可以做的是按照自己的独立思考将事物进行呈现，然后让人们主动做选择。当算法以效率著称来简化信息以降低人类对信息的消化能力的时候，策展人要做的是继续提供高标准的复杂、丰富且具有挑战性的信息浓度。与算法不同，策展人经营的不是注意力，而是想象力。
小红书在2026年3月10日发布公告，明确禁止AI全流程接管账号，具体措施包括用AI进行文案润色或图片优化将遭到警告限流，全托管或100%AI代发信息将被封号，利用AI自动回复或点赞将被处罚。虽然小红书也没什么“品味”可言，但它们还是竭尽全力希望能保持一点“人味”。那么，这是资本的良心发现抑或是算法的所谓“向善”么？当然不是，因为“活人感”就是小红书的商业模式根基。
当算法让一切变得丝滑、干燥与无懈可击，这个时代仍然需要策展人来发现世界曾有的光泽、柔软、湿润与迷人的缺憾。
印度文学理论家盖亚特里·斯皮瓦克在2012年写道，“全球化只发生在资本和数据中。其他一切都是损害与控制。”现在看来，AI的发展似乎也遵循了同样的路径：所有的进步都只发生在AI本身，其他一切都是损害与控制。更多GPU、更大算力、更丰富的语料、更快的Agent进化，除了让人的身体累一点与精神更亢奋一点，除此之外，乏善可陈。
在一个AI Agent可以批量化、规模化生产令人作呕的、华丽的垃圾之时，一个AIGC开始像数码相机重新定义影像艺术与社会阶层关系并令人上瘾式地参与再创作之时，请相信：保卫“品味”就是保卫我们自己，品味是区分人与动物、机器的分水岭，就像人类不会像动物一样随便在大众广众之下行周公之礼一般，人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