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张云
美东时间3月20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结束为期三天的访美行程，返回日本。
在抵达华盛顿的次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高市早苗举行了会谈。双方未发表联合声明，但会谈中的不少细节与场面，揭示了美日关系的现状。尤其是特朗普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提及“珍珠港偷袭”，媒体在报道这一“情景喜剧”时使用的“玩笑”“尴尬”等措辞，从侧面反映出当下双边关系的复杂态势。
此外，尽管高市就任日本首相不足半年，但我们已见证日本政局、中日关系、美日关系、地区形势乃至国际局势溢出等一系列跌宕起伏的变动。
本次对话，观察者网与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云教授从高市此次访美切入，探讨在中美日结构性矛盾叠加新时代变局的背景下，相关各方，尤其是日本，应如何重新调适自身定位。
【对话/观察者网朱敏洁】
观察者网：3月18日-20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美。从她确定出访行程后开始——中间历经自民党席卷众议院大选——外界便开始猜测其首次访美将送出怎样的“大礼包”，而她又期待从特朗普那里拿到些什么？只不过短短1个月，形势一波三折：在关税、投资方面，美国最高法院判特朗普加征关税违宪；美国陷入伊朗战争，自卫队是否应特朗普要求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护航。
根据当地时间19日高市早苗与特朗普举行的记者会和会谈情况来看，您评价高市早苗的此次访美，是否达成了预期？及其背后美日的博弈与分歧？
张云：我觉得对高市早苗的此次访美，可以用八个字来总结：“表面光鲜，实质冲击”。
首先，从表象来看，可以说高市此行访美有所谓的“高光”，比如美国给了国事访问级别的待遇，一天内安排午宴和晚宴——虽然午宴因闭门会谈时间不够而取消了；高市也在上任仅5个多月内实现访美，同时在将近半年内达成美日领导人互访——这个速度在过去一二十年内恐怕是没有出现过的。
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访美的高市早苗图源：白宫官网
根据日美首脑会谈后白宫发布的结果文件（factsheet）来看，美方给了一些“甜头”，至少能让高市在回国后对内部有所交代，比如特朗普没有明确要求日本可派军舰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还说日本和北约不一样，相信日本会负责做贡献；此外，结果文件也提及了台海，表示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地区安全与世界繁荣不可或缺，并一致反对任何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但这一表态也并未超出以往的立场范畴。
此外，在武器军备方面，双方肯定了去年在日本国内首次部署“堤丰”导弹系统的举措，并探讨日美合作提升中程空对空导弹（AMRAAM）的产能，将改良型拦截导弹“SM-3 Block 2A”的生产扩大至4倍，等等。
但如果我们长期跟踪美日同盟动向，看到这些成果清单，就立刻明白真正唯一有点“干货”的东西，是美日合作生产导弹；其他的立场性表态并没有什么大突破，不足为奇，更多是面上的外交辞令，一旦剥离掉“光鲜”的表层，底下透露出来的才是真正值得日本担忧的特朗普“实质冲击”。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实质冲击”。
3月14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统管美国情报机构）发布了《2026年威胁评估报告》，其中有几个方面的分析和研判，对日本而言，可以说是战略层面的“釜底抽薪”。所以，在此也想顺便提醒一下，国内观察人士应该关注一下这份报告。
报告封面截图
第一，报告给出了一个研判：目前北京并未计划在2027年攻打台湾，也没有具体的统一时间表。同时，北京着手推动未来台海统一，稳步推进军事现代化建设，增强对台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以及提升阻止美军干预、甚至必要时击败美军的能力。这一点，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Tulsi Gabbard）在18日的国会听证会上再次确认。
事实上，所谓“大陆准备在2027年攻打台湾”这一说法，最早源于2021年3月时任美国印太司令的菲利普·戴维森在国会作证时声称，“解放军攻台的威胁”可能在未来六年内发生。他当时还呼吁国会为“太平洋威慑倡议”提供五年总计约270亿美元的预算支持，该倡议随后在2022财年国防预算中正式启动。而这一大致指向2027年前的六年窗口期，被部分战略界人士称为“戴维森窗口”。
然而6年以后，美国官方发布的评估报告直接否定了“2027攻台论”。而日本这五六年来基于这一研判，大肆炒作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美日安保同盟有事”就成了无根之木，可以说是被美国釜底抽薪式地否定了，那么基于此所做出的军备扩张是不是也就突然没了理论依据？
第二，报告特别提到去年11月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报告认为这是日本现职首相作出的“重大的转变”，报告书中详细写到了中国的反制措施，而且警告如果中日关系紧张升级，中国会进一步强化反制措施。
大家细想这句话，美国官方对日本现任首相涉台言论的判断，某种程度上和中方的立场是一样，认为这是日本方面首先作出的政策转变，相当于把日本推到“落单”的一方。言外之意是，这就是美国向日本发出的重要信号和警告，美国不愿被日本卷进这场风险之中。
第三，高市早苗原本希望以“中国议题”作为此次美日首脑会谈核心内容，但是这被特朗普直接切到了“中东议题”。而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恰恰成为高市近期在国内政治中面临的尴尬问题。
第四，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巡航，虽然特朗普没有明确施压日本派出军舰，但是大家仔细去看公布的会谈事实清单，就会发现里面有一条是“将在第三国协调应对战略竞争对手和流氓国家带来的挑战”，这里面美国所谓的“流氓国家”是不是包括伊朗？而传统上作为石油天然气的进口国家的日本和伊朗保持着较好的关系，这实际上是进一步缩小了日本的外交战略空间。
而且记者会最大的“话题点”，就是当日本记者问特朗普为什么在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前没有告知盟友，特朗普的回答可以说直接“打脸”——没有人比日本更懂“奇袭”，反问道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日本偷袭珍珠港也没有告诉美国呢。
第五，经贸层面，日本方面无疑作出了巨大让步，高市拿出730亿美元押注美国能源等各种项目，加上此前第一批承诺的360亿美元投融资，总额已达1090亿美元，承诺落实可以说领先其他经济体。但以日本目前的外汇储备来讲，55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承诺占日本的外汇储备的一半。
所以，总的来说，高市早苗访美看似“风光”，但实质上的冲击是极其巨大的。尤其是美国情报总局发布的这份报告，肯定会在日本国内引发较大讨论；而且这份报告的发布时间也很微妙，就在美日首脑会谈前，而且是在高市已经在前往美国的飞机上时。尽管日本官房长官木原稔在19日记者会上反驳了美方这份报告对高市涉台答辩的评估，称“日本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说美国的指摘“不符合事实”。但相信来自美国特朗普的这个“实质冲击”将激荡日本政界和社会。
观察者网：正如您所言，自高市早苗参选自民党总裁、两次当选日本首相——尤其是第二次自民党大胜，无论是新内阁的内政外交，还是她本人的言行，其背后针对中国的因素非常突出，同时以这种对华政策取向来对美表态。这种政策、言行反映了以高市为代表的日本右翼、民粹，乃至整个日本社会的什么心态？其背后是急于得到特朗普2.0的安保再承诺吗，还是说在新的变局之下，日本对美国的一种试探——既想挣脱束缚又想拖住美国？
张云：美日同盟有三个基本支柱：日本和平宪法、“旧金山和约”，以及美日安保条约。美日同盟是一个不平等的同盟架构，美国主导、日本从属，作为弱势一方的日本始终处于“同盟困境”之中——既恐惧被美国抛弃，又担心被美国卷入。本质上，美日同盟是基于现实利益算计的互利工具。
但是，日本对美日同盟的心态，也经历了从被动依附到主动利用的重大转变。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以及美国在“冷战”中的战略需求，日本开始追求所谓的战略自主；但日本式的战略自主是对美的依附性战略自主，它谋求在同盟中的地位上升与角色增强，试图将“日美同盟中的日本战略”转化为“日本战略中的日美同盟”，也就是把美日同盟从“基轴”转为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手段，最终在同盟框架内实现日本的“正常国家化”。
但其实，这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悖论，因为它是通过深化对美依附来增加自主性。
当然，这其中体现出日本希望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野望。对于日本等同盟国来说，面对的是一个变化无常的美国，不确定性成为常态，但是同盟的本质在于确定性的获得。
现在我们看到的“高市早苗现象”，不是孤立的政治个体，而是日本右翼的历史修正主义和摆脱战后体制的冲动、与当下日本民粹等多方合流的产物。
过去这十几年来，日本确实以实际行动取得诸多“突破”。比如，在安倍晋三任期内，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对“武器出口三原则”做出调整和放宽，事实上为日本军事装备出海打开方便之门；接着，强行通过“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为自卫队“合法”向海外派兵迈出重要一步。
到了岸田文雄内阁，着手制定“安保三文件”，在军费倍增、武器威慑力、主动攻击力以及军事装备进出口等方面打开口子；而至高市上台，不仅加速推动“安保三文件”落地，更透露出企图动摇“无核三原则”、修宪的野心。
再如美日安保条约，自1960年美日修订并签署新安保条约以来历经66年，2024年双方针对安保条约进行60多年来最大规模修订，涉及重组驻日美军指挥机构、强化多边合作、联合研发武器装备等，以推动军事同盟关系升级。
在实践中，日本近期的军事动向也十分激进，比如去年美国将“堤丰”中导系统运进日本；美日联合在石垣岛、与那国岛等地部署导弹；日本也实现对菲律宾出口武器；而就在近日，日本政府着手成立国家情报局，自卫队悄悄在熊本部署远程弹道导弹，同时正式从美国接收并部署“战斧”，还在计划从乌克兰购买小型无人机加强防御等等；再加上高市访美期间，美日商讨扩大机密共享、共同生产导弹等等。
但仔细看看这些行动，其背后都有美国在把控方向盘的，换言之美国并没有放任日本彻底脱离同盟框架暴冲。
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美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日本？
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可控的盟友，更不是一个具备完全独立自主的日本。美国将美日同盟作为美国参与亚太事务的基石，巩固美日同盟不仅具有双边意义，还对其他亚洲盟国有示范效应。所以，美国不会轻易放开日本这个抓手。
但就像前面提到的日本对美国存在一种困境，其实美国对日本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同盟困境”：一方面美国并不想完全被日本拖入一场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地区冲突，另一方面它又担心如果为了避免卷入而态度暧昧，会导致日本及其他盟友“离心离德”。
所以，随着自身国内事务、战略需求的变化，美国会给予日本一定支持力和宽松度，但是有限的；因为美国要确保日本不会因此有过多幻想，不会因为因美国支持而有恃无恐、甚至脱轨，因此它也会在日本有越线嫌疑的时候进行敲打和遏制——当然，这种遏制是双重的，对日本及其冲突方都会有所打压。
就像我一开始提到的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的那份报告，不论现在外界怎么嘲笑白宫的混乱无序，但像这样的报告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美国官方的态度，它选择在高市访美这样的关键节点发布，并直接对高市涉台答辩作出明确定性，其实就是美国在对日释放强烈信号，我想日方看到这一场景时，私下恐怕后背发凉吧。
对日本来说，同盟的本质在于确定性的获得；但现在日本面对的是特朗普2.0时代，是一个朝令夕改、变化无常的美国，不确定性才是新常态；而这恰恰与同盟的本质相悖。因此，它自然会去寻求新的确定性，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高市早苗则是想通过某种对特朗普本人的“忠诚度测试”来再次确认美国的承诺。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日本内生的“战略自主”冲动，只不过对它的重大考验是，如何在这种地缘政治大变局之下来思考真正的战略自主。
观察者网：关于美日的战略意图，近来国内讨论很多，可谓众说纷纭。尤其是去年特朗普政府发布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透露出战略撤退的信息、想重回西半球的势力范围等，又尤其特朗普本人在中美釜山会谈前提出“G2”“大交易”等说法，给了外界很多遐想；但同时，美国仍高度重视在印太的影响力，尤其是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于是一定程度上通过盟友“外包”来转嫁责任，在东亚最有力的显然是日本，而日本也积极回应，活跃于区域小多边组织等等。
出于这些因素的叠加考虑，有一部声音认为这是美国在新的战略调整下给日本“松绑”，作为自己在东亚/印太的“代理人”，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分析和推论？
张云：美国由于自身的战略调整，在美日同盟框架下对日作出相应的战略调整，这是确实存在的。但这种调整是有限的，本质上美国要的是可控的盟友，是监控管理下的同盟关系，不是日本的完全独立自主。反之，如果彻底为日本松绑，其实也意味着美日同盟解体的开始。
美国对美日同盟管理是有“红线”的。举个最直接的例子，日本修宪。今年初，高市早苗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自民党大胜，一举拿下众议院近3/4议席，跨过修宪门槛；随后，高市内阁提出将切实推动修宪进程，至少在国会、社会取得一定的共识。
但是，美国对日本修宪一事有极高警惕。现行日本和平宪法是战后美国给日本制定的宪法，如果日本要改，某种意义上是修改美国为日本设定的战后制度框架，美国不会轻易让日本越过红线。前面提过，和平宪法是美日同盟的三大支柱之一，日本修宪可以说是美日同盟的一个测试点。不知大家是否有印象，就在自民党席卷众议院席次后，美国媒体的报道中第一时间提及这意味着日本修宪跨过了众议院门槛，可见这件事不仅是中国警惕，美国同样也是警惕的。
也正如这次美国国家情报总局的报告中所提及的日本、台海问题，就是对日本政府最明确的信号释放——我才是美日同盟的掌舵者，你不要冲到我的前面，调子不要起得比我还高。
观察者网：换言之，这是不是日本这些年来的自我定位或者说自我认知出了问题？从安倍晋三时期，日本借助美国亚太政策变动来追求正常国家化，更多体现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到岸田文雄时期，日本加入基于价值观的“阵营划分”；尤其到高市早苗，她从去年9月竞选自民党总裁起，便高喊“Japan is back”——虽然我们也不知道要回到哪里，但字里行间想要追求大国地位、发挥大国影响力的想法体现得非常明显。
我记得您曾专门著书讨论中美日之间的认知问题，正好借此想问您，日本究竟是怎么定位自己的？正如您所说的“认知与误认知”，日本到底怎么定位自己？
张云：确实，我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专注研究国际关系中的认知和误认知理论，也是一直以认知这个学理视角分析中美日关系。当时无论学术界，政策界和言论界对认知关注还很少。我在2016年的时候出版了《可控的紧张：中日美之间的认知与误认知》这本书，最近这本书还重印了。近些年来，认知已经越来越多进入到中国对外政策话语体系和领导人讲话中。这可能也说明现在研究界、政策界对国际关系中的认知中国家的自我认知与相互认知有了更大的关注。
回到你的问题，说到底，日本要思考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日本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也就是日本的自我认知问题。
我此前曾写过文章论述过当前日本主流的几种自我定位，但要注意，这些自我认知同时也是基于外部关系来认知自我。就我的观察和总结，日本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存在着三种主要思维，即“桥头堡”“沟通桥”以及“急先锋”。
从2017年至2020年初，中日关系曾短暂出现“小阳春”，然而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时，当时还是特朗普1.0时期，美国政府采取全面敌视中国的政策；同时在所谓“中美新冷战”论调的影响下，2020年下半年中日关系出现大幅漂流和后退，日本在中美日关系中的定位也随之出现“战略思维漂流”。
到2020年夏天前，主要有两种思路。第一种认为中美已经进入“新冷战”，而且“新冷战”会一直持续下去，甚至不排除热战可能，而日本从地缘上处于“新冷战”的最前线，必须自我定位为“新冷战桥头堡”。当他们以这种战略认知为基础来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那么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就要分清敌友，立场坚定，要在台湾、南海、经贸等领域全面配合美国的对华大战略。
这种立场其实是符合美国的需求，也正是美国希望日本做的事。
第二种则认为中美有滑向长期对抗的“新冷战”危险，日本作为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盟国，不可能不卷入其中；但这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所以日本要发挥自身优势，保持和中美沟通的渠道，做“防止新冷战的沟通桥”。
这一点在2019年大阪G20峰会上体现得比较明显，当时中美领导人在大阪举行会谈，安倍晋三期望日本能在中美之间做些沟通工作；而且当时在中日关系层面，中方口头上释出2020年领导人有望访日的消息。然而，2020年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向彻底扭转了这个进程。
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第三种思维“新冷战的急先锋”崭露头角，且迅速上升。
这股新势力的主要逻辑是拜登政府从阿富汗仓皇撤退，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矛盾丛生，一个弱势的美国总统、一个“疲倦的霸权”，自然无力单独负担维护国际秩序的重任，那么至少在亚洲，这一使命就落在日本身上。因为日本政治社会相对稳定，仍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一个相对变弱的美国可以让日本在同盟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和主动性，可以主动设定同盟日程，实现战略自主，甚至能在一些方面引领美国，增强日本的国际存在感。于是，在实践中，也就出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一系列军事政策松动。
第三种思维，其实是将变局视为日本“赌国运”的战略机遇期，它对前两者构成冲击，尤其是对“沟通桥”的挤压。
以上三种定位是日本国内相对主流的想法。那么从后来的形势发展来看，“急先锋”显然占据了上风，而且裹挟着日本民粹主义思潮，急速占据社会舆论中心。我们当前看到高市的一些言行，一定程度上是日本从“随美制华”向“导美制华”的试探。但这种试探是否成功，我想最近美国官方报告是个观察点，后续的变动值得观察。
观察者网：日本选择“桥头堡”或“急先锋”的自我定位，对周边国家来说是极大的预警，特别对中国，我们应怎么看待处理这一问题？
谈到这里，如果站在更远一点的时间坐标来看，东亚/东北亚局势某种程度上滑向冲突的方向、甚至类似“代理人战争”的方向，俄乌战争是不是一个关键节点？讽刺的是，东亚及东北亚地缘政治形势的转变或恶化，以日本的战略选择来看，似乎是一种自我预言和自我实现？
张云：俄乌战争更多的是催化剂作用。它当然对东亚地缘局势造成了重要影响，但局势本身的变化是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后期中美关系恶化开始的。
日本国内对“中美新冷战”的形势判断，到2021年末安倍晋三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这一论调对中日关系的震动非常大，再到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岸田文雄喊出“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的口号，并主动将北约势力引入亚洲，可以说中日关系进入自由落体式的下降通道。
然而，现实就是这么反讽。当你自认为做出进攻性防御时，必然也会遭遇同样的反弹力道，这种相互作用恰恰推动着局势朝向自我预言的方向发展，拉升东亚紧张局势。
我觉得这本质上反映出日本对中美关系、对百年变局大时代的想象力上的“认知贫瘠”。
观察者网：您能否展开讲讲日本的这种认知“贫瘠”？这倒是让人想起您之前专门研究的中、美、日三者间的动态变化，对于美日、中日等双边关系的联动影响，谈中日关系，背后有美国因素；谈美日关系，又不能逃脱中国因素；同时日本又是怎么来看待中美关系的变化呢？去年日经新闻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大意“中美合流，是日本的噩梦”，这句话是不是比较准确地描摹了当下日本的心理？这种“认知与误认知”是如何影响相互关系、乃至地区秩序的？
张云：日本对中美关系的认知，总是围绕着“新冷战”、“中美竞争”这类词眼展开，但事实上中美竞合的复杂度和多维性远远超出日本的想象。
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中美经贸谈判刚刚结束在巴黎的会谈，全世界经济体中唯一与特朗普新关税政策相抗衡的就是中国；如今中美经贸谈判已进行到第六轮，每一轮都是在第三地举行，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地位是对等的，而且每一轮会谈都有非常实质性的内容与进展，某种程度上是在搭建未来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反观日本，日本经济产业相赤泽亮每次都跑到华盛顿与美方经贸谈判团队会谈，以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以及其他附加条件换取美国的关税降低。
再比如，特朗普对访华和中美关系有着很高期待，但如今伊朗战事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速战速决，同时俄乌谈判也陷入僵局，多线作战让特朗普政府面临国内多重压力。上周，特朗普提出因伊朗战事，当前需要留在白宫，因此推迟访华；其实，特朗普押后访华对中国来说是利大于弊，让中国有了一定回旋余地，而且未来美国可能会在两方面“有求于中国”，一是经贸合作，稳定美国国内经济，为中期选举做准备，二是伊朗局势上也存在合作空间，2023年沙特和伊朗复交就是在北京斡旋下达成的，说明中国与伊朗之间有良好的沟通渠道，这可能为今后调解美伊战事存在可能性。
像这些中美之间的合作可能性，是日本插不上手的。但反过来讲，其实恰恰是日本自己放弃了居中调解的可能性。安倍时期，曾经和伊朗建立起了特殊的沟通渠道，他本人也在2019年访问伊朗，但这些年因为日本自身的战略调整，一面倒向美国，坚定站队，加入所谓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同盟阵营，将俄罗斯、伊朗、朝鲜、甚至包括中国等国完全摆到对立面，彻底丢掉了过去建立起来的外交关系。
试想，安倍时期推动“地球仪外交”，日俄关系缓和，双方曾推动解决北方四岛等领土问题，但如今日俄之间没有任何往来，甚至敌意高筑。朝鲜就更不必说了。中国作为日本最大的邻国，如今两国关系也陷入冰点。环顾四周，日本把自己的战略道路越走越窄了，使得周围地缘政治环境完全恶化——除了尹锡悦时期与韩国的关系稍微好点之外，其他没有一个关系是好的。
日本所谓的“战略自主”抑或“大国定位”不应该建立在中美的基础之上，更不应该建立在牺牲中日关系的基础上：当中美关系变差的时候，想要从中得利，当中美关系走近的时候，就想挑拨离间，但这恰恰相当于把日本自身当成了中美关系的附庸品。
白宫公布的高市本次访美照片
中日关系的发展应该有自己的内生性，要在排除第三方干扰的基础上。很简单，回到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其中清楚写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1978年，中日又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再次确认了上述原则。
当然，美国的不确定性让日本始终有遭遇“第二次尼克松冲击”（1972年尼克松政府的中国政策大转弯是到了最后一刻才通知日本）的担忧。尤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上台以来，对华相关表态留给外界遐想空间，而如今又深陷麻烦，也许还希望中方发挥作用。所以，日本对美国也是心怀警惕的。
反之，美国对日本也是如此。当然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特朗普对高市早苗的支持，在她担任日本首相5个月时间内实现互访，又在众议院大选前力挺高市，敲定访美日程等等，都是对高市的力挺态度。但同时，美国对日本也是留了一手的，就像这次日美首脑会谈中，特朗普会用“珍珠港”来直接反击日本记者的提问，其实也是在提醒日本，美国没有忘记珍珠港事变，对美国来讲这是其本土首次遭到外部入侵，并促使美国直接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历史记忆对美国而言是难以消逝的。
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最近反复强调要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野心，这也不是一句空喊的口号，而是有实质性内容和关切的。中美在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上是有一定共识的。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去年恰逢二战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高市早苗国会涉台答辩后举行的中美元首电话会晤中，特朗普特别强调中国当年为二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美方理解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中国领导人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当前更应该共同维护好二战胜利成果。
而由此讲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日本对自己的认知、对局势的战略认知出问题了。
为什么日本的历史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从国际关系角度而言，是日本对战后两种不同国际秩序的认知出现了错误与混淆，即“1945年旧金山体制”与“1951年旧金山体制”之间的历史认知斗争。
两个“旧金山体制”会议的举办地都在美国旧金山歌剧院。“1945年旧金山体制”是以《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宣言》《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为基础，奠定了以国际法基础和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但“1945年旧金山体制”的确立过程中，日本没有出席，因为它作为二战发起者及战败者，1945年10月还处于被占领状态。
六年以后，1951年9月8日上午，美国主导的“对日和平条约”（《旧金山和约》）签字仪式举行，日本与48个国家签署和约，但中国没有被邀请，朝鲜没有参与，苏联拒绝签字。当天下午，美日又签署《美日安全保障条约》；随后以此为模板，美菲、美澳新、韩国、台湾地区的蒋介石政权等双边军事同盟关系也建立起来。“1951年旧金山体制”由《旧金山和约》《美日安保条约》以及上述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条约构成。
这个体制本质上是美国出于冷战利益所催生的，不仅使其在东亚获得大量军事基地和驻军权，更是在历史认知和战后东亚国际秩序认知上，造成了长远的恶劣影响。日本战后国际秩序的认知源头就是建立在“1951年旧金山体制”之上。
而这正是如今东亚地区各种新旧历史问题环环相扣、纠缠在一起难以解决的症结之一。
新时代之下，日本始终要回答这几个问题：怎么认知自我，怎么认知中国，怎么认知美国，怎么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日本怎么办？很显然，日本已经站在自我战略定位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