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 ，作者：Felicia，编辑：谭山山
一个70岁的农妇，10年前开始画画，5年前着笔写下自己的人生故事——肖大妹的人生转折点不是得了小红书文学奖，而是当她决定寻找自己的“语言”之时。
女儿王坪认为，妈妈不只是“被苦难压垮的农妇”，而是在困境中艰难地、笨拙地凿开一道光的女人。
《极限女性》第三季第2期，我们前往全州石塘镇，与肖大妹一家人聊了聊。他们自称一家子“文学精神病”。我们不打算“浪漫化”或“苦难化”肖大妹的故事，而是希望忠实呈现一个普通女性在个人际遇与家庭关系中，如何被艺术“照亮”的复杂过程，其中，也不乏爱的局限与伤害。
这个小小的家庭，折射的是关于生命韧性、代际救赎、底层书写与乡土变迁的叙事。
如果要给自己的生命线标注至暗时刻，肖大妹也许会选2015年。那一年，她60岁，常年劳作的身体发出警示，血压飙升到180，同时查出高血脂和冠心病。就在第二年，她亲爱的小兄弟（肖顺生）因一场车祸去世。死亡的阴影再一次笼罩这个家庭。
女儿王坪说，石塘镇就是妈妈的世界。在这个广西桂北的圩镇，每逢赶集日仍能看见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场景，似乎几十年来没有变过。人们来来去去，在这个镇子上出现又离开，留下的大多是老人。
肖大妹在这里出生、上学、耕作、劳动、结婚、生育、拉扯大两个家庭（娘家和自家）的孩子，做了一辈子农妇，在街上卖了20年豆腐。
在这里，五里八乡的死亡几乎都能被听见。每逢家中老人去世，人们会在门前燃放鞭炮。鞭炮声响得越久，代表子孙越孝顺。随后，亲戚和村民会来到家中，隆重的葬礼开始了。每一场葬礼，几乎都伤筋动骨。
从童年起，王坪就恐惧父母的死亡。她从小就注意到，同班同学的家长，只有自己父母的头发是花白的。她出生时，妈妈37岁，爸爸41岁。等她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到上海工作时，父母已经是老人。
王坪19岁刚考上国美时，一家人在豆腐摊前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某一天，肖大妹对女儿说：“如果我和你爸爸死了，就把我们的骨灰撒到海里。”妈妈再一次提到了死亡，王坪的心情很复杂，“其实我已经很害怕了，她还老是提”。她当时也不明白，为什么一辈子活在土地上的妈妈会想把骨灰撒到从没见过的大海。
肖大妹解释，当她想到他们死后，身材娇小的女儿要孤身一人操办昂贵又繁复的葬礼，她就难受。她宁愿自己的骨灰被撒进海里，“我在海里随着水漂，漂到哪就算哪，然后看看世界。”
小弟去世后的日子，肖大妹坐在屋里，似乎变得更沉默了。小弟排行第五，比她小12岁。她仿佛是小弟的第二个母亲，看护着他长大。在肖大妹苦苦支撑娘家的生计时，有机会考上大学的小弟决定放弃学业，外出打工帮补家用。肖大妹认为，小弟是最了解自己的人，是自己的精神支柱，而她在这世上最亲的人，已经不剩几个了。随着小弟去世，肖大妹身体里的一部分，连同某种对大家庭的愿景，同时消逝了。
再活一次
王坪对妈妈的状况感到害怕。以前妈妈的心总是放在做豆腐上：半夜开始磨豆腐，白天在集市上卖豆腐，常常只睡两小时，一整天忙得后脚跟不沾地，只能边卖豆腐边打瞌睡，饭吃到嘴里也不知道什么滋味。卖豆腐的钱，用来供养女儿上学、艺考。不磨豆腐时，妈妈的心放在小舅舅和她身上，“但就是不放在自己的肚子里”。王坪说，“以前那一辈的妇女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辈子都为别人活。”
小舅舅去世后，妈妈又想到死这件事。王坪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帮妈妈建立一种精神生活”这一条路。
在石塘镇的街道上，肖大妹卖了20年豆腐。（受访者供图）
王坪记得，2017年前后，她在上海上班时，妈妈突然给她发来一张照片——妈妈在降压药纸盒的背面画了蝴蝶、螳螂。王坪从小就展现了某种绘画天赋，后来她成了镇子上罕见的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生，而妈妈的天赋在62岁才被发现。
王坪买来各种画材，建议妈妈先从院子里的花花草草、田里的作物和昆虫画起。她希望妈妈观察具体的事物。她想着，当妈妈把心思放在颜色、细节上，烦恼就没有空间生长。
肖大妹对自己的绘画技巧总是不自信。一辈子种田、做家务，磨豆腐磨了20年，她没学过美术，不懂得透视法，她觉得自己画画如同孩子一般。女儿却不认可妈妈的自我贬低，觉得妈妈有科班生没有的灵气。而肖大妹觉得女儿夸大其词，只为哄她开心。
肖大妹先从植物画起。（图/新周刊）
肖大妹擅长画树。她了解那些树的姿态，树就像在她的记忆里活了大半辈子，终于长到了纸上和墙上。多年前她在林场劳作，负责的就是种树、培土。这些生命历程成为她画画的养分。后来，出版人陈凌云成为这个家庭特别的朋友，他特意到肖家村看过，“一到村子里，我就看到了肖大妹画里的树。”
女儿从没想过教妈妈绘画技巧。她告诉妈妈，只要你了解要描绘的对象，你想怎么下笔，就怎么下笔。妈妈摸索着画画的风格，也重新梳理自己。
肖大妹开始画人，画起了“自噶儿的一生”。一个农村老妇的故事有什么好讲的呢？是女儿向她发起了这份邀约：我想了解你一生的故事。这个念头，成为妈妈脑海里的故事的种子。
肖大妹想起了自己早逝的姆妈（当地方言“妈妈”之意）。她对姆妈的复杂感情中，有怀念，有愧疚，也有惋惜，她好像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自己的姆妈。如果能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也许女儿就不会有同样的遗憾。于是，她一边写，一边画，将自己的一生写成了非虚构作品——她从自己来到世界的那一刻说起，“在奶奶的用心呵护和姆妈的细心照料，以及棕丝帽的伪装下，我躲过七朝鬼的魔爪，成功地活过了七天，活过了满月”。
肖大妹有讲故事的天赋。她小时候，冬天农闲时，村里人会聚在火塘边听她父亲讲故事。父亲不认识几个字，却能活灵活现地讲《三国演义》《杨家将》，估计有一半是自己想象、改编的。那便是肖大妹最原始的故事记忆。王坪觉得母亲拥有图像思维，能生动地还原多年以前记忆里的画面。
就这么写写画画，肖大妹的故事如今讲到她三十多岁的阶段，人生细节一一在她的自传中显现。她写一位农村妇人的生活之苦，也以一种朴素的视角写她见过的人、事、物。她不抱怨，也不评判，原原本本地记录，如其所是。
女儿将妈妈的画作和文字整理出来，在社交平台发布。越来越多人——特别是年轻女性——出现在肖大妹人生故事的评论区。王坪发现，“有很多人说我妈很有生命力，这也是那个时代贫下中农身上一种健朗的东西，恰好给当下（自称）‘微死’的年轻人一点活人感”。
如今，70岁的肖大妹不再需要靠耕作养活家庭，但劳动已经成为她的生活方式。离家不过几百米处，肖大妹有一块小田地，每天她都会来打理、照料。这块田里种植的作物有点随心所欲，都是肖大妹和王坪喜欢的。初春，田里有一半种了麦子。但这么几垄，收获的麦子似乎也吃不了几顿。别人跟她开玩笑：“你看见鬼了？（麦子）种出来喂鸟？”肖大妹回答：“你没吃过纯麦的包子和馒头，那才真正叫麦香呢。”一家人早餐时常吃的粑粑，也是用那块田里种出来的䅟子做的。2月中旬，田里种着豌豆、芦笋、菠菜、生菜、当地特产的菜薹，还有肖大妹从别处找来、种下的蒲公英和黄精等，研究养生也是她的嗜好。茶花和梅花则是王坪种的。
肖大妹在自己的菜地中。（图/新周刊）
生命力不是兀然长出来的。在肖大妹的漫长一生中，死亡的念头好几次闯入她的脑海。女儿分析自己的妈妈：“活着这件事对她来说是痛苦的，又时时有死亡焦虑。”
可妈妈写着、画着自己的记忆，很多负面情绪得到释放，她被人们看见、认可，又得了奖，开始觉得“自己那点学也不算白上”。
女儿也发现妈妈肉眼可见地变得快乐，“不再觉得自己很快就要死，也没那么想死了，会更注意身体，有了自己想做的、有价值的事”。肖大妹现在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是徒步快走，一走就是五六公里，走到辽阔的田野中，这是她为保持身体健康所制定的“政策”。
肖大妹说，这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她写道：
“日复一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种田和一日三餐的家务活上。不过，此后余生，我想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写作和绘画中。我估算不到人生的终点是哪一刻，我要在有限的生命里，把我的自传写完、画完，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王坪目睹了这一转变的发生。妈妈画画是为了什么？“为了弥补不了解母亲的愧疚，为女儿留下不被遗忘的生命痕迹……其实终极目的是在寻找‘我曾如何活过’”。
一家文学“精神病”
在石塘镇，这个三口之家看起来有些奇怪。妈妈肖大妹、爸爸王长生、女儿王坪，身材都不高，都是内向的人，不怎么爱和人打交道，整天待在屋子里写写画画。“可能镇上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我们孤僻吧，觉得这家人讲不定有点精神问题……”肖大妹记录道。
变化发生在去年年末。肖大妹获得小红书文学节“身边写作大赛”的评委大奖，王长生的文章也入选了非竞赛单元。这事上了当地和全国的新闻。乡民对他们说：“一直晓不得你们在搞啥名堂，原来做起桩大事。”
一家三口在小红书文学节。（受访者供图）
走进小巷，拐过两三个弯，就能看到这家人藏在街巷深处的小白房。那是一座和镇上的房子不太一样的自建房，明显被精心打理过，植物在这里疯长。
金银花藤蔓从二楼的小阳台往下蔓延，门前有一株杜鹃，还有一棵比人还高的野灌木——是王坪从别处带来的种子，但她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植物，长出来了，就随它自己长着。屋檐下挂着名叫“家旺”的八哥的鸟笼。家旺是女儿送给妈妈的宠物。
院子里至少有200种植物。有五六年，一种叫缝叶莺的小鸟在这里安家，它们将叶片缝缀成精巧的鸟巢。后来他们才知道，这种鸟的寿命只有两三年。缝叶莺好几年春天回来，把这里当成它们世世代代的家。
临近春节，小白房的门上贴了春联，是王长生编撰、王坪亲笔写的。玻璃窗上贴了雅致的窗花，有玫瑰、猫咪，还有各种作物的纹样。王坪说，小舅舅去世后，过年时总觉得家里有些冷清，她需要以一点仪式感为这个家增加鲜活的气息。
左：临近春节，肖大妹的家贴好了对联和窗花；右：肖大妹与八哥“家旺”。（受访者供图）
这个家是肖大妹和王长生一砖一瓦亲手建起来的。从一座小平房，变成了三层带院子的小白房。一楼是门廊、厨房和肖大妹的房间。她日常就在这里搞创作，墙上挂着她的画。
冬天非常冷的时候，一家三口偶尔会围坐在暖炉旁，一起写作。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在各自的房间里创作。近10年，王长生通常待在二楼自己的房间，写一本以自己的人生和石塘镇的变迁为蓝本的小说。和他一起待在楼上的，还有陪他熬过漫长岁月的各种哲学、文学书籍：《海德格尔导论》《资本论》《悲剧的诞生》《百年孤独》《撒旦探戈》……
女儿知道，爸爸被生活反复按进泥里，他选择退到一个只有自己的房间里，重建能安放灵魂的纸上家园。正如他所写，“阅读让我守住了做人最根本的那点清白”。
冬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写作，肖大妹说像是“小鸡啄米”。（受访者供图）
在王坪眼里，妈妈和爸爸都是“朴素、善良”的好人。他们都很爱女儿，却过不到一块儿：想法南辕北辙，彼此有过怨恨，住在一个屋子里，但说不上几句话。
肖大妹是个务实的人。她扎根在土地里，对生存的焦虑、对家庭的责任，使她不自觉地衡量所有选择的现实功能性。
早些年，肖大妹对读书不感兴趣。丈夫酷爱读书，可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又能对具体的生活有什么作用呢？肖大妹想的是家庭的账单，念的是有一所宽敞的房子，“希望客人来了可以有地方喝茶、落脚”。结婚那年她来到王长生家中，惊讶地发现这座老屋的房梁只靠一根木头撑着。第二年一场大雨过后，房梁就塌了。
从12岁起，肖大妹就有失眠症。她的父母掏空积蓄，将5个孩子中的4个送上了高中，希望孩子们识文断字，少吃父母吃过的亏。而代价就是如影随形的关于饥饿的记忆——在饿得睡不着的晚上，肖大妹在学生宿舍里数星星。直到现在，他们的房子变成了漂亮的三层小白房，生活也没以前苦了，肖大妹偶尔还会梦见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
少年时她有些许写作的才能，文章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但成年后的肖大妹没有时间读书，做这些事的心情是在60岁以后才有的。她最喜欢的书是阿城的“三王”系列。
王长生却想到天上看看，他有一个笔名叫“云中子”。王坪认为，自己身上理想主义的那一面，更多源于父亲。
她猜测父亲的失聪是年轻时的抑郁所致。王长生出生时，被算命先生断定他的八字会影响家族气运，因此被父母遗弃。他从小喜欢阅读，在普通的、古老的，以钱、权、势衡量地位的乡土社会，这个身材瘦小、双耳失聪的养子似乎总是格格不入。从生产队出来、进县城工厂工作时，他第一次敲开了图书馆的大门。在书里，他找到了更大的世界，正是这个世界将他稳稳地托住。
失聪也许是一种心理保护机制：那些闲话、攀比、人情世故，他选择“听不见”。直到王长生开始写作，和更多同道交流，他才有了戴助听器的心思。陈凌云在文学节第一次见到王长生时印象深刻：一个白发老先生，从他的书摊上挑走了一本《海德格尔导论》。两人熟悉后，王长生对陈凌云感叹，之前他一直生活在陆地上，去了文学节才发现自己是条鱼，鱼终于回到了水里。
在肖家村，肖大妹属于晚婚的人。她仍然记得一个少女时代的场景：女孩们一起洗澡，一位姑娘来月经，裤裆里是染成一片的黑色血迹，血迹已经干了，梆硬。女孩说，挑片石时她的大腿也“割坏了”。为了逃离高强度的劳作，生产队的一些女孩草草结婚。肖大妹却不愿意。
她觉得婚姻很苦的，她见过太多家庭因为柴米油盐吵闹、打架，因此自杀的女人也多得是。村里人总是讲她的闲话，姆妈曾以喝农药威胁，肖大妹还是拧着不嫁。直到姆妈急病去世，肖大妹自责：如果她答应，姆妈是不是不会这么早去世？34岁那年，她连男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就这么答应了媒人，嫁到了新家。两个大龄男女，就那么“理所应当”地仓促结合了。
写吧，如其所是
两个善良的人，却彼此无法相容。肖大妹至今仍记恨一件往事。王坪小时候，一个住在附近的小孩常年欺负王坪，她总是默默忍受。某天，王长生目睹女儿被欺凌，忍不住给了这孩子一巴掌。这一巴掌给这个家庭造成了震动。所有人都站出来指责王长生：“一个大人怎么可以打孩子呢？这点基本的道理都不懂……”肖大妹也这样认为。
可在从小受欺凌的王长生看来，这是必要的一巴掌——为了让女儿不像他一样，因无人保护而长成怯懦的人。
两人似乎站在家庭观的两端：一个是传统的大家庭愿景，兄友弟恭、以和为贵，当中也许还夹杂着因乡土生存经验而产生的恐惧；另一个则更偏向私人的、紧凑的小家庭主义，将所有情感和资源向独生女儿倾斜。肖大妹认为王长生没有“大局观”，让她很难做人。又因为王长生失聪，大部分的指责和舆论几乎都是她在承受。
王长生的视角完全不同。理想幻灭后，他辗转10年，挖煤淘矿、修路建房，去过许多地方。除了失聪，因为戴着假牙套，他说话也不利索。女儿常常要做爸爸的翻译，她为爸爸解释道：“妈妈一辈子生活在熟人社会，面子和大局对她很重要。而爸爸在外面待过那么多年，晓得人不都是善良的，弱者至少要学会自我保护。他对人更加警惕，也显得人情淡漠些。”
在王长生的认知里，亲戚孩子的欺凌、乡土社会对弱者的冷漠，是比“打孩子”更根本的恶。他无法向妻子解释这种哲学层面的“正义观”，正如他无法向村民解释海德格尔。
女儿王坪23岁时拍摄《每次见面都像是告别》，一家人在涠洲岛上的合照。（受访者供图）
王坪不时劝说妈妈远离那些不在意她感受的人，但妈妈心里还是不舍。因为家里人本来就少，小弟离开后，更所剩无几。
生活艰难、性格不和、观念不同……肖大妹不是没想过离婚。王长生发现她深夜长时间流泪时，曾对她说：“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在这里了，你就走吧。房子和那点田你处理，有啷点钱你拿着，我也出去了，以后自己死在哪里就是哪里。”肖大妹心软了，觉得对方也是个苦命人。对她来说，义气是最重要的——她心中的义气是担当、责任感和善良的结合。
王坪从小就有一种照顾父母情绪的自觉，把自己当成这个家的黏合剂。她从来没怀疑过爸爸妈妈对自己的爱。她对时下流行的对原生家庭的指控有些反感。“孩子责怪自己的父母，可是父母也有自己的父母，大家都不是完人，给的爱也都不完美，把祖宗都怪个遍又有什么用呢？”
在王坪看来，妈妈的困境是结构性的，她顾及“面子”不是虚荣，而是一种生存策略——那是她在村里能否挺直腰杆、在关键时刻得到帮助的保障，以致她变得内向、隐忍，以退让求存续，以自我压抑来换取社群的接纳。
小时候，放学后她都会叽叽呱呱地跟爸爸妈妈讲很多话，打破家中的沉默。直到33岁，她尝试过很多让父母相互理解的方法，到现在，他们依然谁也说服不了谁。
现在王坪已有所释怀，她知道不是所有事情都有完满结局，本来言语和沟通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我后来放过自己了，爸妈有他们自己的命运，我能做的，只是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抱着一丝希望，努力从各方面帮助他们。”
父亲爱读书，比母亲写得更早，王坪先给父亲提供大量书籍，充实他的“闭关房”，鼓励他下笔梳理人生。而鼓励母亲画画、写作，起初是为了帮助她度过“至暗时刻”，也希望她建立起精神生活，不再被周围的评价体系左右。
王坪发现，因为专注于“忙着写写画画”，妈妈烦心的事物自然而然变少了。
肖大妹在阳台上写作。（受访者供图）
在画纸上，肖大妹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在文字里，她可以清算委屈、表达自我。这个新的空间，让她第一次有了“为自己活”的可能性，也让她有底气对女儿说出自己的委屈。王坪认为，妈妈不只是“被苦难压垮的农妇”，还是一个在困境中，艰难地、笨拙地凿开一道光的女人。
这个三口之家，正在以不同的形式书写关于家庭、乡土、时代的故事——肖大妹写着、画着自己的人生，王长生捣鼓着他的自传式小说，王坪记录自己回归土地的行动。如果要为这家人找共性，那便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底层书写。
肖大妹以为丈夫瞧不起自己的画和文字，王长生却对我们说，他认为肖大妹的画甚至比丰子恺的画好：“视觉上也许有点相似，但我认为她（的画）有更质朴的生命力。在内容上丰子恺也没有这样的厚度，一个中国农村老人一生的经历、底层人的生命经验，本来就较少被书写，而底层人的故事本身是很有力量的。”
他们有着各自的人生经验，有着各自的坚持与偏见。妈妈的人生故事，即将写到结婚那一年。当她毫无保留地倾吐一切，她知道，也许有人认为她是对的，也会有人站在丈夫那边。但她表示：“道理任由别人评价去吧。”
一家人在小红书文学节上的合照。王坪写道，“爸妈像是涉过了漫长的寒夜，太阳终于真正出现，他们终于在这世界上舒展了自己”。（受访者供图）
归来的女儿
肖大妹的大名是“肖凤玉”，那是她给自己起的名字。报名上小学时，老师问起她的名字，她回答“肖大妹”；老师又问有没有正式的学名，她脱口而出：“我叫肖凤玉。”那时候，她想起奶奶给她讲的古代千金小姐故事，她们的名字里大多带着“凤”“玉”这些美好的字眼。这也许是肖大妹第一次想象“我是谁”。
出生后，家人、村里人都喊她“大妹”。这个名字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她的生活处境——一个家中排行第二的妹妹，却承担着长姐的职责。无论在娘家还是后来的新家，肖大妹总是把自己当成撑起家庭的第一责任人。
王坪原本的名字是“王平”，父亲给她取名“平”，是期望她平安、平淡、平凡，那是父亲理想幻灭、辗转漂泊后对女儿的祝愿。在两个哥哥夭折后，王坪成了这个家里唯一的孩子。“坪”中的“土”，是妈妈后来给她加上的，因为算命先生说女儿命中缺土。王坪原本有点讨厌这一抔“土”，直到离家多年后生出乡愁，她才发觉自己的人生也许真的必然与土地紧密关联。
王坪的朋友用无人机拍下这片土地的模样。（受访者供图）
年少时的王坪无数次想从石塘镇逃离。这个风雨飘摇的贫弱之家，没有钱，没有权与势，就连人丁也单薄。她早早意识到，他们一家并不算镇子上的“主流”。在资源匮乏的乡土社会，人们总是为一点点利益就大打出手。两三岁的她看着父母与邻居发生冲突，被打得头破血流，吓得坐在门前的阶梯上大哭。
可当她离开小镇，成为“一个从山沟沟里出来的金贵艺术生”，又成为广告行业打工人，她发现她最想念的是离自然很近的那座房子和徒步可至的山水。她的作品拿过一些艺术界、电影界的奖项，师长和朋友们都鼓励她继续做下去，期待她能成为一个职业艺术家或导演。但她发现自己并不适合。
王坪更在意过程中产生的“意义”而不是“结果”。“每次创作，都是因为自己的生命中出现了无法理解、消化或解决的事情，我才会想进行创作探索、思考或行动。作品是我的阶段性‘答案’，而不是‘产品’，但我的答案无法产生商业社会重视的经济价值。”她总希望“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或者说，她一直在想“生命要如何才值得过”。这或许给她的工作带来明显的限制，但另一方面，这是一种罕见的特质。
王坪与肖大妹。（受访者供图）
在王坪迄今的生命中，有三次关于死亡的重要思考，其中一次是关于小舅舅的离去。她记得妈妈跟她说，小舅舅的葬礼，几乎全村人都来了。许多人记着他的恩义，在葬礼上哭泣。小舅舅打过拐、帮助过许多人，人们是诚心纪念他。
在她看来，小舅舅是个自由又广阔的人，去过很多地方，做过很多神奇的工作。他也写文章，比肖大妹早得多。有一段漂泊的日子，他靠稿费度日。王坪和肖大妹都认为，如果不是命运坎坷，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也许已经成为书写者。小舅舅写过很多文章，可大部分在一场和前妻的争吵中付之一炬。
小舅舅死后，王坪打开他的QQ空间，她对其中一篇故事印象很深——开头似乎只是描写一种朴素的日常，小舅舅撞见了熟人。然而故事的开展却超乎想象，牵扯出一段涉及多桩死亡的陈年往事、一句厌女的玩笑话引起的连环复仇。小舅舅平常不会跟家人分享这些让人心惊的见闻或轶事，只是默默地写下来。
小舅舅因在西藏工作时的一场车祸去世。死亡来得非常突然。王坪想，也许那时小舅舅已经对生活失望了。他辗转蹉跎，拼命想抓住所有机遇，好运却不愿垂青。好不容易有一点希望的闪光，又迅速陨灭。
我问王坪：“某种程度上，小舅舅是不是你的自我投射？”王坪回答，也许是的。“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漂泊一生所寻找的到底是什么？”对此，王坪也有很多疑惑。2019年，她列了拍摄计划，把行李打包寄回家，打算拍一部关于小舅舅的长篇作品。王坪通过远程兼职来赚钱支撑她的拍摄计划，也做好了“只要不饿死就继续走（小舅舅走过的路）的准备”。一路上，她看了很多奇幻的山川湖海，在舅舅去世的城市拉萨，她停了下来。
王坪为影片撰写的策划。（由受访者供图）
她想，也许小舅舅和她一样，曾经在这里感觉到某种温暖、某种感召、某种归属感——这里人和人的关系如此简单，有许多纯粹的善意。
在旅程的最后，她发现了一个终极问题——她和小舅舅的困境的本质，就在于“有精神追求的底层人的出路在哪里？”。
何以为“家”？王坪想，除了朴实、善良的人际关系，还需要人和人之间平等联结的精神空间。
由于疫情突然到来，电影被无限期搁置了。王坪还没法理清很多凌乱的想法：关于生存、死亡和意义。她知道，自己和家人、故乡之间矛盾重重——大到人生追求，小到生活方式。但她决定从做出改变开始。她带着“一方土地”的策划书，回到那片曾让她又爱又恨的土地。
“我不想被动接受一种馈赠，而是想主动创造一个我想要的世界——善意的、美好的、人和人之间没有勾心斗角的世界。我想创造这样的可能性。”
理想家园
某种程度上，王坪在妈妈身上的“实验”已经成功了。
以前的肖大妹，总是不自觉地陷入焦虑状态。王坪还在上大学时，曾带着父母去广西北海的涠洲岛看大海。在石塘镇之外的世界，妈妈的焦虑是肉眼可见的。她总是担心别人以异样的眼光观察她，断定她是从山里走出来、没见识的农村妇人；她也害怕迷路，回不了家，晚上睡不好觉，担心民宿会有贼人闯入。
回想这次多年以前的旅行，母女俩一起总结焦虑的成因：肖大妹觉得那时女儿还年轻，不够成熟，她对未知的世界有各种担忧；女儿则发现，母亲的焦虑部分来自不自信。
如今的妈妈，已经脱离了持续焦虑的状态，画画和写作改变了她对自己的价值认知。王坪对此深感满足，认为至少证明了“人在什么时候都是可以改变的”。
王坪和肖大妹在阳台上（图/新周刊）
从前，务实的肖大妹反对女儿选择艺术专业，担忧女儿难以谋生。后来，女儿决定回家，肖大妹也很不理解。但在了解女儿的想法后，妈妈成了强力的后盾，在“为村里的老人找点事做”这件事上，妈妈认为“一定要做下去”。
石塘镇上，满眼都是如同自己父母一般的老人。王坪感叹，他们可能身怀绝技、知晓关于天气和植物的一切，经历过许多精彩瞬间与历史变革，但他们都跟“现代化”没什么关系。有些老人会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或者在屋里空坐着，生命似乎只剩下等待最后时刻的降临。
女儿担忧老人们的精神状态，而妈妈看见的是老人们损耗的身体。在《一街人生》里，肖大妹写到她在集市上撞见多年未见的老姊妹的场景，对方已经被岁月压得弯腰驼背——“唉！年轻时候的父母是‘老投资’。到老了吃得动不得的时候，就是‘老常祸’。像她这样的处境，也是俺农村大多数老年人的版本。我心里堵得慌，也无能为力，无奈地嘱咐一句：‘不管啷哩，尽量保重身体’。”
刚从上海回到石塘镇时，王坪完全找不到门路。妈妈领着王坪到镇上的老年协会，帮她“深入老人内部”。一场演讲后，老人们熟悉了这位“归来的女儿”，为她的想法毫不吝啬地鼓掌。可理想和行动之间仍然颇有差距，写下自己的故事，对于这群老人来说门槛是比较高的。
志同道合的朋友又给她提供了一个办法——大家一起拍电影吧。对老人们来说，“拍石塘镇的电影”“成为演员”是很酷炫的事情，他们一下就来了劲。几位年轻朋友听说了她的计划，也来到了石塘镇上无条件地给予支援。
年轻人、老人一同开会讨论剧本。（由受访者提供）
他们到镇上采风，写了剧本，想以石塘镇的大清潭传说为蓝本拍摄一部本地方言电影。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许多爷爷奶奶告诉她很多她以前未曾知道的故事，让她得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感知这片看似平平无奇的土地。这些故事是老人们所熟知的，却一度被时间淹没，又将随着老人们的离去而渐渐被人遗忘。
王坪认为，他们不只是被动接受变化，而是主动的探索者和创造者。人物和故事都来自老人们的讲述，年轻人们参与组织和改编，如何演绎亦由大家做主。像王坪那样的年轻人，石塘方言讲得不够地道，对自然节律和知识也有匮乏之处，而不少台词是由老人们修改、共创的。
王坪的父母自然是积极参与者。父亲比王坪更熟悉石塘镇的历史，写了剧本的初稿，他领着一群人走到山里，寻找传说的发生地和拍摄场景；母亲则是方言改编组的，也是剧组的得力后勤，为众人供应餐食、道具。他们各自领了一个角色。
一家人在《大清潭传说》拍摄间隙。（受访者供图）
王坪也怀疑过，“为大家建立精神生活”，会不会是她自己的一厢情愿？也许他们想要的就是打打牌、看看电视、刷刷手机，可能他们并不需要精神生活。
但大家的改变都在真实地发生。水生爷爷不再70年如一日地封闭自己，他当着上千人的面表演；王铁伯伯开始在老年会组织文艺活动；年轻朋友抽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做事，他们发现乡土和老人家“是这么有意思”。肖大妹发现，老人们就连吃饭、睡觉都在努力背台词。一个爷爷为了演戏，把酒都戒了，说酒喝太多就会忘词。年轻朋友也会跟王坪说，原来乡土和老人家“是这么有意思”。
王坪觉得，两代人共同开辟一种属于大家的精神空间，这是一种“双向照亮”。年轻人也从老人们那里得到了很多珍贵之物——关于自身根源，比如土地、历史、传统、自然，以及他们惊人的生命力。
王坪觉得，“我们在这个地方创造了另外一种关系。以前的关系，除了血缘关系就是利益关系，而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平等的友谊”。这样的友谊，“是可以弥合代际、城乡、知识阶层与乡土经验之间鸿沟的核心”。
电影首映那一晚，所有人都印象深刻——这是石塘镇上的大事，老老小小都来了，大家围坐在一起，观看自己或乡民演绎的片子。生活似乎变得有意思了。有老人对王坪说：“这么好耍，我都不想死了。”
《大清潭传说》花絮。（由受访者提供）
拍电影花掉了王坪的大部分积蓄——租赁道具、剧组开支，大都由她来掏腰包，父母和朋友也有帮衬。她对“一方土地”项目的未来有些担心，她希望它保持纯粹，但也忧虑它难以持续。她没有办法预知未来的光景，但知道这是自己的心之所向。
她想起自己把“一方土地”计划案发给父亲看时，父亲对她说：“想做的事就去做吧，也许你未必会得到最理想的结果，但是认真做了就一定会有收获，反正我总是无条件支持你的。”那时，王坪还因为父亲表现得不是太兴奋而有些失落，但在父亲的小说里了解他的人生后，她才明白，经历过理想幻灭的父亲看到女儿在同样的年龄段做出相似的选择，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是非常可贵的。
日光落下的时候，王坪在昏暗的房间里说道：“你知道有这么一种植物吗？一片山林被火彻底烧毁之后，等风、雨把温度降下来，埋在深层土壤里的种子们就会慢慢尝试重启生态。这种植物会率先长出来。它们个头小，长不成大树，也活得不会太长，但它们的主要使命就是为了改良土壤、培养初始气候。等它们枯萎之后，会有更多的植物长出来。”
在肖大妹的好几幅画中，总有一座长在树林中的小房子，那好像是她对家园的想象。改建房子时，有一个房间的窗户被封起来，那里的白墙成了天然的画布，肖大妹画了一幅名为《我的理想家园》的壁画。
树林和山水之间，是他们一家人的小房子，这里足够宁静、平和。妈妈肖大妹在喂鸡，女儿王坪在二楼房间里工作，丈夫王长生也有一个位置：他在僻静的松树下悠哉地打着太极。在女儿看来，他们并没有因此就相亲相爱、互相理解，但因为文学和艺术，他们找到了某种共通的、超越日常的认同感。肖大妹还是决定给他留一个位置。
在肖大妹的理想家园愿景里，散步的路上，可以看得到放牛和划桨的人、熟悉的田野，也有从远方前来的汽车，友人可以顺着小路寻到他们的家门前。这座房子跟镇上的其他人家有些距离，但足以让人互相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