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刘军，原文标题：《“科技右翼”的兴起与撕裂的美国 | 年度好书》
硅谷部分精英逐渐转向右翼，并非出于简单的政党偏好，而是“平台资本主义”向“军事—情报复合体”的形态跃迁。硅谷极端右翼表现出明显的“技术波拿巴主义”特征：蔑视平庸的议会民主，渴望通过技术威权来解决文明的迟滞。这不仅是美国内部的撕裂，更是西方自由主义内部关于“民主是否还能驾驭技术”的深刻的自我怀疑。
“科技右翼”的兴起与撕裂的美国
——评《科技共和国：硬实力、软信仰与西方的未来》
一、“反硅谷”的硅谷掌门人
《科技共和国：硬实力、软信念与西方的未来》是一本结合了企业传记、哲学批判和社会宣言的“杂糅性”著作，猛烈抨击了硅谷的“自满文化”，呼吁重塑“科技共和国”——一个硅谷精英与国家紧密融合的治理模式，以应对AI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威胁。该书论点激进，影响深远，被视为硅谷科技右翼思想的代表作。
《科技共和国：硬实力、软信仰与西方的未来》
[美]亚历山大·卡普尼古拉斯·扎米斯卡|著
方舟工作室|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12月
从结构与内容来看，《科技共和国》可以概括为三条相互交织的主线：第一，对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工程师—工业体系的历史性回顾；第二，对硅谷消费导向、平台资本主义模式的系统性批判；第三，对当代人工智能与数据技术时代“国家使命回归”的规范性主张。
卡普和扎米斯卡对科技的国家使命的强调，并非简单的政策转向，而是对二战后期由范内瓦·布什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所倡议、在冷战期间得到强化的自由主义科学—技术政治传统的再次激活。二战后期及冷战时期，美国围绕“自由世界”与“国家安全”的叙事，将技术进步与文明使命紧密捆绑，使工程与科研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被赋予明确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含义。《科技共和国》试图将这一被“硅谷平台资本主义”长期边缘化的传统，重新拉回到美国科技精英的思想核心。卡普强调技术不再是“无尽的前沿”，而是“致命的防线”。这种从“基础研究的线性外溢”到“地缘政治的逆向驱动”的转变，标志着西方科学体制从“好奇心驱动”转向“恐惧驱动”。
卡普的身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他不是硅谷传统意义上的工程师型创业者，也不是典型的风险资本家型科技精英。卡普的最终学位是德国大学的社会理论博士学位，其学术训练集中于欧洲大陆思想传统与社会理论，而非计算机科学或工程学。这一学术出身，使卡普在硅谷高管中显得格外异类。欧美主流媒体将卡普描述为一位“反硅谷的硅谷掌门人”。
2003年，卡普与其同学、硅谷科技右翼的代表人物彼得·蒂尔于2003年共同创立帕兰提尔公司。该公司以为美国国防部、情报机构及盟国军队（如乌克兰）提供数据分析与情报软件而著称，其早期资金来源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旗下的风投机构。2025年公司市值超400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贵公司之一。这一“情报安全”相关背景，使帕兰提尔自创立之初即与美国国家安全体系深度绑定，也塑造了卡普长期以来对“技术—国家—战争能力”关系的结构性理解，构成了《科技共和国》中反复强调的“国家使命优先于消费创新”这一论点的重要的经验基础。
当然，卡普的“反硅谷”姿态，并不意味着对技术资本本身的否定，而是对技术资本应当如何嵌入国家政治结构的重新定位。卡普的相关论述，并未否认资本与私营部门的重要性，而是试图通过强调国家使命，重构技术企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规范性角色，使技术资本不再只是市场主体，而成为国家能力体系的一部分。
作者对冷战时期技术体制的回顾，并非怀旧式的历史叙述，而是具有明确政治意图的制度比较。通过反复强调曼哈顿计划、D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与阿波罗计划，卡普和扎米斯卡试图表明，美国历史上的技术领先，并非来自分散市场主体之间的自发竞争，而是源于国家权力对工程资源的集中配置与战略动员。这一叙事逻辑，实际上是对新自由主义技术治理模式的根本挑战。该著对这一历史经验的再阐释，隐含着技术共和主义（technological republicanism）的规范性立场：技术能力应当被理解为国家公共权力的一部分，而非纯粹的私有资本资产。当然，他们并非主张国家对技术企业的全面控制，而是主张通过制度设计，使工程与技术精英重新承担与“共和国”命运相关的公共责任。
总的来看，该著使读者直接进入美国科技精英内部关于“技术、国家与文明命运”的核心争论。卡普与扎米斯卡以其独特的双重身份——科技企业创始人与严肃的政治思想读者，直面一个关键的问题：当数字技术日益成为国家能力、战争形态与社会治理的核心基础设施，西方国家是否仍具备塑造技术方向的政治意志与制度能力？
二、从“科学共和国”到“科技共和国”：国家能力重构？
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看，《科技共和国》具有明确的现实地缘政治与大国竞争战略的指向，展现了“国家能力”重构的一个思想演化链条：从范内瓦·布什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倡议的制度化的“科学共和国”，到玛丽亚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创业型国家》中揭示的功能化的“创业国家”，再到卡普《科技共和国》中文明战略化的“科技共和国”。这是一个从“科学制度建构”到“创新功能扩展”再到“战略文明整合”的国家能力重塑的过程。这一演变并非简单的理论继承，而是伴随着国际秩序结构变化而发生的国家能力再定义。
1945年，布什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为战后美国确立了一套科技—国家关系的制度蓝图。
布什报告的核心判断是：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源头；国家必须提供持续、稳定的公共财政支持；科学共同体应保持自治；创新遵循“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扩散”的线性模型。这一制度安排催生了战后美国的科研体系，并奠定了后来国家科技优势的组织基础。
在布什报告的框架中，国家能力的来源不是行政命令，而是制度化的科研供给。国家通过支持科学，而非直接干预市场，间接获得战略优势。这种模式之所以成立，有其历史前提：美国在工业与财政上拥有压倒性优势；冷战初期科技竞争具有高度国家动员的特征；科研共同体与国家目标之间存在高度一致性。可以说，布什报告构想了一个“科学共和国”——一个以科研制度为核心的国家能力结构，奠定了美国国家能力的坚实基础。
进入二十一世纪，全球化与金融资本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结构，逐渐削弱了国家在科技创新与科技产业层面的“主权存在感”。但是，美籍意大利裔学者马祖卡托在《创业型国家》（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这部使她一举成名且不乏批评的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反向命题：国家并非市场失灵的修补者，而是创新的创造者。
马祖卡托通过对DARPA、互联网、医药研发等案例的分析，强调指出：国家承担了最早期、最高风险的投资；私人资本在风险降低后进入；创新链条本身是国家制度塑造的结果。她从理论上进一步扩展了国家能力的内涵：国家角色从“资助者”转向“方向设定者”；科技创新结构从“线性模型”转向“互动网络”；国家能力不再只是提供科研资源，而是主动塑造技术路径与产业结构。马祖卡托提出的这一理论叙事，发生在全球化深化、制造业外移与国家能力被削弱的背景下，是对“去国家化叙事”的理论反击。但在马祖卡托那里，国家能力仍主要以经济增长与产业政策为目标，其问题意识仍然属于政治经济范畴。
在《科技共和国》中，卡普和扎米斯卡提出了国家能力建构的新转向。在他们看来，当今国家能力已经不再只是经济增长的工具，而是关乎国家竞争与文明存续的核心资源。《科技共和国》中的国家能力呈现出三个新特征：技术能力直接嵌入国家安全框架；创新目标与地缘政治竞争相连；国家使命与社会信念被视为技术优势的前提。国家能力从“制度—经济”的层面，跃升到“战略—文明”的层面：布什报告强调的是国家通过科学制度获得能力，马祖卡托强调国家通过创新投资塑造能力，卡普和扎米斯卡则直截了当地召唤国家通过技术主权维系文明生存的能力。
从“科学共和国”到“创业国家”再到“科技共和国”，可以看成是国家能力“理论叙事”的迭代转型。这一转型并非纯粹理论的自洽推演，实则是国际政治经济深层结构变化的反映。
当全球供应链高度整合时，仅凭制度优势与创新前沿，即可支撑优势；但是，当全球供应链碎片化、技术竞争政治化时，国家能力必须重新战略化。而这背后更深层的变化，实则在于“国家—科学关系”的政治化——包括国内政治化与国际政治化——的程度不断上升：在布什的时代，科学具有高度自治性；在马祖卡托那里，国家始终在建构、塑造科技创新结构；到了卡普和扎米斯卡这里，国家能力则直接成为国家战略主权与文明存续的胜负核心。
卡普所追求的“科技共和国”，实质上是试图通过算法建立一种数字化的“政治决断权”。帕兰提尔之类的军事—情报安全复合体公司的更深刻的意义，不在于数据处理，而在于它赋予了主权者在迷雾中“识别敌我”的决断能力。“科技共和国”不再是马祖卡托笔下追求效率的“创业国家”，而是追求“算法主权”的“决断实体”。这种技术与主权的合体，正在消解传统国家的科层制官僚体系，形成新的“硅谷式的主权决策论”。
当然，《科技共和国》并非严格的学术著作，卡普和扎米斯卡的言辞更像是急切的政治宣言，而非严谨的理论建构或切实的政策倡议。该著意在大声提醒西方社会：技术优势并非市场自发秩序的副产品，而是制度、投资与文明信念共同构建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它为当代关于国家能力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也为我们理解科技、产业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启发。
三、硅谷科技右翼兴起与左中右翼撕裂的美国
《科技共和国》于2025年出版后，在欧美左中右翼思想界，引发了高度分化的反应。一方面，该著被视为罕见的来自硅谷内部的系统性自我批判；另一方面，它因对国家安全导向技术发展的公开辩护，而受到自由派、技术伦理与公民自由倡导者的强烈质疑与批判。
欧美左中右翼对于该著的分化评价，再次体现了美国乃至欧洲当代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关键断裂：一端是自由主义技术文化与平台资本主义的制度惯性，另一端是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压力对技术体系重新政治化的结构性推动；一端是公民的宪法权利、经济自由、民主保障，另一端是大国地缘政治经济竞争需要动员的举国体制建构与国家技术资本主义。美国乃至欧洲内部左中右翼的撕裂性的冲突，愈来愈无法调和：左翼左支右绌，右翼步步紧逼，而一度强大的中间派则左右为难，束手无策。
欧美一些研究者将帕兰提尔公司视为硅谷“科技右翼”的核心代表：蒂尔是特朗普支持者，推动“有效加速主义”和国防科技融合，强调技术用于维护美国霸权，对抗中国。左翼媒体如《雅各宾》杂志批判帕兰提尔领导了硅谷从“消费科技”向“致命军事科技”的转型，其CEO卡普公开批评硅谷“觉醒病毒”，并推动与五角大楼的深度整合。
《雅各宾》的批判并未“冤枉”卡普和扎米斯卡。两人在《科技共和国》强化了这一立场：猛烈批评硅谷精英“脱离国家”，专注于“琐碎消费品”（如社交App），而非国家安全。他们呼吁“新曼哈顿项目”——硅谷与政府合作开发军事AI，确保美国技术霸权，防范国际“无伦理约束”的竞争。两人在书中强调“硬实力”（军事AI）与“软信念”（西方价值观）的融合，视硅谷为“科技共和国”的引擎，振臂高呼“重振爱国主义”，保持美国科技产业的绝对威慑优势，推广西方价值观的“精神正义”，以维系西方文明于可见的风雨飘摇之中。
近年来，硅谷从“超自由主义、左倾”转向右翼，是美国政治经济极化、左中右翼共识撕裂的缩影。皮尤研究中心等智库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政治分化自2008年起加剧，硅谷等科技行业放大了这一趋势：硅谷右翼精英不满拜登时代的反垄断、加密管制和AI监管，转向特朗普的去监管、减税政策。这一转向是“科技威权主义”的崛起：科技寡头（如马斯克、蒂尔）推动“积累政权变革”，追求数据提取权，削弱民主监管。
硅谷部分精英逐渐转向右翼，并非出于简单的政党偏好，而是“平台资本主义”向“军事—情报复合体”的形态跃迁。硅谷极端右翼表现出明显的“技术波拿巴主义”特征：蔑视平庸的议会民主，渴望通过技术威权来解决文明的迟滞。这不仅是美国内部的撕裂，更是西方自由主义内部关于“民主是否还能驾驭技术”的深刻的自我怀疑。
左翼研究者强烈批评硅谷右翼的“反觉醒主义”——反对DEI（多样性、公平、包容），支持特朗普的反移民、去监管议程，导致内部撕裂——硅谷领导层右倾（40%支持特朗普），但员工多数左倾（60%），进而引发抗议和辞职潮。中间派警告，AI等科技产业有可能加剧经济分化：硅谷科技巨头获利，普通民众则担忧就业岗位流失和能源成本上升；硅谷右翼推动“芯片战争”和AI外交，忽略发展中国家需求，将加剧全球的政治经济分化、极化与撕裂。右翼支持卡普的观点：硅谷已经失去了爱国主义，需要与国防产业与国家战略融合。
总结来看，硅谷左中右翼的政治极化，很可能长期、持续固化；而美国左中右翼分化撕裂的现状，不仅会影响美国，还将影响乃至重塑全球科技竞争与地缘政治生态。
四、他者之镜：技术竞争与国家能力重构的逻辑与结构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科技共和国》的价值在于作为一面“他者之镜”，帮助我们理解当代技术竞争的制度逻辑与国家能力重构的深层结构，值得批判性地阅读，认真地对话。
该著所体现出的思想转向，表明美国部分政治和科技精英，正试图从思想与制度层面，为一种更具国家战略导向的技术治理模式重建合法性。今后中美技术竞争有可能从单纯的产业与市场竞争，转向关于技术与国家关系的制度模型竞争。随着美国将人工智能、半导体、数据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更紧密地捆绑，中国所面对的国际技术环境将更加政治化、安全化与制度化。
此外，该著将技术竞争明确上升到文明选择的高度，意味着技术路线之争被赋予了制度与价值属性。这一意识形态转向警示我们，中美未来的技术竞争将越来越深地嵌入关于制度与文明优越性的叙事之中。在构建国家能力的道路上，我们如何能够既实现技术突破，又避免落入技术威权与文明对立的窠臼，则是《科技共和国》这面“他者之镜”折射出的富于启示的光芒。
总的来看，在人工智能、数据平台与国家安全深度融合、复杂纠缠的时代，《科技共和国》为理解当代大国科技竞争与国家能力重构，提供了一个颇具现实针对性且富于争议性的文本。该书清晰地显露了“美利坚科技共和国”的底层思想逻辑，揭示了更为广阔的左中右翼撕裂的美国政治经济嬗变的现状及背景，同时也提出了更为根本和终极的问题：当科学技术被彻底“安全化”和“信仰化”，科学是否还会拥有其公共性？卡普笔下的“科技共和国”宣扬的是西方的自救，但是不是也预示了启蒙运动以来“科学无国界”理想的最终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