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PP评论 ，作者：周浩锴（编译），原文标题：《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何行不通？｜IPP编译》
导语：目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承诺”与“战略注意力”之间的落差仍在扩大。一方面，随着对伊军事行动不断升级，特朗普政府已将部分原部署于东北亚的导弹防御资产与海上兵力调往中东，加剧了盟友的不安；另一方面，部分亚太国家正积极拓展与域外国家的防务合作。例如，菲律宾于3月26日与法国签署驻军准入协议，此前菲方已同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达成类似安排。此外，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于22日提议与日本达成一项新的军事合作协议。
史汀生中心杰出研究员罗伯特·D·曼宁指出，美国“重返亚洲”策略正沦为一种徒具形式的“僵尸政策”：表面上，美国仍维持其在亚太的军事存在、盟友体系与对华威慑；实质上，其战略正因全球过度扩张、中东事务牵制、经济支柱缺位以及“美国优先”式的交易主义而日益空洞化。随着盟友加速“去风险化”、中等强国强化对冲安排、亚洲经济整合不断深化，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构想已步入缓慢失效的轨道。
2011年，奥巴马政府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宣示美国将把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以应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此后的历届政府，至少在口头上都承认亚太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区域——直到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上台，将战略重心转向西半球。
这一构想如今还有多少生命力？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亚洲问题专家扎克·库珀（Zack Cooper）已经判定它“寿终正寝”，并在《外交事务》上有力论证了“重返亚洲”战略的失败。美国正把原先部署在亚太的军事资产调离——最显著的例子，是随着对伊战争持续升级，美国将“萨德”和“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从韩国调走，并把驻日的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调往波斯湾——这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自二战后美国成为全球主导性强国以来，华盛顿在追求全球霸权的过程中，始终存在一种长期张力：一方面是既定战略重点的推进，另一方面则是对突发事态牵引的应对。
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实际外交政策，往往都显得更像是一种应激反应，与其说是战略，不如说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打地鼠”游戏。看看特朗普总统如今愈发深陷中东便可见一斑，尽管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宣称：“中东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主导长期规划和日常执行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表面上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存在与政策仍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延续性。无论是前总统拜登，还是特朗普，都强化了美日、美韩等关键同盟关系（尽管这些同盟在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下正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同时扩大并重新部署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制衡中国。特朗普还延续了“AUKUS”防务工业合作倡议。
正如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所说的那样，“以实力求和平”以及“沿‘第一岛链’实施拒止威慑”的设想，再加上联合军演、作战规划和安全磋商的常态化节奏，原本都在按部就班地推进。
同样，尽管特朗普关税政策来势汹汹，美国与亚洲的贸易和投资按绝对规模看仍然强劲：2025年双边贸易额超过1.5万亿美元，2024年双向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1万亿美元。随着亚洲增长更快，美国在其中所占相对比重虽在下降，但这些数字依然极为可观。
然而，整个过程却显得空洞无物。美国构建亚太格局的理念早已消亡，却依然苟延残喘，如同行尸走肉。为何如此？并非是联盟和安全关系网络即将瓦解。中国的现实威胁、强大的官僚惯性以及缺乏可替代美国安全保护伞的选项，共同维系着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使其仍得以勉强运转。未来或许会像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对破产的描述那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渐进的，另一种是突然的。”
随着美国不断收缩、反复无常，其盟友和伙伴开始寻求各种应对机制，漂移迹象也正日渐显现。
日本或许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自二战后结束占领以来，与华盛顿的同盟一直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因此，当冈野正敬（Masataka Okano，曾任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历数特朗普从关税、委内瑞拉到格陵兰的一系列举动，写下自己对美国亲手拆解其所建立秩序的震惊，并呼吁东京“制定新的战略”时，这种警讯就值得高度重视。
呼应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达沃斯的讲话，冈野写道，要适应特朗普塑造出的这个世界，“日本和其他国家必须超越美国，去应对共同关切的问题。”
他并不是个例。近来我与亚洲多位政府内外官员和专家交流时，他们对美国走向所表现出的幻灭感与焦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他们仍然接受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韩国著名战略家、前国家安全顾问千英宇（Chun Yung-woo）就表示，他真正担忧的，是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中没有写出的内容。文件中“没有再次确认延伸威慑承诺”，而且国防战略“给人的印象是，优先考虑第一岛链……而不是像韩国和日本这样的条约盟友的防务”。
这种区别——即使用“保护第一岛链”而不是明确“保卫盟友”的表述——暴露出美国的亚洲政策本质上是从中国问题派生而来，并且始终是透过中国这一棱镜来审视亚洲。特朗普迈向与中国实现“体面和平”的路径，引发地区对“G2”成真的担忧，而这恰恰是他自己也曾炫耀过的；但与此同时，美国若与中国走向对抗，又会激起更深的不安。
从美国盟友的行为方式中，也能看出一种正在抬头的民族主义逻辑。以日本的军力扩张、防务网络构建以及地区角色上升为例：一方面，这满足了美国要求盟友分担负担的诉求，从而强化了同盟；但另一方面，东京在获取远程打击能力、对台湾问题采取强硬立场、国内出现关于核武的议论，以及地区姿态日益强势等方面，也显露出一种独立的民族主义成分。
韩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其战略姿态日益独立，悄然对冲风险，“战略自主”的呼声也在隐约升高。随着美国要求韩国为自身防务承担“主要责任”，首尔一方面加速提升军力，国内对拥有核武器的支持度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又寻求通过核燃料后处理来建造核潜艇，并推动全球关系多元化。整个亚洲都可以看出一种同时对美国和中国进行“去风险化”的趋势。
这并不是亚太再平衡策略已成“行尸走肉”的唯一征兆。回到华盛顿，“美国优先”式交易主义与掠夺性、胁迫性的经济治国术十分鲜明，表现为对盟友和伙伴反复无常地调整关税——即便是像澳大利亚、新加坡这样美国对其享有贸易顺差的国家也不例外——以及通过明显失衡的贸易协议来凸显它们的“附庸”地位。
在中等强国之间，对冲与平衡的行为则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卡尼在达沃斯发表的那场标志性讲话正凸显了这一点。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围绕贸易展开，具体体现在区域性和小多边贸易安排加速发展，以维护规则基础上的贸易秩序，从而对冲特朗普那种反复无常且带有掠夺性的做法。
在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两项、且彼此有所重叠的贸易协定——15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都不包括美国，而这两项机制在过去八年中持续演进。RCEP既涵盖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也涵盖中国；而中国正是美国东亚盟友和伙伴的最大贸易伙伴，尤其不断深化着与东盟的经济和技术联系。至于CPTPP，在美国退出之后由日本接手主导，如今也在持续扩容，英国已加入，印尼和其他数国也在申请入会。此外，近期还出现了欧盟—印度贸易协定，以及欧盟与CPTPP对接的磋商。类似动向不胜枚举。
与此同时，亚洲内部的防务合作网络也在不断加密。其中有不少机制——如AUKUS，以及美日澳菲合作——仍包含美国，但越来越多独立于美国之外的组合也在出现，例如日印、印越、加拿大—菲律宾—东盟，以及印尼—菲律宾—越南海上三角合作等，都显示出这一趋势正在增强。不过，与贸易机制相比，这些防务合作未来对亚太安全架构究竟会产生多大影响，仍有待观察。
特朗普的政策，其实正是美国对这一地区政策“承诺”与“现实”之间长期落差的逻辑终点。美国对亚太的政策从来没有真正达到其自我标榜的高度，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全球利益牵制过多；但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活力以及亚洲作为全球经济重心和军事能力中心的崛起，超过了美国自身的适应能力。
许多人认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未能对中国“夺取”黄岩岛作出回应是一个标志性时刻。此后，中国在其他南海岛屿上建设军事设施，并采取一系列行动，美国大多未作有效回应。与此同时，奥巴马也未能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最终敲定。这项重大贸易协定曾被他称为其“重返亚洲”战略的核心支柱。正如他所言，TPP本将决定由谁来“书写贸易规则”。然而，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特朗普都反对TPP，此后局面便一路下滑。
美国迄今仍未能为其日益单一化、军事化的亚太政策建立起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经济支柱。当中国在亚洲的贸易和投资版图迅速膨胀之际，美国却退出了对全球贸易体系的主导，也放弃了自身作为一个多维度主导性行为体的角色，这是一项代价高昂的失误。
如今，经济与安全安排的内在结构正出现新的变化模式，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之间的纽带正在逐步松弛。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变化很可能仍将是渐进而缓慢的。但世界正处在一个“过渡期”，其不确定性超过二战以来任何一个时期。许多事情——无论是台海局势、韩国和日本走向拥核、美国发生政府内部危机，还是全球金融崩盘——都可能让其真正归于沉寂。
无论特朗普是否在台，推动当前地缘政治走势的结构性趋势大概率都会持续存在：中美竞争、经济与技术民族主义，以及亚洲其他国家（更广义上的中等强国亦然）试图打造各种应对机制，以尽可能扩大对两大强国的自主性。与此同时，亚太地区还将持续承受一种内在张力：一方面，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其中也包括与中国的整合；另一方面，各国又希望美国继续扮演安全保障者的角色，尽管美国自身正不断卸下责任、减少公共产品供给。
而正如美国从东亚抽调高端军事资产去应对“第三次海湾战争”所显示的那样，又一位已经捉襟见肘、口头上宣称“亚洲优先”的美国总统，正被进一步拖入一个动荡不安的中东。当枪声停息时，这场战争留下的将是一个更不稳定的地区：伊朗和黎巴嫩两个伤痕累累、元气大伤的国家，一个仍未解决的由美国主导造成的加沙乱局，以及伊朗、海湾邻国和以色列之间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很难想象，美国能在特朗普剩余任期内、甚至此后不久，从这一地区真正抽身，而这势必继续消耗美国亚太政策所需的资源与战略注意力。
而在这段过渡时期，美国式的自恋与特朗普个人的反复无常，仍在持续侵蚀外界对美国的信赖与信任；与此同时，一个正在被重新接线的世界，也将继续推动这场缓慢展开的转型。
*文章于2026年3月26日发布于《外交政策》杂志，原标题为“The Asia-Pacific Pivot Is a Zombie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