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昆山杜克大学 ，作者：DKU，原文标题：《专于业，行于路 | 我为什么选择心理学》
在昆杜，本科生入学时不需要立即确定专业，可以先自由探索不同领域，直到大二结束前再作出选择。
专业选择从来不是一道非对即错的选择题，它更像一个起点——从这儿出发，带着所学不断碰撞和修正，走出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近日，昆杜学生媒体中心围绕专业选择开展了一系列采访。大家的故事各不相同，却呈现出相似的质地：勇敢、清醒，也带着一点对未知的坦然。
我们并非想寻找某种“标准答案”，也不是要拼出一套成功模板，而是想看看：在那些看似理性的选择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认知、兴趣，甚至是直觉与冲动，让他们走上了今天这条路。
第一位受访者是昆山杜克大学2027届本科生王轶凡。因对现实的观察与自我困惑的追问，他走上了行为科学之路。对他来说，心理学不只是一个专业，更是一种理解他人、认识自己，并重新思考未来工作与生活的方式。
王轶凡去年秋季学期刚从杜克大学交换回来，再过几个月，即将步入大四。
“我在高中就基本确定学心理学了，”他说，“原本我是想学法学的。”
“后来发现，法律在现实中常常会面临很多复杂因素。即便某些涉及公平正义的议题目前已有相对成熟的解决方案，但真正落实起来也并不容易。”他说，“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困扰——哪怕物质条件很好，也未必就会真正感到开心。那时候我就想，随着科技发展，社会进步，很多外部问题都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但人如何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始终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必经之路。”
“而且，我喜欢和人打交道，虽然这并不等同于喜爱社交。”
读懂人心，更看懂自己
人们往往调侃，学心理的人可以更容易洞察人心，王轶凡直接举了个例子。
“比如我在跟你说话，突然想到一个需要回忆的细节，我会把眼睛移开。”他一边说一边演示，眼神飘向窗外，“我需要让眼睛固定到一个信息比较少的地方，才能把认知资源分配到回忆这个细节上。”
然后他转头，目光重新落了回来。
“但如果一个人看着你、盯着你，同时把细节告诉你，那说明他没有调用太多的脑力去回忆——他进行的思考过程比较少。所以我们可能会推断，他是在编，或者说是在撒谎。”
然后他笑起来，露出两颗虎牙，补充道：“但这里面有很多干扰因素。比如，人家可能只是觉得那个地方挺好看的，或者可能早就想好怎么说。”
通过研究、分析某些行为背后的决策动机，再用这些理论去观察他人，甚至调整自己，这听起来既有趣，也让人有些不安。
王轶凡承认，学心理学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点“想太多”的倾向，不可避免地，有了这一套体系后会下意识地用分析替代直觉，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与他人的情感距离，但他并不完全把这看作坏事。
“所以我自己会更小心一点——用学过的理论去对号入座，不是拿来判断人，也不是拿来伪装自己，而是拿来理解。就像我前面提到过的，喜爱和人打交道并非等同于社交，更像一种隐秘的窥探，通过观察他人，反作用于自我觉察，你知道别人为什么会那样做，就能更理解他/她的行为，更跳脱出纯粹的人际交往，从而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人格特质、情绪背后的需求。”
情绪溯源，学会和自己的各种情绪共处，至今也是人们无论选择在哪条路上走都要学习的课题，“正念冥想就是一个很好的缓解方式”。
王轶凡选择这条路，起初只是出于一个务实朴素的想法：希望找到应对日常心理困扰的方法，更好地生活。在他看来，这更像一种最终要回归真实自我的能力。
从课堂出发，认识自己
在昆杜的近三年，王轶凡上了很多课，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两门。
一门是变态心理学（Abnormal Psychology），由神经科学助理教授Chia-Chien(Eric)Chen博士讲授。在这门课上，他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简称“BPD”）。
“BPD的特点是情绪极度不稳定，一天之内波动多次，非常害怕被抛弃，所以也很难进入一段长期的亲密关系中，很多文献把它和厌食症（Anorexia）、抑郁症（Depression）列为三大最顽固的心理疾病。”他边说边在海量的电脑文件中寻找当时写的有关BPD研究的课程论文。
王轶凡的课程论文
“大家通过现在很火的各类人格测试，比如依恋型人格测试（安全、回避、焦虑、恐惧），十六种人格类型（MBTI）或大五人格测试（BIG FIVE），所测出的结果并非无迹可寻的主观感受。你去翻一翻《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TR），其实都可以从心理学视角找到相应的科学理论，然后发现，很多人或多或少都会面临某种心理困扰。”
这门课点燃了他的研究热情，王轶凡提到过一个词“亚临床（sub-clinical）”，他说，这是指那些还没有达到心理疾病诊断标准，但已经影响到生活质量的情绪状态。
“比如你感到焦虑，但焦虑的程度不足以被诊断为焦虑症，然而你的生活已经受到了很大影响。”
他特别在意这个，因为他发现，很多人——包括他自己——都处于这种“不上不下”的状态。
“认知自己太重要了。这不得不提到我在杜克上的另一门专业课PSY 224S：共情与身份认同（Empathy and Identity）。这门课有三个主题：认识论——你如何判断和采信信息；共情——你为什么能理解别人；身份认同——你如何看待自己，以及这种认同如何影响你的行为和看待世界的方式。”
在杜克大学的心理课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每一个主题结束时的大作业，老师会让我们写一篇论文，结合课上所学的理论框架和现实经历论述自己是如何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他说，“我写的时候，每次都会超过老师的字数限制，不仅仅因为学的东西和我的经历紧紧连在一起，还因为我发现这篇论文的诞生过程就是明晰自己的过程。”
他最后在那门课上拿了一个A+。“当时其实没再那么功利地去想成绩了，只觉得这门课的课程设计真正做到了引导学生反思自己个人成长的轨迹和未来发展的方向。”王轶凡回忆。
“读懂自己是人生最难的课题，心理学的课程往往都和日常的困扰相关，如果能从这些学习中真正感觉到这些困惑得到了疏解，那么成绩其实只是这些收获的反映。”
创造意义，不止于疗愈
作为即将升入大四的学生，他自然聊到了心理学未来职业规划。对于这个常被认为就业前景相对有限的专业，王轶凡提到一个词“创造意义（meaning-making）”。
“就是你怎么看待发生的事，怎么给它赋予意义。”他说，“心理学给我的，就是这个能力。”
除了临床心理学（Clinical Psychology），围绕个体困扰、情绪调节、精神健康这些心理健康问题展开专业干预治疗，他还提到了工业与组织心理学（Industrial/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分为两个方向，工业心理学更多关注打工人进入公司前的部分，比如人力资源的工作，招聘、入职考试、面试、入职培训等；而组织心理学则是研究进入公司以后员工的工作体验，比如心理健康、工作压力、职场性骚扰、领导能力、团队合作等。
王轶凡用自己中学时期的经历解答了他想选择这条路的动机：他遇到过两种老师，其中一种风格是“毒性领导力（Toxic leadership）”，用压迫的方式控制学生。
“这种老师会用一些看起来很正确、很容易被合理化的话，让你去怀疑自己很自然的情绪。”王轶凡回忆，“他们的管理方式不是主动去解决你的这些情绪，而是去否定。他们会觉得你产生这些情绪就是有问题的，所以是在解决你，而非解决情绪。”
这种管理方式很常见，领导会用权威让你不得不完成他们要求的事。这不论对工作效率还是对员工或学生的身心健康，都会带来伤害。
另一个例子，是他高中的语文老师，那是另一种风格。
“她会看到你的情绪，让你知道自己在做的事被看见了、被认可了。”他说，“她甚至会主动问你的难点在哪里。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关心’，而是真的想帮你。所以，我高中学语文的状态很好，也不仅仅是学语文，这种正反馈是连带且持续的。”
他举了个例子，谷歌著名的“20%时间”政策，允许员工每周投入20%的工作时间探索个人兴趣项目，结果孕育出了Gmail和谷歌新闻等创新型产品。通过试点和成果分享，企业能激发创新，保留人才，促进跨部门合作。看似落脚点仍旧是企业未来发展，但员工的心理健康和工作状态也因此是正向的。员工不再只是员工，工作不再只是工作，而是成为个体热忱投入并能从中获得价值感和成长回报的事。
王轶凡的实习经历，也让他看到心理学的更多可能。
大二结束后的暑假，他在北京一家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实习，“人岗匹配”是公司的一个主要项目——把不同性格、能力、领域的人，放到最适合他们的岗位上。
“这个实习让我对组织心理学特别感兴趣。你怎么设计一个组织结构，让一群人既能高效工作，又能开心。这听起来很像在PUA，对吧。”王轶凡笑道，“但是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有自己最适合的地方。”
他坦言，自己发现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或者即便知道自己擅长什么，能做好什么，但是没有这个机会。“为了工作而削足适履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这也是现代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在尝试去避免的。好的组织结构可以让打工人不再是‘牛马’，而是真正有价值感的人，谁都希望能到这样的公司去工作。”
“所以于我而言，选专业的时候，别只看就业，也别只看兴趣，风物长宜放眼量。试着想清楚，你到底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到底擅长什么，想要创造怎样的生活，未来几十年，你愿不愿意每天和这个东西打交道。”
“如果答案是愿意，那就去做。”
他说完，笑了一下，虎牙又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