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欧洲价值 ，作者：叶克飞，编辑：郑大钱
“爸爸，你看这对夫妻都很长寿啊！”儿子和女儿站在一块墓碑前，唤我过去看他们的发现。
那是一块黑色墓碑，造型简洁，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中间有一张二人合影的黑白照片，应该是中年时所拍。丈夫1926年出生，2014年去世，享年88岁，妻子1929年出生，2020年去世，生命定格在91岁。他们相伴的日子，可能很长很长。
并不是每对夫妇都能携手走这么久，几步之外的另一座墓碑，让儿子非常感慨，因为丈夫和妻子的去世时间相差了三十年。
这真是极好的生命教育。走在这样的墓园里，在一块块墓碑前感知和想象逝者的人生和命运，正是一个思考生命的过程。
我们身处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的弥乐谷公墓。当时正是2025年春节期间，我带着孩子在欧洲旅行，途经克罗地亚时，专程探访了这座萨格勒布乃至巴尔干地区规模最大的公墓，超过三十万人安葬于此。
中国人对墓地和出殡场景一向颇为忌讳。记得前些年在贵州旅行，在锦屏县隆里古城偶遇出殡。当地风俗与平时所见不同，送葬队伍十分庞大，足有两三百人之多。前面的队伍敲锣打鼓，仿若仪仗，却又不是那种悲伤的唢呐声，反倒颇为喜庆。
小城只有一条主街，所以游客只能站在路边石阶上等待出殡队伍过去。旁边一对夫妇捂住女儿的眼睛，嘴里说着“不要看，不要看，这些看了不好的。”
为什么“看了不好”？恐怕是怕“沾染晦气”。东方文化给死亡赋予了很大程度的神秘感，也因此多了些禁忌。而西方文化面对死亡则是一种相对开放的态度，生者与逝者并不存在很明显的界限和距离。
我倒是百无禁忌，出行最爱探访墓园。那些安葬了名人的墓园，总能成为行程规划的一部分，比如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就安葬了普鲁斯特、莫里哀和肖邦，还有墓碑上留下无数爱慕者唇印的王尔德。
喜欢逛墓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颜值。欧洲墓园无论大小，都有错落之美，一座座墓碑各不相同，新旧杂陈，诉说着不同岁月。而且墓园不挑天气，如果天公作美，蓝天白云之下，可以清晰看到墓碑上的青苔、小残缺和纹理，那都是岁月的痕迹。即使天气阴沉不佳，墓园的氛围也能配合。
多年前去捷克布拉格高堡公墓，就碰上了相当极端的天气——连对面街道都看不清的大雾。冬季的捷克常常陷入大雾之中，而且是瞬间沉没，可能前一刻还是蓝天，几分钟后就大雾弥漫，当天也是如此。清晨的查理大桥还在蓝天之下，可是走到几百米外那座“跳舞的房子”，伏尔塔瓦河对面的布拉格城堡便已消失在大雾之中。
骤变的天气多少让我有些猝不及防，起码从高堡眺望布拉格老城的愿望已经泡汤。不过我的第一目标并非登高望景，而是高堡公墓，还有埋葬在那里的一连串名字。
身边的伏尔塔瓦河在迷雾中静静流淌，这条自北向南流经布拉格的河流是捷克的母亲河，也是捷克人的内心归属之源。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创作的交响乐《我的祖国》，其中最著名的第二乐章便名为《伏尔塔瓦河》。第一乐章呢？是《维谢格拉德》。
中欧地区有两个维谢格拉德，一个是匈牙利小城，山顶有千年古堡，另一个在布拉格，也就是我的目的地，又称高堡。之所以成为《我的祖国》的第一乐章之名，是因为这座位于布拉格东南郊的城堡是千年古城的起源之地。公元9世纪初，捷克人在伏尔塔瓦河东岸小山上开始建造城堡，并以这座俗称“高堡”的城堡为核心，渐渐形成城市。此后五百年间，普什米斯尔王族的主要官邸一直设于高堡。直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建都布拉格并兴建布拉格城堡后，城市重心随之迁移，高堡才从中心变成市郊。城堡也在岁月侵蚀中饱经沧桑，在胡斯战争中终被焚毁，仅仅留下圣保罗教堂等少数建筑。
一直保留的高堡公墓，是捷克人心目中的圣地之一。捷克民族音乐享誉世界，代表人物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都安葬于此。只可惜名气更大的捷克文学，未将高堡公墓作为依归，《好兵帅克》作者哈谢克、《变形记》作者卡夫卡，还有创作《河畔小城》的赫拉巴尔，都在他处安葬，但在高堡公墓，仍有我想探访的目标——恰佩克。
13世纪便已陆续有人安葬于高堡公墓，起初是最具地位和权力的贵族，1869年起改为先贤祠，安葬音乐家、作家、画家、演员、科学家和建筑家等。当然，周边居住的平民也仍可在此安息，与诸多名人为伴。
谁是高堡公墓里最重要的安葬者？一千个人会有一千种答案，布拉格人给出的答案是德沃夏克。登上高堡时，眼前城墙上有一块指示牌，指引着德沃夏克之墓的方向。
生于1841年、去世于1904年的德沃夏克曾被父亲要求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屠夫，但他冲破家庭阻挠，进入布拉格管风琴学校学习音乐。25岁那年，他进入布拉格歌剧院管弦乐队，当时的乐队指挥正是斯美塔那。
1872年，德沃夏克创作了合唱曲《白山的子孙》，讴歌捷克历史，呼唤捷克人为幸福与自由奋斗。1892年，德沃夏克远赴美国，担任纽约国家音乐学院院长，并创作出世界上最美的交响乐之一——《第九交响曲》，此外，他最经典的作品《ｂ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也在此期间完成。回国后，他创作了杰出歌剧《水仙女》，剧中咏叹调《月亮颂》更是传世经典。
德沃夏克以捷克民族的音乐语言和标准的古典音乐范式，实现了捷克民族音乐的国际化，也因此成为捷克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在高堡公墓中，他的墓碑屹立于文艺复兴风格的回廊中。
立于正门两侧的回廊，是高堡公墓最动人的区域。早期的贵族、主教和富豪多安葬于此，每一个墓碑都奢华耀眼，巨大的墓碑上刻有名字与生平。从回廊侧面望去，雕刻精美的等人高神像各不相同，有的端坐，有的侧身张望，有的做飞天状，也因此有参差错落的美感。
捷克高堡公墓▲
德沃夏克的墓碑简单得多，树状石雕上是一座小小的半身石像。1904年，德沃夏克去世，得到了国葬待遇，从此长眠于此。
相比之下，要找斯美塔那的墓碑，难度就稍大一些。它在墓园最外沿的一个路口处，小小的花岗岩方尖碑，以圣保罗教堂的尖塔为背景，碑上浮雕是斯美塔那的侧面像。
斯美塔那家境殷实，幼年学习音乐。1848年反奥匈帝国革命是其人生转折点，他开始创作民族爱国音乐，即使流亡国外仍矢志不改。在音乐史上，他甚至比贝多芬更坎坷与励志。1874年，他不幸两耳全聋，对于音乐家来说，这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全聋并不意味着安静，斯美塔那两耳全聋后一直受到日夜不休的噪音困扰，他曾自述自己永远置身于一个大瀑布之下。谁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斯美塔那最终住进了疯人院，直至1884年辞世。但他一生中最经典的作品，都在耳聋后完成，包括《我的祖国》。
在斯美塔那墓地的对面，是高堡墓园中最高大的墓碑。墓碑顶部是一位坐姿天使，基座两侧各有一座雕像。它不属于一个人，而是一座万神殿，墓碑和两侧墙身上刻着五十多位艺术家的名字。
我想寻找的卡雷尔·恰佩克之墓，隐于一排墓地之中，并不起眼，害我找了半天。墓地规格不大，但样子有趣。墓碑是一支笔的形状，又有点像火箭，墓碑前的大理石雕成书本样式，书页上刻着卡雷尔·恰佩克的名字和生卒年。有笔有火箭有书，恰恰契合恰佩克的身份——剧作家和科幻文学家。
在群星璀璨的捷克文学史上，恰佩克虽有世界声誉，仍算不上最顶尖的人物，但却因极具想象力的科幻与童话故事而被一代代捷克人所熟知。
1920年，恰佩克创作了剧本《万能机器人》，是科幻文学的经典。在这部作品中，罗素姆研制出一种机器人，被资本家大批制造充当劳动，但当机器人越来越多，人类也面临末日……
这部轰动欧洲的剧本让“robot”一词通行欧洲，之后更通用于世界，也就是“机器人”。恰佩克曾说过：“我担心人会变成机器，而机器又会具有人的头脑。”
在人工智能时代，恰佩克就像一个预言家。这是否会是人类犯下的又一个错，答案只能交给时间。而在此之前，人类已经犯过太多错，比如战争。
两次世界大战让人类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惨痛，当硝烟散尽，唯有墓地无声诉说着这一切。
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战墓地，是比利时伊珀尔的英军公墓。伊珀尔曾是一战最重要的战场之一，协约国军队与德军在这里进行了三场大战。战事也成为新武器和新技术的试验场，1915年4月22日，德军在伊珀尔战场上施放了18万公斤氯气。这是世界战争史上首次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
如今的伊珀尔，古朴而明朗，只有城中偶然可见的纪念碑，记录着旧时岁月。但数字足以说明战争残酷：第一次伊珀尔战役于1914年10月下旬打响，德军伤亡13万人，协约国军队损失10余万人。1915年4月22日爆发的第二次伊珀尔战役，也就是德军掀起毒气战之役，英军损失6万人，法军损失1万人，德军伤亡3.5万人。1917年7月展开的第三次伊珀尔战役，最终造成英军伤亡30万人，法军伤亡8000多人；德军损失约27万人。
伊珀尔开启了毒气战的魔盒，整个一战期间，双方使用了45种以上的毒气，共计11.3万吨，中毒总人数达130多万人，死亡9万人。有鉴于此，1925年，国联在日内瓦签署协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化学及细菌性武器。
伊珀尔一带保留着大量英军公墓，其中以泰恩河摇篮公墓为最大，也是欧洲大陆最大的英联邦军人公墓，11956名士兵长眠于此，其中有8367人没有留下名字。
在一战中，死难者超过千万。相比之下，泰恩河摇篮公墓即使有“最大”头衔，仍显得渺小。但旷野之间那一片绿意中的洁白，仍让人感到压抑。
墓园深处的回廊里，弧形的白色墙壁上还刻有35000名失踪者的名字。正是一战开启了这样一个传统：镌刻普通士兵的名字，将他们安葬在军官身边，以此祭奠英灵。即使没有留下名字的士兵，也会立起墓碑，没有留下尸骨的失踪者，则会留下名字。
洁白的纪念柱中央是一座十字架，四周石块呈阶梯状，人们在此闲坐，望向墓碑和远方。蓝天之下，一排排的墓碑前摆满鲜花。碑林之间，草地有着盎然生气，孩子们在碑间穿梭，时而发出笑声，让人感到今日之和平不易。
伊珀尔英军公墓▲
相比之下，或许是天气缘故，几年前探访二战集中营——捷克特雷津集中营时，就没有这样的生气。
当天的特雷津被大雾笼罩，因为是周末，街上行人极少，几分钟才会见到一个，商店悉数关门。走在迷雾中，就像误入电影场景，大白天居然也有点阴森。
二战期间，有约15.5万人被关押在特雷津集中营，其中3.5万人死于这里，大部分人被转押到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后遇害。据统计，15.5万关押者中，死难者达11.8万。
在特雷津集中营的受难者中，直接被杀害者比例不算高，更多死于营养不良。纳粹之所以未像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大开杀戒，其实是为了掩饰暴行，打造一个所谓的“隔离区”。换言之，特雷津集中营是一个对外宣传的样板，意在让纳粹标榜自己仅仅是隔离而非屠戮。
走到通往特雷津集中营的十字路口时，条纹图案加上文字标识的巨大路牌，指向一条雾中的石板路。老实说，在这座几乎见不到路人的城市，面对一块如此冷酷的路牌和压根看不到前路的雾中大道，即使是大白天，我都多少有些寒意。
捷克特雷津集中营公墓▲
石板路旁是著名的特雷津集中营公墓，一块块长方形石制墓碑排排而立，碑面以碎石点缀，刻着死难者的名字以及生卒时间。一座木制十字架高耸于广场中央，与浓雾一起笼罩着整座墓园。沿着一排排墓碑前行，一道阳光穿透迷雾，打在我的身上，多少消解了眼前的阴郁。墓地尽头，竖立着犹太教的标志——“大卫六角星”，庇护着亡魂。有参观者正从其下经过，也让我松了一口气——原来我不是一个人。
战争的沉痛会让墓地也变得沉重，也更凸显和平的可贵。普通人的墓地更能打动我，正因为它们见证了俗世的种种平淡和情感。
萨格勒布弥乐谷公墓就是如此，在曾经因为种族纷争而酿造悲剧的克罗地亚，它体现着极大的包容性，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犹太教、穆斯林和无信仰者的坟墓，都可以在此找到。
站在墓园外的公路望去，墓地的外墙就已足够吸引。爬满爬山虎的砖砌墙面，连通着一个个巴洛克式圆顶，每40米一个，延绵伸向远方，总计有十八个之多，可见墓园之大。
步入墓园，就会见到这些圆顶之下、围墙之内，是一道长长的拱廊。拱廊里有一座座墓碑，都是克罗地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可惜因为前几年地震的缘故，拱廊仍在维护当中，因此以铁丝网隔离，无法步入拱廊近距离接触它的肃穆。
但更让我震撼的是墓园里密密麻麻的普通人墓碑。1860年，萨格勒布就已面对城市墓地饱和的问题，急需寻找新的墓地。1872年，弥乐谷墓地建造工程被提上日程，1873年启动工程，1876年11月6日正式开放。次日，一位体育教师成为首个被安葬在弥乐谷的人，当时的萨格勒布市政府为此举办了一场盛大仪式。
从弥乐谷公墓开放之日起，就被定义为接纳任何宗教人士的公墓。这在当时可谓创举，因为萨格勒布的旧墓地都是不同教堂的财产，弥乐谷公墓则是萨格勒布的公共财产，通过基金会进行维护和管理。
也正是依托于基金会，弥乐谷公墓的宏伟拱廊由德国建筑师赫尔曼·博莱设计（他也是萨格勒布大教堂的设计者），于1879年正式启动建造，直至1917年完工。在这个过程中，弥乐谷见证着萨格勒布乃至克罗地亚的历史跌宕，承载着民族复兴运动或其他政治事件的种种细节。但它承载最多的仍是普通人的故事，人们在此来来往往，或送别亲友，或遥寄哀思。
二战时期，弥乐谷公墓曾经遭到巨大破坏，战后也一度因为人们的创痛，处于半遗弃状态。1962年，整修工程启动，拱廊得以修缮，一个个圆顶重现昔日美感，墓园内一条条小径纵横交错、宛若公园的格局也在那时得以恢复。
“像公园”是19世纪欧洲墓地兴建的一个重要潮流。把墓地当公园逛，在中国人看来或许很难理解，但在对死亡没有特别禁忌的欧洲，每日黄昏或周末来为逝去亲友送上一朵鲜花，在墓碑前静静坐着倾诉心声，是极其常见的事。也正因此，走在弥乐谷公墓中，仿似置身公园，林荫道一派悠然，拱廊的一个个巴洛克式圆顶坐落于林荫道尽头，营造出辽远的视觉效果。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群，与一座座形态各异的墓碑、园内的花草树木相得益彰。
欧洲人的墓地从不会千篇一律。有墓碑前摆满上百棵小绿植，想必生前热爱自然和打理花园；有墓碑上摆放着儿时照片，我本以为是不幸夭折的孩子，结果一看墓碑上的数字，生卒年是1886年到1959年，可能是特别喜欢那张憨态可掬的童年照，也可能成年后不爱拍照了吧；有坟墓雕刻了栩栩如生的天使，抚摸着墓碑……还有不少墓碑，可以从雕刻上推测出逝者的职业，比如粉刷匠、篮球运动员或飞行员。
用儿时照片的墓碑▲
相比拱廊，我更喜欢位于墓园腹地的小教堂。黄色墙身配绿色圆顶，山墙上的雕花细腻精美，在一片墓碑中凝聚着最大的暖意。
这暖意会让我想起自己偶遇过的许多墓地。多年前在旅途中经过一座名为玛利亚沃特的奥地利小镇，这个名字涵盖了小镇的两大元素，“玛利亚”说明与宗教有关，小镇正是以一座半山教堂为核心，“沃特”则是water，也就是水，走上教堂，便可见到山下的一汪碧湖。当地人的墓园就散落在教堂外围，居高临下望向湖面。蓝天与艳阳之下，它们仿佛被打上了一层光的滤镜，这安息之地与湖水四周的民宅，共同诠释着尘世之美。
在罗马尼亚小镇锡吉什瓦拉，我也见过山顶教堂旁的墓园。相比玛利亚沃特墓园依山面湖的光鲜，这里更为古朴。一座座斑驳墓碑，记录着一段段我并不清楚的人生，墓碑上的裂痕、青苔和藤蔓，让人很难抑制想象的冲动。山脚下的小镇中心明明游人如织，喧嚣声时而传来，可这古朴墓地仍让我有天地苍茫、人生渺小之感。
这样的感受往往与墓园大小无关。站在萨格勒布弥乐谷墓园的一个路口处，望着密密麻麻、高低错落的墓碑延伸向远方的树林，会有这样的感觉。2023年4月，在后疫情时代重启旅行，途经波兰南部一座荒野中的木造教堂时，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座木造教堂相当偏僻，途经的公路，前后数公里都未见到第二辆车，更无人迹。沿着公路旁的一片荒草地走上一个小山坡，木造教堂孤独立于旷野，旁边有个小小墓园，几座墓碑在园中随意而立，间中可见亲友送上的鲜花。
一个人置身于这样的旷野中，面对天地苍茫，难免有几分心悸，可这些鲜花却让我变得平静。逝者并不孤独，因为生者并未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