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年轻人正从回避死亡转向学习直面告别,通过教育、互助与表达重构生死观,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实践中寻找疗愈路径。 ## 1. 童年与死亡教育的启蒙 - 调查显示超半数人11岁前首次经历亲近之人离世,但儿童对死亡认知模糊,悲伤常被独自吞咽。 - 语文教材中死亡主题课文在小学高年级激增,初中关联社会背景,高中侧重古文经典,形成递进式教育体系。 - 《寻梦环游记》等文艺作品成为死亡认知的辅助媒介,但真实体验仍远超预设。 ## 2. 互联网时代的哀伤疗愈 - 微博匿名投稿账号"腐烂的你听得见吗"运营1年积累25.5万粉丝,成为倾诉思念的树洞。 - 豆瓣"丧亲互助小组"通过情感连接消除孤独,成员用"向前看"等真实经历相互支撑。 - 小红书"丧亲流程指南"获10万点赞,反映年轻一代从避讳转向务实应对的生死观转变。 ## 3. 制度化死亡教育的探索 - 中国死亡教育始于1980年代,武汉大学1986年开设《死亡哲学》为首个高校课程。 - 2020年教育部明确要求将生死教育融入课堂,MOOC课程《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已开课16期。 - 儿童死亡教育绘本出版量持续增长,通过物品隐喻(如《活了100万次的猫》)帮助理解生命终结。 ## 4. 跨文化实践的核心共识 - 欧美"死亡觉醒运动"推动临终关怀制度化,中国则呈现高校课程与儿童绘本并行的特色路径。 - 所有形态的死亡教育都致力于使死亡成为可讨论、可学习的议题,而非禁忌。 - 关键结论:当死亡成为社会性可表达议题时,个体应对方式将从恐惧转向清晰与安然。
这届年轻人,正在练习好好说再见
2026-04-05 10:18

这届年轻人,正在练习好好说再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RUC新闻坊 ,作者:人大新闻系


又是一年清明时。相聚、扫墓、祭奠,我们向逝去的亲友诉说哀思。中国人自古以来秉持着“事死如事生”的生死观,在祭拜中尽心且体贴,吃穿用度一应备全,仿佛逝者尚在,从未远离。


而真正谈论死亡,却又好像隔着一层面纱。“老了”“走了”“过身”“没了”……许多含蓄的词语在生者与逝者之间,留下了避免正面接触的过渡地带。我们似乎并不擅长谈论死亡:丧亲之痛的亲历者“不好意思与朋友谈及此事”“害怕人家忌讳”;试图劝解的旁观者“觉得‘节哀’两字过于单薄”“说不出有用的话”。


伴随年纪的增长与一次次的离别,我们逐渐认识并接受生命终将逝去,但对于现实中怎样处理事后繁复的手续流程、心理上如何度过那“弥漫一生的潮湿”,仍感到茫然。如何接受死亡,似乎并不存在唯一正解,但直视这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可以成为第一步。


01初识死亡


多数人第一次面对死亡的年纪并不大。1992年,在查尔斯顿学院选读《死亡与临终》课程的440名学生,被要求以“第一次面对死亡”写一篇课程论文。他们第一次经历告别的平均年龄是7.95岁[1]。上周,我们发布了一场有关逝去的调查,有半数以上的参与者在11岁之前第一次与亲近之人分离。


年幼的孩子很难真正理解什么才是死亡。关于第一次面对亲人离世的感受,有读者在问卷中写道:“没有真正的感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某天突然意识到“不再会有人给我盛饭”“看不见TA的笑脸”,思念和悲伤才后知后觉地淹没胸口。


然而,童年时那份模糊的悲伤往往被独自吞咽,很少有人引导他们开口谈论。直到进入青春期,许多人才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语文课堂上——正式接触“死亡”这个话题。2010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要“重视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国防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2]。许多生命教育的经典课文仍耳熟能详:“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史铁生《秋天的怀念》)“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杨绛《老王》)。


梳理1990年以来我国人教版、统编版多套语文教材后发现,小学五、六年级是死亡教育课文数量激增的年龄段,重在引导学生思考“怎样的死是有意义的”;初中涉及死亡的课文则更加深刻,将个体生死与社会背景密切关联;高中阶段死亡教育中的古文明显增加,“十年生死两茫茫”“今已亭亭如盖矣”,根植典籍讲述死亡的厚度。



除课文外,读者还提名了《在细雨中呼喊》《美丽人生》《寻梦环游记》等文学与影视作品。这些作品让我们借助他人视角短暂触摸死亡,可当离别真正来临,我们才发现怎样的辞藻似乎都不足以传递那一刻的感受。


02哀伤何解


“读了再多的书、看了再多的电影,也没法想象万分之一的痛苦。我时常想这个世界上是否存在真正的感同身受,根本无法和身边人诉说。”平子已经是一个雷厉风行的职场人,谈到丧亲还是忍不住会哽咽。刚刚成年便接连经历三位师长的离世,这几乎打垮了第一次辞家远行的她。平子也试图去和身边人倾诉,但还是觉得“怕打碎朋友们的天真快乐”。


平子尝试了很多方法,却“始终走不出心里那片潮湿”,直到她开始尝试在互联网上寻找出口,偶然搜索到了名为“腐烂的你听得见吗”的微博账号。“那是一个匿名的投稿Bot(机器人),大家专门写给逝去的亲人,我立刻就想投稿”“希望有人能和我一起记住我爱的人”。那是平子第一次与陌生人谈论她逝去的老师:“我害怕发现我已经忘记她了,但是她干过好笑的事情我都记得。我就写在投稿里,好多人点赞,也和我一起怀念她,我很幸福。”


像平子这样在互联网中诉说思念的人并不在少数,“腐烂的你听得见吗”账号最早创建于2023年3月,目前已有25.5万粉丝关注。投稿机制为用户私信投稿,管理员定时匿名发布。稿件悼念对象多元,既包含朋友、亲人、长辈,也包含公众人物、网友、一面之缘的陌生人。平子说,她偶尔会刷到标注二次投稿的帖子,“有个稿主之前说因妈妈离世一度轻生,但TA后来投稿说已经准备迈向新生活”“我也为TA高兴”。



与匿名投稿更偏单向倾诉的性质不同,豆瓣“丧亲互助小组”在小组简介里写道:“想要陪另一群‘自己’走出哀伤”“在这里你可以随意地宣泄情绪,你的声音会被听到”。组长“罗拉的鱼”曾是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的一名研究生,2023年,她在深爱的亲人去世后,希望创建一个通过“情感连接消除孤独”的互助小组。她在小组的首篇帖子里引用谢丽尔·桑德伯格《另一种选择》中的一句话:“一些人在经历悲剧后,能够获得新的认知,用以帮助有类似经历的人。”[3]


“回到家看到这么多遗物要处理,就止不住的流泪。根本控制不了。”“我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看着日出日落,不知道什么时候,前襟已湿透,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啊!”小组首页,不同年龄、不同IP的人发布着表达追思的贴文,下方回帖的人们感同身受,用自己的经历安慰劝解着彼此,“一直支撑我的,就是毫无道理却又平平白白的三个字,向前看”(帖主Cai Yuheng)。



在互相安慰之外,经历过丧亲之痛的人们也用自己的经历引导他人走出悲伤。一则名为“独生女如何处理老人在家去世和后续,详细版本,亲历”的小红书帖子,有着超10万的点赞量与收藏量。其中一条超5.2万点赞的评论写道:“谢谢你,我觉得这个没什么不吉利的,恰恰我觉得学校里面最应该教的就是这些”。


亲人逝世后,尚有多项重要流程需要处理,在面临巨大的悲痛时,丧亲者很难系统、理性地掌握这些知识。这份“人生必备但不愿用到的指南”,也折射出年轻一代死亡观念的转变:从避讳到正视,从畏惧到坦然,从回避到准备,从独自承受到互助共渡。



03学着告别


“死亡教育”并不新鲜。早在20世纪中期,欧美逐渐兴起“死亡觉醒运动”(death-awareness movement),如何应对“哀伤”、如何照护即将离世的人们等内容成为死亡教育的重要话题。一批大学课程、临终关怀机构和公众教育项目相继出现,死亡教育开始进入制度化发展阶段[4]。


我国近现代制度化的“死亡教育”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5]。当时学界开始探讨安乐死、临终关怀等议题;1986年,段德智教授在武汉大学开设《死亡哲学》课程[6],这被普遍视为中国大陆高校首次系统开设与死亡相关的课程[7]。


2020年,有政协委员提出“新冠疫情后加强全社会生死教育”的提案。12月,教育部在官网公开答复,明确提出“把生死教育融入课堂教育教学”[8]。如今,国内部分高校已开设相关课程或讲座,内容涉及生命伦理、生死观、临终关怀等,尽管尚未形成统一体系,但已呈现出探索趋势。在中国大学慕课(MOOC)上,《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公开课已连续开课16次,最新的开课学期为2026年春季。



如果说高校是制度化探索的前沿,那么儿童绘本则是死亡教育“前移”的体现。


2004年,日本作家佐野洋子创作的绘本《活了100万次的猫》在中国首次出版,有着广泛的影响。此后,与“死亡教育”相关的绘本出版数量呈增长趋势[9],多为以亲人告别、宠物离世、自然循环为主题的故事。这些作品通常采用隐喻与具象化表达,将不可理解的终结转化为可以感知的变化。“当亲人去世时,我们常以他们留下的物品作为纪念。死亡教育绘本也常以逝者留下的物品来代表逝者本人。”[10]



在世界范围内,死亡教育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发展出不同的实践形态,适用于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的人们。但不论是何种形态,其都致力于将“死亡”变得可体验、可讨论、可学习。





许多人第一次与死亡照面过于年幼,只能从文字、图像、他人的讲述中尝试理解。直到某天,死亡才后知后觉地在心底留下一个无法填补的空洞。所有看过的画面、读过的文字、听过的道理,才真正被激活。


每一代人都要面对死亡和离别,只是庆幸今日我们无须再独自承受丧亲之痛。当死亡成为可谈论、可理解、可表达的社会议题时,我们面对它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不再只是恐惧与回避,而多了一份清晰与安然。


死亡不可避免。愿我们都能找到适宜的面对方式,在有限的生命里,爱得更加辽阔。


感谢所有参与本文问卷调查和接受采访的朋友们!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参考资料:


[1]Dickinson,G.E.(1992).First Childhood Death Experiences.OMEGA-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25(3),169-182.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Z].2010-07-29.


[3]Sandberg,S.(2017).Option B:Facing Adversity,Building Resilience,and Finding Joy.Knopf.


[4]Corr,C.A.;Corr,D.M.(2013).Death&Dying Life&Living.Wadsworth publishing.7th edition,5–14.


[5]魏彤儒,白琳琳.中国死亡教育三十年研究历程探析——基于CNKI 1988—2018期刊文献[J].医学研究与教育,2020,37(4):60-67


[6]王云岭.死亡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探究[J].科学与社会,2020,10(03):1-13+65.


[7]澎湃有数丨这堂人生必修课,大多数中国人都还欠缺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912005


[8]教育部.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1275号(教育类118号)提案答复的函[EB/OL].(2020-12-09)[2026-04-04].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szs/202101/t20210119_510327.html


[9]李杨.我国死亡教育儿童绘本出版分析[J].出版广角,2018,(01):47-52.)


[10]孙雪柔.儿童死亡教育绘本中隐喻的多模态认知研究[D].江南大学,2024.

频道: 社会文化
本内容来源于网络 原文链接,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虎嗅立场。
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 hezuo@huxiu.com,我们将及时核实并处理。
正在改变与想要改变世界的人,都在 虎嗅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