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作者：叶克飞，编辑：郑大钱
“我很清楚。我知道他甜言蜜语中包含着轻蔑和虚伪。我知道其中隐藏的家长作风和性别歧视。我听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歧义。有一种男人用的语言，女人永远都不应该容忍。那些词含有恶意。反映出一种意识形态。放过一个词，就意味着包容它。从包容变成同谋，只有一步之遥。”
作为一位律师，吉赛尔·哈利米的这段陈述足够铿锵有力，逻辑也足够严密，就像她在法庭上所做的那样。
在很多场域，“包容”都是一个很可疑的词。当权力不对等时，对强权的“包容”实则就是同谋和帮凶。但在现实中，无数人都会站在权力的一边，却以“包容”自我标榜和欺骗。
吉赛尔·哈利米始终在面对这样一个社会，还有各种早已固化的认知，但始终战斗不息并“执念向自由”。
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有一个场面是十座金色女性雕像随着《马赛曲》依次升起。她们是法国不同时代和领域的优秀女性，其中那位穿着律师袍的便是律师、政治家吉赛尔·哈利米。
1927年，吉赛尔·哈利米出生于突尼斯一个传统犹太家庭，父亲知道降生的是个女孩后极其愤怒，甚至否认她的出生，向亲朋好友隐瞒了半个多月。
如果吉赛尔·哈利米逆来顺受、按部就班，等待她的就是如母亲一样的生活：一切为兄弟让路，将家中提供的生活和教育资源通通让给兄弟们，早早结婚然后服侍丈夫，生很多个孩子。
吉赛尔·哈利米选择另一种生活，19岁那年，她绝食抗议，反抗当时犹太家庭盛行的家长制和父权法则，为自己争取到继续接受教育的权利。之后她依靠自己的努力一次次获得奖学金并完成学业，又拒绝包办婚姻，18岁时只身前往巴黎学习法律和哲学。22岁起，她开始为工会成员提供法律辩护，并于29岁在巴黎正式成为注册律师。
1971年，哈利米作为唯一律师签署《三四三宣言》，要求堕胎合法化，宣言首次提出“我的身体，我的选择”口号。她还与西蒙娜·德·波伏瓦等创立“选择女性事业”协会。
1972年，吉赛尔·哈利米在博比尼审判中为被强奸怀孕的16岁女孩玛丽·克莱尔及其母亲辩护，此案推动法国国会于1975年通过《韦伊法》实现堕胎合法化。1974年的普罗旺斯艾克斯强奸诉讼案，她推动立法将强奸定为重罪。
之所以选择律师为职业，是因为吉赛尔·哈利米从小对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不公平提出抗议时，父亲就会暴跳如雷地吼道：“你以为你是律师吗？”因此她决定以法律改变不公。
吉赛尔·哈利米的“执念”不是偏执，而是为自由而坚持，从不妥协。《执念向自由》是她与记者的对谈，在九十多岁高龄时回看人生。
吉赛尔·哈利米的人生回忆没有任何心灵鸡汤成分，哪怕已经奋战了八十多年，她仍然充满斗志。她并不会教导女性如何“适应社会”，在现有规则中生存，而是尖锐深刻地指出，所谓“理性中立客观”，在不公正系统中注定是同谋者。这个判断足以撕去所有虚伪的遮羞布。在简体中文网络世界里，无数标榜理中客的虚伪玩意儿，面对权力的为所欲为、罪犯的穷凶极恶、历史的不忍直视、愚民的粗野蛮横时，总会搬出一副中立嘴脸，对丑恶视而不见，却对受害者百般挑剔。
说到底，他们标榜的“理性客观中立”，只不过是向权威下跪的借口而已。那些“乖”“懂事”“别惹麻烦”的人，其实一生都被操控。
吉赛尔·哈利米不一样，她从生理上就无法容忍不公平，对权威和“传统”没有好感，而且从不妥协。面对司法领域的陈腐规矩，她拒绝明哲保身，坚持以法律为武器去打破条条框框，正如她所言：“有些法律是荒谬的。我的职责就是去控诉它们。”她能看到潜藏在社会各个领域里的不公平，包括律师宣誓内容里的不公，继而与之抗争。
安妮克·科让在序言中写道：吉赛尔·哈利米“九十三岁的时候仍然在坚持、在反抗，震惊地看着女性的境遇没有引起她呼吁的、唯一能够消灭几千年来具有破坏性的、荒诞的父权制的巨大革命。不平等，男人和女人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依然不平等。是的，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生为女人仍然是不幸的。这让她无法忍受。”
在安妮克·科让看来，吉赛尔•哈利米最令人着迷之处，是“她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由。她痛恨陈见，反对强迫，不遵循任何模式。她质疑和反思一切。她对任何权威都没有好感。”
正如书中所言，“历史书籍让女人隐身”，除非像圣女贞德这样避无可避。可即使如此，贞德也曾被各种泼污和矮化。
吉赛尔•哈利米成为被时代记录的女性，她也努力让其他女性成为时代记录的对象。她的武器是法律，她做到了自己的誓言：“我作为律师，本着尊严、良知、独立和人道精神进行辩护和提供咨询。”
著名的“博比尼诉讼案”，就是最好的见证。16岁少女玛丽-克莱尔被强奸后怀孕，她不想生下这个孩子，求助于母亲和母亲的朋友，选择堕胎。强奸犯得知后，将克莱尔和帮助她的人告上法庭——在当时的法国，堕胎仍是触犯法律的行为。
吉赛尔·哈利米在辩护中坦承自己也曾堕胎，这一举动对于一个律师而言是巨大风险，可能产生极大后果，但她毫无畏惧，而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女性的生育自由没有得到保护，是社会的极度荒诞。
堕胎权并非单纯的女性权利，它实际上是普通人的权利，是对特权的抗争。吉赛尔·哈利米在书中坦言：“出庭二十年，我从未见过总裁、高级法官或部长的妻子因堕胎而被送上法庭。他们悄悄飞往国外，或者去私立医院。我们面对的是阶级平等的问题。”所以，“我们不是为了堕胎的权利而战斗，而是为了女性能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利战斗。”
正如吉赛尔·哈利米所言，“女权主义者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她的女权主义绝不是当下某些人的曲解，不是拙劣的性别对立，而是告诉正常法国男性：“女性的解放也意味着男性的解放，不再受到阳刚之气的操控”“有利于女性解放的法律将有利于整个社会”。
吉赛尔·哈利米的雕像▲
2019年，92岁的吉赛尔·哈利米接受《世界报》采访时，对年轻女性提出了最后三条建议——经济独立；自私一点，不要将自己的幸福放在别人后面；不要害怕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很多中国人无法理解第二条，因为鼓励奉献和牺牲，宣扬“伟大母爱”，是一以贯之的社会话语套路。吉赛尔·哈利米并非反对母性和爱，她只是反对男权话术下的“奉献”。从古至今，对女性的摧残和剥削，往往打着崇高的名义，将系统性的权利剥夺与戕害，轻易转化为“女性应有的奉献”。直至今天，仍有许多女性放弃自己的权利、梦想、精力和时间，一切围着别人打转，这其实不是奉献，而是一种剥夺。如果一个女性无法活出自己的人生，没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她带给男性的幸福也是虚假的，只不过是男性对她的索取而已。真正的爱，应该是互相成就。
这正是吉赛尔·哈利米所努力的。
书名：《执念向自由》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