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老孙荐读 ，作者：立平坐看云起，原文标题：《孙立平｜“普京主义在美国获胜”》
在当今世界上，流行种种“过时叙事”。启蒙过时了，民主自由过时了，普世价值过时了，意识形态过时了，等等。为什么会有这种种的过时叙事？是为营造某种新的叙事做铺垫。
不少人将这种叙事视为新锐，殊不知，这种叙事是来自一个古色古香的版本。
当今流行的那些“过时叙事”的首倡者，应该追溯到俄罗斯著名思想家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2009年，杜金出版了《第四种政治理论》一书，正式提出第四种政治理论，而其思想的轮廓，早在1996年就已经形成。在这本书中，杜金提出，20世纪的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三大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都已经过时，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第四政治理论”来对抗21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
在杜金看来，最直接了当的失败者是法西斯主义。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在二战中已经因道德破产而物理消亡。杜金认为，正是其发动的疯狂战争和大屠杀等极端实践，摧毁了自身的政治合法性，使其成为历史上的绝对负面符号。杜金始终强调要与法西斯/纳粹主义划清界限。但一直有人认为，杜金的理论其实更像是为法西斯主义的“精华”部分“洗白”。
至于共产主义，杜金认为，则是因内部异化而名存实亡。杜金说，正统马克思主义已经走入死胡同；新左派虽然试图让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但这个过程反而稀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实践中，更常见的是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混合，使其成为一种带有神话色彩的局部现象。杜金并不认为共产主义已经完全失败，但其作为一种体系化的意识形态已经名存实亡。
更值得注意的是杜金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杜金将自由主义视为20世纪的第一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在20世纪击败了其他对手，但这时的自由主义反而失去了定义自我的坐标。杜金认为，自由主义的本质是“免于……”的消极自由（liberty），而非“去做……”的积极自由（freedom）。在敌人已经消失之后，自由主义便因失去了共同的历史目标与使命而陷入空洞化，沦为纯粹的个人选择，并由此陷入“后现代”的深渊。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需要他的第四种政治理论走上历史的舞台了。
未来是“文明国家”主导的新秩序
在宣告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这三大20世纪主流意识形态均已“终结”之后，杜金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哲学框架，他将这种政治哲学称之为第四种政治理论。
首先是历史主体的更替。在杜金看来，传统意识形态都有各自认定的历史主体，其中，自由主义以“个人”为中心，共产主义以“阶级”（无产阶级）为解放者，法西斯主义则以“国家”或“种族”为最高价值。杜金认为，在未来的时代，这四种主体均已失效。
杜金批评道，个人主义导致了社会的原子化和虚无主义；阶级概念在全球化与后工业社会中变得模糊不清；民族国家在全球主义浪潮中主权被不断侵蚀；而种族主义则因纳粹德国的失败而彻底丧失了道德合法性。那在第四种政治理论中，历史的主体是什么？杜金的回答是更具整体性和灵活性的“文明主体”。
文明主体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就是基于共同文化、传统、精神信仰和地理空间的“文明共同体”或“大空间”。这种主体不是由血缘或经济决定，而是由共享的历史命运与价值认同凝聚而成。在这里，实际我们可以看到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影子。
其次，新的文明主体的核心指向是什么？杜金明确指出，就是进步主义和现代性。杜金认为，正是“现代性”本身使西方文明步入歧途，而现代性的核心就是进步叙事。杜金认为，这种进步叙事不断摧毁传统、消解神圣、打破自然节律，将人类社会推向无止境的变革、增长与个体欲望的膨胀。这种进程最终导致了世界的“祛魅”：自然被贬低为资源，人被降格为消费者，文化被转化为商品。
所以，第四政治理论主张彻底逆转这一趋势。它拒绝将“新”等同于“好”，拒绝将增长等同于发展。杜金认为，真正健康的社会应当追求平衡、稳定与和谐，而非持续的革命与颠覆。他主张，需要恢复时间观中的循环性与永恒性，从古代文明和前现代的神圣秩序中汲取智慧。在这一框架下，“保守”不再是贬义词，而是对现代性虚无主义的必要抵抗。
特朗普革命带来的新希望
我们都知道，杜金不是一位“书斋里的学者”，可以说他的全部事业都围绕着将其思想转化为现实政治行动。他既是政治组织的创建者、政策顾问、舆论动员者，也是一个其思想被普遍认为具有“致命”影响力的争议人物。他的身份已经超越了对思想进行学术阐释的学者，而是深度介入并试图塑造现实的“行动型思想家”或“政治理论家”。
2025年，杜金出版了《特朗普革命：大国新秩序》一书。出版这本书的背景是，杜金认为，特朗普的胜选正是第四政治理论从“学术构想”走向“现实实践”的历史性契机。
在这本书中，杜金将特朗普的二次上台解读为终结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主义秩序、开启一个由强大文明国家主导的“多极世界”的革命性事件。杜金认为，这不仅是一场政治选举，更是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海啸，其核心是特朗普的MAGA运动与他自己推崇的“第四政治理论”的合流。
具体说：
第一，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海啸”。杜金认为，特朗普的出现标志着美国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其支持者试图让美国回归传统价值观，以对抗“觉醒文化”。他更进一步提出了“普京主义在美国取得胜利”的论断，认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与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在内政外交上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一致性。
第二，深层国家”的崩解与路线修正。杜金借用“深层国家”的概念分析美国政治，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曾是全球主义霸权的工具。而特朗普的崛起本身，就是对这一路线的修正。杜金甚至将特朗普主义的兴起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的思想联系起来，认为它标志着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终结论”的破产。
第三，建立“文明国家”主导的新秩序。杜金指出，特朗普主义的本质是反对自由主义与全球主义，构建一个基于自身文明特征的强大主权国家。他的目标是拆除自由-全球主义秩序，以“大国新秩序”取而代之。但他眼中的“多极化”并非是人们期待的“合作性多极化”，而是一个更残酷、更务实的弱肉强食的世界，是一个由“文明型国家”组成的丛林。
普京主义在美国获胜
普京主义在美国取得了胜利，这是杜金在《特朗普革命：大国新秩序》一书中提出的核心论断。2025年3月30日，他接受美国CNN主持人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专访时，再次重提并阐述了这个观点。
为什么说普京主义在美国取得了胜利？
他的理由是。美国已经开始意识形态转向，脱离全球主义，转向以主权和传统价值观为核心的路线，这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意识形态内核高度一致；美国不再是俄罗斯的“主要敌人”，而是可以合作的“主权国家”，杜金期待美俄能结成共同对抗欧洲自由主义霸权的隐性联盟；在其背后的，是他长期主张的“多极化”理论。杜金认为，未来的世界应由像美国、俄罗斯、中国这样拥有独特主权和文明特性的“文明型国家”主导。
在杜金看来，所谓“普京主义”，其核心并非是普京本人，而是一套反自由主义、反全球主义、捍卫主权与传统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他说，他欣喜地看到这套理念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获得了胜利，并认为这标志着世界正步入他理想中的“多极秩序”。
当然，杜金的这些主张特别是《特朗普革命：大国新秩序》这本书，也引起诸多的争议。有人认为，该书是杜金为全球极右翼和威权主义多极化辩护的“新法西斯国际”宣言；有人认为，书中对特朗普的描绘，特别是称其为“文明救世主”，是不切实际的“神化”；还有人认为，这本书中的用词充满末日预言般的极端与狂热，例如宣称“世界已终结”。
还有人注意到，出版《特朗普革命：大国新秩序》一书的其出版商是Arktos Media，而这家出版商以出版极右翼和极端民族主义书籍闻名。其名称与为纳粹主义提供神秘学基础的“图勒协会”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