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看理想 ，作者：杨素秋
2026年3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一名专硕医学生孙雪琦坠江身亡。
许多媒体根据孙雪琦生前的经历，试图还原悲剧发生的起因：高强度和工作和学业、严苛的考核体系、漫长而不确定的职业路径，以及巨大的心理压力……
令人沮丧的是，这样的悲剧，近年来一再出现。如果把时间轴往前推，不难发现，在学校教育、社会压力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个巨大的压力源——家庭。
在梁鸿的非虚构作品《要有光》中，家庭带来的压力被具体而细致地呈现出来。
书中记录了一群因为心理问题而失学、休学，或在退学边缘徘徊的青少年。他们来自北京海淀的精英教育体系、县域的“衡水模式”，以及更为沉默的农村留守环境，但在不同的教育背景下，他们身上却呈现出某种共性。
今天这篇文章，陕西科技大学的老师杨素秋将细读《要有光》，分析家庭教育中，压力如何被层层放大，“为什么我们和我们最爱的人无法相处”？
01.
两个电影般的人物
《要有光》中有两个电影般的人物，作为纪实类写作者，很难遇到这样的典型。
这两个人物其中之一来自滨海市，叫阿叔。这个人不是科班出身，既不是师范院校毕业的专业教师，也不是医院里的心理咨询科医生。但他同时做着这两方面的工作，要是放在武侠小说里，阿叔就是那种自己到山洞里修炼独门武功，再出来行走江湖的高手。
另一个人是北京海淀区的中学生吴用。从小学到中学，海淀区几乎汇聚了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吴用长在这里，也就一路顺风顺水。就在他考上全国排名第一的中学，进入奥赛班，并且将北大作为方向的时候，他放弃了。他有着过人的知识储备和谈吐，但他深深厌倦周遭的氛围。他对此进行反思，和母亲唇枪舌剑，向这个社会发出了控诉。
梁鸿把这两个人物写得圆整，越出了读者的刻板印象。
阿叔最早开始帮助学生，是因为自己的外甥有多动症。阿叔作为舅舅，学了心理学，考了咨询师证，耐心地帮助外甥恢复正常。后来他发现，身边越来越多学生深陷于痛苦中，社会上正缺少这样的机构，能同时疏导心理和辅导学业，可以说他填补了空白。为了疗愈几近破碎的孩子，他办了一个培训机构，成为差生收留中心、学渣逆袭之地。
他有心理咨询证，但也有点野路子。他和学生共情，陪学生久久地聊天，春风化雨解决不了的部分，他会直接揭示。孩子被揭老底，不舒服，在家缩几天，又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又回来接受他的治疗。和家长开会，阿叔也毫不留情地批评，他掏心掏肺想要帮这些失败的家庭复苏，直接表达好恶，甚至会和家长吵起来。
阿叔认为，很多家长在对待孩子时完全愚昧，在参与着对孩子的迫害，迷信学校、迷信医院、迷信各种成功学套路，但是却不愿意信任自己的孩子，也不去倾听孩子内心的声音。总有家长冥顽不化，丝毫不愿意做出任何改变，哪怕阿叔只是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办法，他们都不愿意尝试，这时候，阿叔愤怒到唾沫飞溅。
他古道热肠，又有傲气和锋芒。看到孩子的挣扎绝望，他的眼眶会红。他不是纯粹的商人，他想要为孩子寻找心灵的靶向药，他是非虚构书籍中全新的人物。一般而言，补习班里都是成绩决定论，顾不上抚慰心灵。很少有校外补习机构中出现阿叔这样的人物。
可就算是他，也没办法取得全然的成就。他那里有成功案例，但太多时候，他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家长再一次带进深渊。
另一个人物是北京市海淀区的孩子吴用，他上过钢琴、围棋、轮滑、跆拳道、笛子、篮球、网球、游泳、编程，各种奥赛辅导班。他从初中开始就自学微积分，书翻得都烂烂的。高中，他即将要跃过龙门却掉头潜入江河。
他的家长对此非常不解，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对孩子没有什么暴力和侮辱，一向关爱有加，细细操劳饮食起居，四处奔波为他寻找更好的教育资源，家长一直觉得这个家庭温馨和美。可是这个表面光滑的盒子，内里已经脆成粉末。
《要有光》中记录下了吴用和母亲的一次深夜长谈，这里节选部分吴用讲述的内容，振聋发聩：
小时候，我经常觉得你和芳姐、玉姐的关系比和我好得多，你们也不带我玩，只和我说学习如何如何，我只能自己玩，我的生活只是上学写作业，你们的生活却有另外的内容。
你总说咱们家里氛围还挺温馨的，我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的感受是家里从来都是冷冰冰的。
你想，我一进家门看到的就是你那张担心我写不完作业的脸。
在历史性的选择中，你们都没有选择我，你并没有很好地起到一个社会中介的作用，你让我过度地暴露在教育的创伤下。
后来，吴用辍学，他的妈妈反复带着他寻找其他适合的学校，他对此的回应是：
我还要天天和你一起去找找学校，不然我还要面对你天天哭，说你一个家长的社会责任什么的，你不要否认，你对着我大哭，你说你儿子要上学，如果你儿子不上学，你就是失败的。不管你心里怎么想，你拿这种哭泣来表演你的伤心，并且试图让我屈服，这是对我绝对的背弃。我当时完全不想和社会接触。
我理解你作为妈妈的立场，但是你的立场对我是倾轧式的。我完全没有能力应对，我只有毁灭感，我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尊重，学校、老师和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说我的创伤是一种世界性的、文明的、制度的创伤。
妈妈，你得继续学习，你得知道人类创伤的复杂性和必然性。我的创伤是整个社会和整个文明的创伤，与存在和时间相关，不是简单的海淀区青少年的创伤，并不是可疗愈的东西。
这个十多岁的孩子，对于创伤的认知，比母亲深刻。这种深刻，不仅仅是他自己通过切肤经历体验到的情感层面的深刻，还有通过阅读思考获得的理论的深刻。
这段对话里，孩子直接戳穿了母亲泪水的绑架性质，并将泪水视作对自己的背弃。在这样的审视下，父母没办法蒙混过关。一个心智成熟的，思考明晰的对话者，逼着读者也得一层层地剥开自己。
02.
心里流窜着恐惧的风
不只吴用和母亲的矛盾，书中呈现了许多家庭矛盾，都源于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沟通障碍。但是，其中让很多读者揪心的一个故事，又不能仅仅用障碍来描述。
这是一个纹身的花臂少年住进精神病院的故事。小孩出生不久，父母离婚，妈妈走了，爸爸和爷爷出去打工，他跟着奶奶生活。13岁的时候，奶奶生病去世。他辍学，和同龄人混在一起，没有生活目的，零散打过一些工，乱花钱，也受到欺凌，后来精神就慢慢不太正常。书中的他，是十七八岁的年纪。
他的爷爷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衰老，体力活做得辛苦，挣钱给孙子花，偶尔回来给孙子做饭，孙子还和他无法交流。爷爷对这个花臂少年满腔愤怒，说他身上刻着不知道啥玩意。医生一直跟爷爷说：“你们带他出院以后能不能保障服药，能不能监督他。”爷爷就说：“你问他咋想呢？已经给他看了好几家，条件还不错，结了婚成了家，要不要好好干？”
爷爷为什么急着让孩子相亲，因为他怕时间长了，孩子的精神病史被别人知道，没人愿意嫁。医生一直在强调，要爱护他、尊重他、保护他，孩子的病才能不复发。爷爷露出很奇怪的表情，不太能听懂医生在说什么。然后继续问医生：能不能问一下少年愿不愿意相亲？
这个少年和爷爷基本不说话。医生问少年跟朋友的关系，少年说：就是在一块玩啊。问他跟爸爸的关系，他说：我没有生活过啊。问他跟奶奶的关系，他说：有啥说的？他无法表达情感，也从来不会出现表达情感的词语，比如难过、思念、快乐等等，他非常匮乏。
他和爷爷，是完全崩离的，南辕北辙的人。彼此都非常坚固，看不到能够撬开的缝隙。这种悲剧，并非因为其中一个是坏人，只是两个人都很苦。这也是悲剧的残忍之处，这道题没有解法。
要说替整个社会生病，病入膏肓的可能不是海淀区的家庭，而是中国农村大量的留守儿童。这些孩子在弱小的童年遭遇分离，安全基地摇晃不定，依恋需求得不到满足，经济紧张，心灵里布满空洞，里面流窜着恐惧的风。
这个少年所在的县城教育局的心理老师接触过大量案例，但在面对留守学生的问题时候，他觉得什么办法都施展不了，因为孩子们其实不是和父母关系产生了问题，需要改变，而是和父母根本够不着关系。父母并不是对孩子冷酷无情，而是为了去外地赚钱，不得不和孩子疏离，亲子关系裂缝太大，此后很难修复。
20世纪有位著名的画家蒙克，他的一幅《呐喊》传播度很广。很多人对那幅画的第一印象都是恐怖，画面中央有个骷髅般扭曲的人脸。可是，画面深处还藏着两个小小的人影，都是背影。
这个背影称得上恐怖中的恐怖，前景中的那个人无论多么声嘶力竭地叫喊，桥上的人是背过身去的。你，拼命呼救，他，离你远去，这是蒙克歇斯底里的血泪表述。这也正是我看到书中一些情节的感受。
孩子无论在体力、智力和社会交往能力方面，都远远弱于成人。在基本的肉体生存之上，他们最需要的，其实不是锦衣玉食，而是被回应、被看见、被听见。许多成人缺乏自觉意识去给予孩子这些，他们给孩子的，不是出自于孩子本真的需求，而是出自于自身的自恋，或者说，只想感觉到自己被需要——自己需要成为一个有面子的家长。
小的时候，孩子出于依靠的本能，可能被迫屈从。青春期自主意识强烈，这时候，一个人的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回应，就会以不同的形式爆发，或向外激烈地抓挠，或向内深刻地否定自己、伤害自己。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家庭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在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时，已经讲到国家、学校、教会、法庭、媒体等等机构如何通过宣传来改变人们的思想。他把他们叫做国家意识形态、学校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等等。
直到老年时期，阿尔都塞才转头回来讲家庭。在他的自传《来日方长》中，阿尔都塞明确指出：“家庭的无可辩驳的现实看来正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最强有力的。”
“在理所当然有国家存在的民族中，一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可怕的、骇人听闻的、更令人厌恶的，就是家庭。”
结合阿尔都塞的理论，回看书中几个比较典型的家庭环境，孩子都无法从家庭中得到回应。
第一个家庭中，父母关系不好，经常在孩子面前说对方的坏话，但是对待孩子，又采取惊人一致的高压教育。父亲有外遇，母亲就常常用打孩子来引起父亲的注意。甚至母亲还会在户外打孩子，把她从小区的这一侧一直打到那一侧，路上有很多人停下来看。
母亲从不承认自己打人是错的，还给孩子看别家打孩子的视频，说：“你看人家打那么狠，我打都是轻的”。孩子试图离开人世，喝了几十粒药，耳鸣、头晕，在她觉得自己完全要崩溃的时候，给爸爸打电话求助。她在医院刚抢救过来没多久，爸爸就开始攻击她：“你不是想死吗？那你为什么最后给我打电话呢？”
第二个家庭看起来没有那么残暴，好像就是大家身边熟悉的那种家长。孩子回到家里，很难过地说，自己学习成绩最近不好。家长就建议孩子报个培训班。孩子情绪低落，说自己被学校里的朋友背叛了，家长会安慰孩子，失去这个朋友还有其他朋友。
如果是年轻的朋友，可能会认为这样的交流有问题，因为家长没共情孩子。但如果是自己有孩子的中年人，可能会疑惑，家长还要怎么共情孩子？
实际上，孩子是在向家长求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学习不好或者失去朋友。这个时候，家长没有帮孩子分析原因，而是直接甩出一个孩子不喜欢的方案。
很多时候，孩子和家长的鸡同鸭讲、沟通不畅，是因为双方关心的东西不在一个方向。
03.
拥挤与冷清
学校的培养方向，侧重于应试。大部分学校里，德智体美劳落实得不够充分。
这个时候，家庭的方向难道应该和学校的应试方向全然紧贴，挥鞭向前？不，家庭本来就和学校是两种地方，它所提供的，首先是一个安全基地，物质的、精神的。其次，它应该有强有力的支持功能和容错空间。让孩子觉得，无论自己在外面多么紧张有压力，回家可以得到舒缓。
所以，家庭意识形态应该与学校意识形态形成夹角。在中国，“应该”后面还要加上“有勇气”三个字，家庭意识形态应该“有勇气”与学校意识形态形成夹角。很多家长原本不想逼孩子，但看到别人都在逼，自己没勇气和别人不一样。于是，家长把孩子驱赶到一条窄路上，那里实在太逼仄，让孩子喘不过气。
一些家长的口头禅是：“只要你好好学习，你什么都不用管。”孩子问：“我为什么活着，我怎样活着才更有意义？”家长说：“你想那些干吗？学习就对了。”孩子和家长分享自己吹口哨的趣事，班里的八卦，家长也可能说：“你能不能聊些正事？”
什么是正事？以上父母对正事的理解，比孩子偏狭。孩子思考生活的意义，这是天大的正事。说明他个人意识在觉醒，他在思考与自我的关系、与家人的关系、与社群的关系。
吹口哨、聊八卦同样可以是正事。一个人这一生的正事，一定要包含对生活孜孜不倦的兴趣。
别打压孩子说话的热情，试一试，像相声里的捧哏一样，接着他的话茬，让他说个够。孩子要是在家里老想和家长说话，绝对是好事。有了这样的氛围，将来遇到矛盾时，家长和孩子才有慢慢坐下来谈的可能，而不是骤然断裂。
可能很多家长没意识到，关系的断裂，正是从一次不愉快的交谈开始的。一定要重视交谈。在温饱之上，交谈是家庭中异常重要的时刻。如果总是在交谈中扫兴、打断、岔开话题，最后的结果就是无话可说。
交谈，是拿一把小铲子，互相为对方松松土，而不是反复建立权威与压制，让土壤板结。
现在中国家庭的焦虑，也是社会环境和结构变化带来的结果。整个社会都特别在意系统对人的认定、名号、位置等等。外界发生变化，就会传导到家庭内部。而大部分的中国家庭，还不习惯在两代人之间展开平等自由的对话。总之，当现代社会的绩优主义遇上了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权威压制，就容易催生极端的案例。
美学家席勒有句话：“当人完整时他游戏，当人游戏时他完整。”这里的游戏，指的是人自由自在，不带功利目的地陶醉于某件事。如果一个人身处现代社会的高效运转中，会深深感到自己的这部分人性被压制，或者说被异化。打工人被重复性工作异化，孩子们被刷题异化。
一个家庭要有意识地抵制异化。孩子作为生命体，会长出各种各样的枝条。有些明明鲜嫩，却有可能在学校被弯折，被压制。家长如果发现了这样蔫蔫的枝条，请为它浇水，让它复苏，帮助孩子活得更完整。
书里有两个中年人，很值得拿来分析。他们心里都觉得孩子不能太苦，但是他们在行为上却做出反向选择。
一个中年人是丹县教育局的赵老师。亲戚想托她把孩子送到某个以军事化管理闻名的中学读书。赵老师很矛盾，她一方面认为那里的节奏就像集中营，在那里生活过分残酷，但又觉得学生忍受几年，能去到好大学也值得。她犹犹豫豫，最后还是帮了这个忙。
另一个中年人就是吴用的妈妈。她认为竞赛过于功利，刷题对人的思维和思想有伤害。但现实生活中，她不断地督促吴用来写作业、跑竞赛。直到最后，她的孩子抑郁症辍学。
这两个人的选择代表了真实的情感倾向，在他们的价值体系里，他们可能认为人性的自如自在有那么一点重要，但他们没那么坚定，没有觉得保全人性远远高于应试成绩，所以自然也不能产生巨大的勇气去与异化对抗。他们随了大流。
这也是大多数家长的情况，他们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书中的两种局面，一边门庭若市，另一边人马稀疏。
门庭若市的，首先当属那所军事化管理的中学。要想进入，需要求人托关系。校长每逢寒暑假，手机关机。那所中学的作息时间是每天5点半起床，晚上10点多休息。去厕所的时间难以保证，几乎所有学生都有痔疮，都便秘。这所学校每周日下午4点放学，下午6点返校上课，每周只休息两小时。两小时中，孩子争分夺秒地洗澡、洗衣服、买东西、见家长。以前有学生跳楼，现在所有窗户都被遮得严严实实。
从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回忆说：我们那里每个人都很枯燥，上到大学以后特别空洞，感觉被榨干。隔壁几个县的中学也开始模仿这个模式。不模仿，成绩不够好，好学生就跑了。
《高考》
另一个人马稀疏的地方，就是阿叔的培训学校。阿叔始终在教家长和孩子共情。他会和孩子聊自我管理问题、财富问题、如何认识自己、如何调整自己多动症、未来的发展的可能，了解自己的优长和劣处，怎么扬长避短。他最关心的不是成绩，而是未来适应社会的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在他这里呆过几年的学生，一般都会修复到比较满意的程度。但是好多家长就是不能坚持，中途就把孩子带走，所以，他的教室里人比较少。
把拥挤和稀疏放在一起看，可能还会联想到更极端的事例，比如用电击治疗网瘾的某某学校，同样门庭若市。什么样的土壤，催生了这样的学校？到底是学校的高压导致了家长的疯狂，还是家长的从众合力筑就了学校的高压？我认为后者更甚。
书中的孩子在呼喊。可是他们的父母小时候可能也呼喊过，他们可能也想过，自己长大了要做开明的父母。他们是从哪一天开始变得保守偏狭？书里的孩子长大了会不会变成父母的样子？细思极恐。
我自己阅读《要有光》的前期，有点像纯粹的旁观者。因为我家向来宽松，我会主动给老师打电话要求给孩子减一些作业，也支持孩子各种稀奇古怪的兴趣，整天和他嘻嘻哈哈。所以我觉得我是在看别人的故事。
但是，越往后看我越拿不准，我不敢说这本书里完全没有我。书里有些家长，也在和孩子好好聊天，关系怎么就突然折断了？我的孩子现在刚刚上高中，等到他高考的时候，我和他会不会变成另一副样子？
这本书让我时时警醒，因为外面的绩优主义太猛烈，所以家人要一起想办法，特别是对于已经明白绩优主义恶果的人，一定要有化解的意识。山雨欲来风满楼，家长要和孩子一起，把自己家的屋顶加固、再加固。
梁鸿还在书里提到，这些年来大城市的心理咨询科不胜重负，前来就诊的大部分是青少年。国家层面也意识到这一代年轻人的压力和抑郁症发病率非同寻常，需要从教育的制度层面做出调整。
2020年之后，一方面，社会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就业难度加大，人们难免会想，还要继续进行绩优主义的盲目冲锋吗？这样的冲锋会将人从精神层面剥夺走什么？那些被割掉的部分还能不能长回来？另一方面，当人口出生曲线出现巨大转折，为什么要生育？何以为人？何以为完整的人？又将成为公众思考的重心。这本书的现实意义，也于此凸显。
梁鸿在序言中说：“为什么我们和我们最爱的人无法相处？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和我们身处的时代和这个世界相处？”
这不仅指向父母和子女的相处，还可以让读者思考一切近距离关系中的控制欲。
在与具体的人的交往中，很多人会不自觉地开始啰嗦地说教，不能共情，不尊重对方的兴趣爱好，害怕让对方过分自由，想完全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在对方倾诉痛苦时不能耐心回应……最终，将对方逼到崩溃还觉得在为对方好。这种交流方式成为关系中的细菌，腐烂的肇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