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苏琦，原文标题：《当女性进入职场 | 年度好书》
其实说到底，就是如何更好地在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之间分担成本的问题，充分借鉴先行者在制度设计和实践中的进退得失，应该可以让人们少走很多弯路。
当女性进入职场
——一部演进中的经济史
1
看完《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竟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看来虽然国情不同，但经济和社会发展给女性就业及男女职场平权带来的机会和挑战，仍大体相似，这或许也是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所在。因此，一边研读美国女性经济史，一边复盘中国改革开放史及其对中国女性就业的影响，就格外相映成趣。
本书作者克劳迪娅·戈尔丁将研究的起点大致界定在1890年代。这是美国女性成规模参加“有薪劳动”的起点，因为此时美国工业化的发展所导致的制造业的勃兴，带来了对包括女性劳动力在内的工厂员工的大规模需求。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当时沿海地区的工业化成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巨大推手。“妇女能顶半边天”喊了几十年，但给人感觉还是走出家门，走出农村，来到工厂，挣到“真金白银”且自己有较大支配权的工资，更让年轻女性们切切实实有了主人翁的感觉。相对于政治口号和思想教育，工业化所带来的就业机遇更能激发女性的主体性意识。一如相较于在农场劳动和做家务，美国的“嘉莉妹妹”们也更青睐于去城市和工厂挣一份独立的工资。
因为主要聚焦于就业中的性别不平等，以及经济结构变迁对单身和已婚女士就业模式的影响，克劳迪娅·戈尔丁对于就业本身对美国女性生育模式的影响着墨不多。而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则有着常常被低估的划时代意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是农村女性外出打工，而非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执行，才更为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生育模式。
出去打工能给家庭带来宝贵的现金流，进城见了世面之后也不再甘心于早早把自己嫁人忙于田间灶头，这些都极大地改变了农村女性的婚恋观和生育观。换言之，与机器相伴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让广大中国农村女性摆脱了沦为“生育机器”的命运，虽然她们中的很多人还是要做出用自己的打工钱来供哥哥弟弟读书乃至结婚的牺牲。
根据戈尔丁的研究，美国女性因为结婚生子要退出职场，且因经济萧条期更容易被裁员，从而导致的美国女性就业率一度出现下降，后来在1940年代以后才因为美国战后经济繁荣导致的劳动力市场紧张出现反弹，从而导致美国女性就业率的U型走势。
与美国的U型走势相比，以改革开放为起点的中国女性就业应该是一条斜线向上的一路高歌猛进的态势，一如中国经济的走势。这其中应该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很少会因为结婚生育而退出职场。这当然不是没有代价的。一代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及其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并感到沉重的话题。
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可能低估了母亲的就业示范效应和对下一代的教育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这一点和美国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在戈尔丁看来，由于职场不公平的存在，1920年代前后进入职场的女性觉得教育和职场培训回报较低，因此不愿意增加相应的投资，这也给比她们年轻一代的女性造成了误导，从而形成某种意义上的恶性循环。相形之下，因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农村女性就业超低起点，几乎任何对自身和下一代所进行的教育和职业培训，都会带来相对可观的回报，也因此更容易形成正向循环。
2
造成中国女性就业规模持续增长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经济规模的持续膨胀，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齐头并进。而城乡差距以及内地和沿海的差距则决定了不同层级的服务业的发展。这也令中国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教育水平的女性的就业形态呈百花齐放多元杂陈之势，体现了超高的涵纳能力。相形之下，美国女性就业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持续转移，就业人员学历的不断提高，和职场位阶的不断提升，就显得“中规中矩”多了。
就连职场性别平等的问题，在中国特色的语境中也呈现出不同的意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面向所引申出的话语体系中，男女不仅可以同工，而且理应同酬，显然是题中应有之义。那种在制造业阶段出现的对女性工种限制，几乎确实是不存在的，而那种难得一见的“血汗工厂”的待遇，一般而言也对男女一体相待。而在白领工作场域出现的晋升阻碍，至少在明面上也是不存在的：拜后发优势所赐，已经被发达经济体唾弃和整改经年的职场性别歧视，至少在观念上不具有太多的吸引力，至少无法堂而皇之宣之于口。
至于在实践层面，可以想见，面对女性员工必然会带来的由婚育导致的职业隔断成本，加之由于大学扩招所带来白领岗位竞求的白热化，让雇主真心实意去主动打破女性职场发展的隐性天花板，多少也是不切实际的。美国的经验表明，白领就业领域的性别不平等，要靠劳动力供给的稀缺，叠加教育水平较高的年轻一代的公然抗争，才能真正得到扭转。当然，考虑到AI带来的就业冲击，冀望借鉴靠稀缺性来对职场性别不公加以反制的美式道路，估计会被证明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3
后发优势、超大规模和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可以解释中美女性就业发展和变迁的不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没有“共同的话语”。比如那些出于好心的针对女性的保护性和扶助性举措，是不是反而在无形中对女性就业造成了限制，因为正是这些保护性举措造成用工成本的上升，让雇主克服了性别歧视的心理壁垒。在这方面作为后来者还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其实说到底，就是如何更好地在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之间分担成本的问题，充分借鉴先行者在制度设计和实践中的进退得失，应该可以让人们少走很多弯路。
当前人们更需要关注的是，随着后发优势越来越趋于收敛，双方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多共性的挑战，而一些我们以前得以规避的问题也会不断浮现，比如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回报问题。当年美国1960年代的女大学毕业生就是因为深深失望于教育的低回报，愤而借平权运动之势，通过各种形式的个体诉讼和有组织的抗争，再加上相对有利的劳动力供求形势，取得了职场男女平权的阶段性胜利。当下面临“最难就业季”和教育低回报双重冲击的莘莘学子们，如何“整顿职场”求得性别公平，将会是一个持续引人关注的议题。
在经济下行期，中美似乎都面临着阶层固化的问题，而代际资源的传承则似乎更加剧了各种不公平，双方寒门女子的跃迁也都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而对于中国职业女性而言，似乎还多了重挑战：如果说母辈们面临的更多是计划生育的压力，如今快速的老龄化则令年轻一代面临更多的生育压力。那些有着更多家庭资源提供生育支持的女性，肯定会拥有更多的职场优势，这会否造成新的职场不公并通过代际传承形成某种程度的恶性循环，显然需要各方加以正视。
当下人们谈论起AI对就业和职业形态带来的冲击时，喜欢津津乐道于“一人公司”，线下真实世界中人与人的“深度链接”等话术。殊不知这些概念所要求的包括人脉等各种资源的加持，对于出身普通家庭的单身女性而言是多么可望而不可及，而这些无疑也会加剧职场性别和阶层的不平等。
在对本书做出总结时，戈尔丁指出，她相信经济进步会带来更多的性别平等，而新技术的出现也会给女性带来更多的机会，但人们的观念总是滞后的，因此人们不能仅依靠经济进步，而应该辅之以立法和社会变革来加快推进性别平等。
戈尔丁写这本书时的1980年代，正是美国经济结构向女性就业友好型服务业大张旗鼓转型的年代，也是女权运动势头方兴未艾的年代，由此导致的职业女性的乐观心态不难理解。如今这一轮技术和经济变革的利弊得失尚难准确揣度，如何兴利除弊，巩固职场性别平权的成果，可能更需要通过主动的社会协作来加以应对，而这正是中国社会亟需加强的功课。
也因此，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结合本国女性就业的历史和现实来看这本书，其意义或许并不在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类老套的话术，而是可以更为确信，人类社会曲折前行发展进步的路径，不管如何歧路多姿，到最后总会百川归海、大体相通，AI时代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越来越不会是一句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