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信出版 ，作者：阿信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翟东升教授，曾在2019年7月的一场访谈中提出：
特朗普发动关税战的首要原因是联邦财政缺钱，加关税是为他的国内减税政策筹集资金，而非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联储主席鲍威尔不帮他减息，导致联邦利息支出挤压其财政空间，迫使他转向关税手段来筹资；特朗普政府会倾向于推行10%的普遍关税（而非仅针对特定国家），对钢、铝、汽车等战略产业征收特别关税；特朗普关税本质是对美国消费者的“隐性税收”，最终成本将主要由美方消费者和中间商承担。
翟东升从美国政治经济的独特视角切入，对美国的关税政策做出了一个核心判断：特朗普发动关税战的根本动机，并非外界普遍认为的解决贸易逆差或打压中国，而是为了弥补美国联邦财政因大规模减税而产生的巨大赤字。
与此同时，他指出这场“关税战不是针对中国，而是针对全世界”，他认为特朗普会以“消灭贸易逆差”为名，复活此前被否定的“边境调节税”，向尽可能多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因为只有扩大税基，才能填补每年约2500亿美元的财政亏空。
回看近一年来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关税政策，翟东升的预判可谓精准得令人惊叹。
2025年4月，特朗普重返白宫伊始便挥起关税大棒，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加征10%基准关税，随后更是将对华关税一路推升至145%的极端水平。
直到2025年5月，中美双方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高层会谈，开启了多轮经贸磋商，最终达成“战术性休战”，关税水平回落至可控范围，双边经贸磋商机制重启。
就在中美经贸关系历经震荡起伏，急需回归正轨之际，新的外交转机再次出现。特朗普于2026年3月25日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将于5月中旬访问中国。这将是他第二个任期以来的首次访华，也是中美关系在经历关税战之后，即将迎来的一个新的关键节点。
这场被推迟又重启的访问，引发了人们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诸多猜想：特朗普此次访华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的下一步走向？中美经贸关系为何会从互补走向结构性竞争？未来的全球经济秩序，将在这场大国博弈中走向何方？面对深刻变革中的全球化，中国的战略选择又是什么？
这些关乎全球经济格局走向的追问，在翟东升教授的新书《缠斗：中美经贸重构与全球经济新秩序》中都可以找到答案。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教授长期深耕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美经贸关系领域，以精准的政策预判与深刻的底层逻辑分析，成为国内少有的兼具学术公信力与大众影响力的战略研究者。他早在2019年便揭示了特朗普关税战的核心动机，准确指出加关税实为填补财政赤字、将推行全球普遍关税。而这些推断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策中逐一兑现，被广大网友誉为“神预言”。
在长期研究中，他立足全球货币体系变革与大国竞争格局，创新性提出“未来起点收入”“金砖币体系”“平行体系”等前瞻性论断，既为理解中美博弈提供清晰框架，也为中国应对全球变局提供系统性思路，兼具学术深度、政策价值与大众传播力。
而在《缠斗：中美经贸重构与全球经济新秩序》这本书中，翟东升教授聚焦贸易与经济平衡、地缘政治、关键矿产等当下全球关注的核心议题，回应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时代关切，系统回答了“中美为何走到这一步”以及“我们该怎么办”等根本性问题。
特朗普的财政算盘：
关税战，也是一笔经济账
要理解中美经贸关系的重构，首先要理解当下特朗普政府对外强硬政策背后的逻辑。
在大众认知中，特朗普发动的这场贸易战似乎是一场纯粹的大国战略博弈。但结合特朗普第二任期上台后所面临的财政困境，这场席卷全球的关税对抗，远非意识形态对抗或地缘遏制所能概述，更像是一场精打细算的交易。
特朗普第二任期面临的财政压力，比第一任期更为严峻。截至2024年底，美国联邦总公共债务突破36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超过124%，而2024财年的债务利息支出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联邦主要支出项。
与此同时，特朗普还要推行新的减税法案——“大而美”法案。这部法案将导致联邦财政每年减少至少4000亿美元收入，未来10年内新增3.4万亿美元财政赤字。
钱从哪里来？成了特朗普必须回答的问题。
正是在这种财政压力的倒逼下，关税重新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核心财政工具。
2025年4月，特朗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宣布对主要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即便按10%的基准关税计算，美国一年也能增加至少30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
根据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2026年初公布的一组测算数据，2025年美国平均法定关税税率从年初的2.6%跃升至年底的13%。这一增幅的背后，正是特朗普以“贸易逆差”为名、行“财政增收”之实的精妙算计。
与此同时，这份数据还显示：2025年1月至8月，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了新增关税的94%；9月至10月，这一比例为92%；11月，这一比例为86%。这意味着加征关税带来的大部分经济负担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本质上是将联邦财政赤字的压力，转嫁到美国消费者和全球贸易伙伴身上。
从自由贸易到美国优先：
美国贸易理念的转变
特朗普关税政策的背后，是美国贸易理念的根本性转变。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自视为自由贸易的旗手，WTO框架下的多边规则被视为全球贸易的基石。但在超级全球化带来的国内分配失衡、产业空心化与政治极化冲击下，自由贸易理念彻底让位于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对等贸易与公平贸易逻辑。
在战后主导全球自由贸易的数十年里，美国凭借美元霸权与技术优势，在多边贸易体系中享受低成本商品与资本收益，默许制造业外迁与贸易逆差扩大，将自由贸易包装为普世价值。
而当中国依托完整产业链与规模优势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持续保持对美贸易顺差，同时在高科技领域实现快速追赶时，美国精英阶层与政治势力普遍将国内失业加剧、中产萎缩、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归咎于全球化与所谓“不公平竞争”，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光环迅速褪色。
从更深层次看，美国贸易理念的转向不仅服务于短期财政增收，更是国内社会结构、产业格局与政治生态的系统性裂变。
超级全球化进程中，美国跨国资本、科技巨头与金融精英攫取了绝大部分收益，而传统制造业工人与中产阶层沦为利益受损者，收入停滞、就业流失、阶层滑落催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与此同时，美国产业空心化持续加剧，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20%降至2024年的约10%，就业人数大幅缩减，与制造环节深度绑定的工程创新、工艺迭代与产业公地持续流失。
即便在科技创新领域保持领先，也面临技术转化能力不足、产业链配套缺失的困境，这让美国精英阶层意识到，过度依赖虚拟经济与全球分工已危及经济安全与产业竞争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技右翼势力快速崛起，马斯克、蒂尔等科技巨头为反对监管、追求技术扩张转而支持特朗普，形成与MAGA派的利益同盟。
前者推动科技去管制与资本扩张，后者诉求制造业回流与就业保护，两者共同推动美国贸易政策走向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而共和党建制派影响力衰退、深层政府与特朗普的权力斗争，进一步加剧政策的短视化与功利化，使得对外经贸政策完全服务于国内财政平衡与选举政治。
中美经贸关系重构，正是美国国内矛盾向外转移的必然结果。
从自由贸易到对等贸易的转向，标志着美国彻底放弃全球化旗手角色，转向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而中美经贸关系的重构，正是这一历史性转折最集中、最激烈的体现，也成为重塑全球经济秩序与国际格局的关键变量。
打不垮的中国制造：
一场被“逼”出来的产业升级
面对美国的关税大棒和科技封锁，中国的应对早已超越了“反制”或“妥协”的二元选择。
要理解中国今天的战略规划，得先看懂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逻辑。那是一段在全球化浪潮中嵌入西方主导体系，又在时代变局中艰难寻求自主的历程。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三外路线”，即外贸、外资、外汇，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经济政策支撑。
通过主动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中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从1990年的不到3%飙升至2012年的20%以上，中国从原材料供应国演变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
然而，这种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和外来技术的模式，也为未来埋下了结构性隐忧：中国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一组UNcomtrade（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20年前后中国进口的高技术中间品中约8%来自美国，医药产业中间品超过20%来自美国，航空航天产业中间品超过50%来自美国。
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爆发后，这个问题暴露无遗。中兴被制裁、华为被断供，产业链“卡脖子”风险从理论预警变为现实冲击。
正是基于对依附性增长的反思，中国在2015年前后主动开启了战略转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
很多人从产业规划的角度理解这份文件，但翟东升教授在书中给出了更深层的解读：它其实体现了中国不甘心永远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要从“规模大但不强”向“质量高、创新强、品牌多”全面转型的国家意志。
图/中国政府网
有趣的是，美西方对《中国制造2025》的过度反应和打压，反而加速了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决心。
翟东升教授在书中有一句犀利的评价：“美西方打压带来的痛感，促使中国政府更加坚决地加快科技自立自强。美西方在过去10年反而加速了《中国制造2025》预言的自我实现。”
看看今天的中国制造，就能理解这句话的分量：
新能源汽车——2025年中国产量超过1662万辆，占全球70%以上，比亚迪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销量冠军；
动力电池——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中国企业占据全球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电池材料占全球供应量的70%；
太阳能光伏——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各环节产量占全球比重均超过80%；
5G通信技术——中国已建成443.9万个5G基站，占全球60%以上……
这种主动转型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它重塑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角色：从单纯的加工组装者，逐步转变为技术输出者和产业生态的组织者。
然而，这种崛起也必然引发既有霸权国家的剧烈反弹。面对日益筑起的“小院高墙”，中国的战略选择进一步升级：从“融入全球化”转向“主场全球化”。
所谓“主场全球化”，核心在于改变过去“借船出海”的被动姿态，转而以自身的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生态和日益增强的技术能力，去主动塑造对外经济关系。
这既包括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RCEP等多边机制，构建“以我为主”的区域合作网络，降低对单一西方市场的过度依赖；也包括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坚持长期主义，以新型举国体制啃下“卡脖子”的硬骨头。
为什么这个转变很重要？因为“市场即权力”。
黄奇帆在推荐序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在中美博弈中，市场是第一性的，是王牌……中国之所以在2025年关税战中敢于斗争，对等反制，成为唯一没让特朗普敲诈成功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市场给的底气。”
换句话说，只要中国市场足够大、足够开放，全球产业链的终端必将指向中国。这时，与中国脱钩就等同于自我惩罚。
世界被撕裂成“平行体系”，中国手握哪张王牌？
中美关系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翟东升教授在书中强调了一个核心判断：中美经贸关系的重构，本质上是全球化进入“深秋”季节的必然产物。
上一轮逆全球化周期从1914年持续到1945年，长达31年，而本轮调整从2008年金融危机算起，不过十几年，矛盾远未充分释放。这意味着，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都将在逆风中前行。
也正因如此，中国不能再幻想回到过去那种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模式，而必须为“平行体系”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
所谓“平行体系”，是指中美两国会在经济、技术和治理模式上形成相互独立但相互影响的体系。
原本超级全球化塑造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全球资本循环体系和世界市场，逐步分裂为以中美各自为核心的“双环流”体系，各自构建技术标准体系、产业生态和消费市场。
当然，这种平行体系并不意味着完全对立，老死不相往来，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依赖和竞争共存。
正如2025年5月13日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后接受CNBC（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所说的：美国意识到必须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会与中国进行“策略性脱钩”，努力在钢材、药品、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供应链不依赖中国。
面对这种长期博弈，中国的战略选择必须超越短期反制或妥协的二元思维，确立一套攻守兼备的长期方略。翟东升教授在书中提出了几个极具前瞻性的战略构想。
第一，重构货币体系，推出“金砖币”。
当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有一个根本性问题——美元是“无锚”的。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发行就没了硬约束，美国可以无限印钞。
这就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美国滥用“铸币税”收割全球财富，二是其他国家辛辛苦苦攒下的外汇储备，可能因为美元贬值而缩水。
翟东升教授提出，中国可以联合金砖国家，推出一种新的超主权储备货币——“金砖币”。这种货币不是凭空发行的，而是锚定一篮子大宗商品（贵金属、农产品、能源等），设定2%的温和通胀目标。这样一来，货币发行就有了“硬锚”，世界各国就有了一个摆脱美元依赖的替代选择。
第二，实施“未来起点收入”计划，扩大内需市场。
核心是由国家向0-35岁的年轻人定期发放资金支持，为35岁以上的人提供一次性的教育或技能培训资助。
钱从哪里来？发国债。
这听起来有点“美国式”的做法。但翟东升教授在书中解释：在无锚货币体系下，本币计价的国债不是债，而是“税”，是对债权持有者征收的一种隐形税收。只要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相匹配，“本币国债多多益善”。
这个计划不仅能提振消费、做大内需市场，还能实现一个更深层的目标：给年轻人一个公平的起点。无论你出身贫寒还是富贵，都能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发展机会。
第三，提升“国家产业链编辑能力”。
面对产业链外迁，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堵”。但翟东升教授的看法不同：与其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引导。
他提出，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不是简单地把产业外包出去，而是抱团出海。链主企业对外投资时，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出海，但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仍保留在国内。同时，通过与友好国家签订长期租借协议，建立海外产业新城，确保外迁的产业链仍在我们的掌控范围之内。
这样一来，既能带动伙伴发展、扩大“朋友圈”，又能巩固自身在高端环节的控制力，最终形成一个“以我为主”的区域经济循环。
放眼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重构注定是一场持久战。
两国在核心利益、技术主导权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博弈，妥协空间极其有限。但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议题上，仍存在有限的合作窗口。
正如翟东升教授在书中所言：“中国不必高调接棒美国扮演全球化的旗手，而是可以在新型全球化中发挥引领作用。”
这种引领，体现在用超大规模市场为全球经济提供增长动能，体现在用“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家搭建发展平台，体现在用“未来起点收入”“金砖币”等制度创新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多元选择。
2026年的今天，世界仍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但有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晰：中国已经不再是全球化浪潮中被动的跟随者，而是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秩序重塑过程中，那个不可或缺的稳定锚与塑造者。
这场缠斗远未结束，但中国手中，已经有了一张足以影响终局的王牌——那就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由14亿人构成的、高质量发展的本土市场。